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羊浩劫血色青春
——知青生活琐忆
按：四维居士罗树生老师的《红羊浩劫血色青春——知青生活琐忆》，不仅情文并茂，而且振聋发聩。此文已经载入《新化文史》第22辑，书名《难忘的岁月》。现特与转载，希望大家能了解特殊年代“知青”那段血泪凝成的历史。
我们在人生的沼泽里挣扎，
我们在绿色的地狱里呻吟。
黑夜啊，你何时消失？
春光啊，你何日降临？
——（罗树生《求索集·知识青年之歌》。中华诗词出版社）
“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组织大量城市知青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它是特殊历史时代的荒唐产物，是两千余万知青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是一部知青血泪史（凋谢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69个鲜活生命和海南晨星农场过早凋谢的22个鲜活生命就是最好的佐证）！有史以来，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痛的代价。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大串联”和“武斗”使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工厂陷入瘫痪。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继续停产，社会震荡和混乱无以复加，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该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中国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达1623万人（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计2200余万），占城市总人口十分之一，且多为城市精英。这是人类现代史上最大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强迫性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亦借此达到解散了由他发起、尾大不掉的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造成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导致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简直遗祸无穷！
在下放的知青中，受苦最大的要数“出身“黑五类”及“二十一种人”家庭的子女。自灭绝人性的“血统论”兴起后，他们在城市里已无法安身，被下放以后，他们成了比当时最底层的农民还要低一级的“副农民”，没有招生、招工、参军、入党、转干的资格。他们播种的是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收获的却是绝望和赤贫。这锥心的疼痛，又岂是那些 “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把下放当做“镀金”的“红五类”子弟所能感受到的！
70年代后期，知青们进行了大规模的请愿、罢工、卧轨、绝食等以死相搏的抗争。如云南西双版纳几十万知青代表用鲜血书成的“不回城，毋宁死”，代表着整个知青强烈要求回城的愿望。数千万人的青春代价，终究证明了这是一场错误的实践。迫使政府不得不终止这一荒唐的运动，让下放知青返城。 邓小平在1978年提到此事时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总之，这场运动至少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真是不堪回首！
但是，近年来，突然出现了一股纪念“再教育”指示发表40周年的狂潮。那些靠下乡“镀金”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给自已的青春抹上一道亮丽的光环来意淫。硬要代表广大知青的意志，鹦鹉学舌般地喊着“青春无悔”的口号。完全忽视了那些过早凋谢的鲜活生命，忽视了在“再教育”的泥潭里摸爬滚打十余年，却一贫如洗的真正知青，忽视了那些为了招工返城忍辱失去童真的少女，把当年知青们的锥心之痛美化为“岁月甘泉”，真是恬不知耻！
杭州知青女作家张抗抗说过：“30年前那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在1998年时竟然搞成了一场热闹的纪念活动！我宁可不当这个作家，也不愿意当知青！”
是的，那段历史造成的伤痛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些因下放而失去了继续学习机会的时代弃儿，现在又首当其冲地成了下岗队伍的主流。真正的知青们又怎么能够忘记那段用血泪凝聚的青春噩梦，又怎能忘记西双版纳那些为知青回家作出贡献和牺牲的人！
