优化资金配置是关键

李扬 原创 | 2012-01-08 12:1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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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久违了的现象,就是出口顺差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据统计,2011年前11个月,中国贸易顺差仅为1384亿美元,全年顺差可能仅达1500亿美元左右,而出口占GDP的比重就会低于3%。这就是说,在不经意之间,中国就实现了在G20首尔峰会上那19个国家要求我们答应的条件。

  当时,一些国家提出一个所谓“参考性指标”作为协调各国国际收支的框架,指标之一就是要求各国将本国的贸易差额控制在相当于本国GDP的4%以内。由于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在4%以上,并无太大的把握尽快将此降下来并保持,故而没有直接接受。这招来了其余19个国家的非议。目前看,贸易顺差占GDP之比低于3%可能已成趋势。也就是说,与过去30余年相比,出口部门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将明显下落。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这当然不算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的动力在弱化,今后要达到过去30余年平均增速已不那么容易。但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好趋势,因为此后,我们可能迈出坚实的步伐,改变过度依赖国外需求来拉动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外需下降 消费乏力

  外需相对下降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一是国际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恶化。有人认为可能“二次探底”,在我看来,危机始终就没有过去。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着一个长期低迷的国际环境。这对于出口增长显然是一个非常硬的约束。二是国内方面。如众所知,从上世纪末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就已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余年来的大量努力,现在终于初见成效。

  国际环境持续恶化和国内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这两个趋势都会延续。因此,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出口部门的贡献会下降,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有所下降。

  这样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言,能够有把握实施调控的,只有国内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需求。

  为了刺激国内消费,政府也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甚至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看到的结果却并不如意,多年来,国内消费占GDP之比并没有多少变化。2011年,如果扣除物价,实际消费增长率还是下降的。个中原因值得探讨。关键原因应当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寻找。消费是居民的行为,因此国内消费增长须以居民收入增长为前提。但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似乎比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更困难。因此,从长期来看,指望国内的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特别是用它来填补出口增长率下降留下的差额,可能性很小。

  高投资源于高储蓄率

  好在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投资。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长期以来,在论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缺陷的时候,除了诟病出口拉动,还对投资拉动心存疑虑。但是,我们多年来坚持一个看法,即,投资拉动过去是,目前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因为,中国的投资率确乎很高,但是储蓄率比投资率更高。在储蓄率高悬的条件下,若无高投资来吸收这些储蓄的“漏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一轮一轮地收缩。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高投资现象持续如此之久,虽经持续、高强度的调控而不见稍降,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敬畏。更何况,长达二十几年高投资支撑下的高增长,似乎并没有显示出严重的不可持续性。

  简言之,中国的高投资其实是被动地由高储蓄决定的。因之,欲降低投资率,首先必须降低储蓄率。而储蓄率之高,不仅归因于消费率过低这一由国民收入分配扭曲等复杂因素所决定的长期现象,而且归因于延续甚久的人口红利、城市化、历史传统等同样复杂的深层次因素。所有这些,都不是短期内所能改变的。

  结论很清楚:如果2012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难以依赖出口,而国内消费需求又很稳定,那么,经济增长仍须依赖投资。特别是遇到类如2009年那样的紧急情况时,惟一可操作的只能是投资。我想,这是被中国经济发展三十余年所证明的一个基本道理。

  纠正三大扭曲

  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仍在继续,城市化正处于中期阶段,信息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方兴未艾,投资需求十分旺盛;另一方面,长期持续的高储蓄,为投资准备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这种总需求(投资)和总供给(储蓄)基本对应的格局下,主要风险在哪里呢?我以为,风险存在于资本结构和资金配置格局上。目前的资金配置机制中严重存在着三个扭曲,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政府掌控过多;就资本结构而言,权益性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在资金配置的纵向结构上,中央集中过多。

  其一,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政府在资金配置规模和权力方面,明显比市场占优。这不仅表现在政府通过各种税费渠道直接集中了大量资金,并运用财政支出手段进行投资,还表现在政府通过行政权力事实上控制着市场化资金的配置格局方面。这种格局的弊端,不仅是弱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得风险过度向政府集中。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正是政府过多掌控投资资金配置权力的必然结果。

  其二,众所周知,30余年来,工业化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工业化带动下,城市化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发展至今,中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与此相关的投资将渐趋式微。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正高速发展着。这意味着,今后的投资将越来越多地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

  从发展角度分析,工业化主导以及城市化和信息化主导,虽然都需要投资,但对资本结构的要求却是不同的。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居民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规模巨大、期限更长,因而不确定性更大、且商业可持续性难以保证。至于信息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则具有风险投资的性质。

  总之,面对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投资,需要发达的资本市场来提供更多的权益性资金,这不仅为保证资金供应的稳定性所必需,而且为分散风险所必要。目前的金融结构显然难以适应这种资金的需求结构。资金主要集中在银行,银行只能发放贷款,贷款在借款人和投资项目那里就是债务,而债务过高即是杠杆率过高,杠杆率过高正是此次危机的金融根源。这个问题如果在过去可以不以为然的话,此次危机则给了我们当头棒喝。如果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来为城市化和信息化提供资金,或者资金来源不足,或者期限错配问题趋向恶化,或者导致杠杆率上升。这些现象,均是金融风险的渊薮。

  其三,如果确认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以城市化为主基调,主要的投资就会发生在地方层面。但是,就资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配置格局而论,中央政府显然掌握着主要的资源;财政资金如此,金融资源亦然。这种事权和财权的错配,必然导致地方政府想法设法截留和套取资金。历史上,地方政府节流和套取资金的方法层出不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先是无节制、无规则地减免税收;继而是无限制卖地;地方融资平台则始终构成其资金来源,金融危机使之更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成为危机以来地方政府截留和套取资金的主要手段。

  上述三类问题构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风险来源。鉴于这些问题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显然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

  为了扭转投资资金配置过程中政府掌控过多的错配结构,显然需要再次确认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真正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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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中国金融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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