作家野夫在《留将燧火好传薪——独立中文笔会2010自由写作奖获奖致辞》中痛心地感慨：：“许多年来，我们习惯了在这样一种虚伪、怯懦甚至卑鄙的语境中成长……我们鲜有怀怒警告暴君的作家，却盛产含泪劝告草民的阉竖……”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只有认清历史，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历史必须由亲历者将其细节保存下来……没有细节的历史是苍白的，起不到警示作用。”（古国柱 ：《永不消失的绝唱——怀念晨星农场1970.10.17遇难的农友·代序》）如果让那些置身事外、专靠阿谀谄媚的犬儒们来写这段历史，除了歌功颂德，肯定不知所云！看来，这部知青史，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来书写了。
我自1969年16岁下放，至1979年返城，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我的遭遇或许比其他知青好得多，但终究将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青春献给了“大有作为”的农村。本文特把自己十年间的经历真实地展示出来，以飨读者。
二 别离
折桂蟾宫志未酬，
纵然觅得纯均剑，
1969年暮春，我的老家——风雨飘摇的上梅古城。惊天霹雳从空而降：在医院工作、已经56岁的父亲，被通知“光荣”地下放了。而且，这种光荣还“恩及”到他的妻儿——我的母亲、我12岁的弟弟和16岁的我。
此前，我家下放农村的已有三姊妹：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省重点中学读书的三姐；全县高中统考夺魁的三哥；同样成绩优异，因学校停止招生，初中毕业无法升学的四哥。在全国所有初、高中毕业的“老三届”都被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荒唐运动中，我知道自己是无法逃脱的，故早就做好了下乡的准备。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父亲、母亲和弟弟也无法幸免。
父亲的一生极其坎坷。他天资聪颖，少年时，便被当时本县三大秀才之一的周勺衫先生誉为神童。不意祖父早逝，父亲作为长子，15岁就不得不忍痛放弃学业，挑起沉重的家庭生活担子。由于勤俭持家，敬老尊贤，被人们视为孝悌典范。建政后，父亲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因成绩突出，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工商联行业主任，任花纱布公司（县百货公司前身）经理。父亲原有鸿鹄之志，秉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宗旨刻苦学医，治好过不少疑难杂症。在1954年首批医生执业考试时获得第一名。上面想调他去当医生，给他两种选择：进修后去省医院或在本县创办中医院。为兼顾家庭，父亲选择了后者。父亲医术高超，救人无数，赢得了广大病友的信赖，以致求治者络绎不绝。然而，高超的医术，敬业的精神不仅未给父亲带来福音，反而给他带来了厄运：一个曾经向父亲参过师，与他一起创办医院的卑鄙小人（父亲负责业务，此人负责行政），因妒忌父亲的医术，竟然在反右运动中企图把父亲打成右派。由于父亲群众基础相当好而躲过了这一关，但在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中，父亲还是没能逃过“右倾”的“桂冠”，被取消人民代表资格，并调去其他医院……
现在，我终于彻底地明白了：在这个奸邪当道、鄙夷知识的国度，在这个真理被谎言取代的社会，在这个举国疯狂、群魔乱舞的史无前例时代，像父亲这样正直善良的人，是注定要成为奸恶之辈神坛上的祭品的。
临别那天，雷鸣电闪，风雨交加，上天似乎在为这人间的不平而震怒！一大早，街道派来为我们搬家的汽车停在了巷子的入口处。我们先天晚上就已把衣物家俱等打包归类了，全家老幼一齐动手，不一会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了车。街坊邻里纷纷赶来送行，居民组长戴伯母手拿一大包东西，抓住母亲的手紧紧握了握，大声对母亲说：“老妹子，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了，彼此没有说过半句重话，实在舍不得你走。我们都知道你和罗医生是好人，是天大的好人！孩子们都是些很争气的孩子，他们不仅个个成绩优异，而且非常有礼貌，在我们街道里，谁不羡慕你们家的孩子，等你们在乡下安顿好了，我会约几个人去看你们的。”说着说着，她眼睛发红起来，赶紧转过身去擦了擦眼睛，又转身叮嘱我们说，“你们几兄弟都是些懂事理的孩子，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让父母亲受气。有什么事上城，就来我家吃饭。”说着把手里拿着的那大包东西往汽车上一塞。其他邻里也都含着泪水向我们挥手告别。
汽车开动了，凄风苦雨中，我怀着悲愤填膺的心情，想到正直善良的父亲受到的无情迫害，想到我们这些年少单纯的兄弟们受到的无辜株连，突然灵感触动，写下了现在看来根本不能称之为诗的“诗”来。由于这是我的第一首诗，并且最能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故录之于下：
腥云滚滚天地暗，
平地风波连天起，
亲友分离肠绞断，
梅城窃窃思逐客，
苍天更是痴情甚，
三 安家
他乡夜，玉兔又西斜。蛙鼓声声惊噩梦，阴风阵阵透窗纱。逐客已无家。
——调寄忆江南·惊梦
我们这次下放的地方是距县城二十余里的汝溪公社鼎溪大队。是去年下放到该地的三哥联系好的。据三哥说：这个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千余人口，其中有四个队都是青一色的罗姓。这里的宗族观念相当强，听说本族人要来这里，他们都表示非常欢迎。
三哥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车到鼎溪时，正好雨停风驻，我见到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带着十几个强壮劳力等侯在那里。三哥介绍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鼎溪大队第六生产队的队长罗应庭，是他组织这些人为我们搬家的。这时，应庭队长和我们未来的房东庆四老伯快步走上前来说：“欢迎你们来鼎溪安家落户！”接着，应庭又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罗医生，家门百代不疏，你到我们本姓这里来安家，眉毛都要长三寸。放心吧，到了这里，你们就是我们自己人了，以后没有人敢欺负你们的。父亲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连声说：“谢谢！谢谢！”
公路离村子有两里多路，但有这么多人，一个多小时就把全部家当搬完了。母亲一边张罗着拿出糖果来招待大家，一边又和房东庆四婶娘商量着要煮饭请大家吃。罗义庭赶紧对母亲说：“罗伯伯（当地人习惯喊伯母叫伯伯），您千万不要这么说，你们初来乍到，忙都忙不过来呢，我们昨天就商量好了，今天替你们搬家的人，由队里统一记半天工分。”说完领着那些人赶紧走了。
多么质朴的语言，多么诚挚的乡亲们！自打“文化革命”开始，整个世道都变了。为防别人告密，邻里、亲友、老师、同学之间简直成了陌路人。不管任何场合，都是紧绷着脸，说起话来，先是装腔作势地用一口棒棒腔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实在让人恶心！真想不到，在这个偏远的农村，这些从不相识的农民，让我感到了久违的赤诚。
第二天下午，大队支书罗富生来看我们了。据房东庆四婶娘说，这位支书还是公社党委委员，是汝溪公社头号红牌支书。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有些地方的支书俨然就是土皇帝。富生支书当时很年轻，只有二十八岁，举止虽然威风十足，但说起话来又让人感到平易近人。他不象那些土皇帝，喜欢在社员面前装腔作势。我们全然没有料到他会到我们这个从城里清洗下放的人家来。母亲忙请支书屋里坐,并拿出点心来招待。支书很得体地以领导者的姿态和口气问父母亲来到这里适应不？有什么困难？寒喧过后，支书马上切入正题。他向父亲重述了一遍当时向我三哥联系下放时许诺为父亲办医疗点的话，并谈了他的设想。他问父亲要做些什么准备，需要多少资金。父亲拿出纸和笔来开了一个清单。支书看后说比他原来估计的要简单，明天就安排木工做药架子，要父亲到大队部去现场指导。接着又问医疗点要多少人手。父亲说给他配一名助手就行，但这个助手要比较全面，既要搞调剂，又要兼采购，还得会注射。支书说这与大队的几位领导不谋而合，大家想到一块来了，这个助手的人选已经定好了。父亲问是谁？支书指指我三哥说，还能有谁？就你们父子俩了。三哥一下愣住了，父亲说这哪行，你们还是另外找一个吧。
支书说，一时到哪去找呢，我们了解过，澍新学过畜牧兽医，有基础，文化程度高，又聪明好学，祖传父教的，唯有他最合适。您老不要急，这事就这么定下了，一个月后开业。说话间，已到了吃晚饭时分，母亲试探着问：支书，若你不嫌弃，就请在我家吃顿便饭吧？支书爽快地一口答应了。
这更出乎我们的意料。说实话，在那左祸横行的年代，虽然父亲是民主人士而不是地主分子，但世袭着祖母“工商业地主”的桂冠（按土改政策：工商地主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受管制，但仍属于剥削阶级）。在那个灭绝人性的年代，政府每每动员剥削阶级的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在外地工作的子女，有的连回家探亲都不敢，亲友们都因怕冠上“阶级立场不稳”的桂冠而不敢往来，一般干部更是不敢到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去随便走动的，遑论来吃饭了。支书如此爽快地答应，全家人都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吃饭时，支书饶有趣味地说，你们全家到我们这里来安家，可为我们罗姓增添了不少光彩呢。我赶紧插话说，支书，瞧你说的，我们家倒是给你们这里添了不少麻烦。支书说，添什么麻烦？你们是自己养活自己。我的意思是，你们家是书香门第，知识分子家庭，光大学生就有好几个，这不是罗姓的光彩吗？我们这里文盲居多，全大队仅一个高中毕业生和两个初中毕业生，我本人斗大的字就不识几个。庆四婶站在一边插话说，支书你这是说笑话，谁不知道你在全公社的几个支书中是水平最高的，你做起报告来滔滔不绝，滴水不漏，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公社干部都比不上你。支书对庆四婶眨一下眼：四婶子你别胡说，我有什么水平？我识得几个字？像我这样1078学校的大老粗，怎能跟他们这些真正有学问的人相比？我好奇地问，什么是1078学校？支书说，1就是扁担，0是斗笠，7是锄头，8是箩筐。支书的话逗得我们一家人哈哈大笑。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筹备，医疗点终于因陋就简开业了。父亲和三哥去医疗点上班，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我每天去队里出工。一家人就暂时这么安顿下来。
在鼎溪居住了几个月后，我们发现当地人确实很淳朴，完全没有把我们当外人或出身不好的人看待，这倒是我们原来未曾料到的。不久，下放在冷水江市周头水库的四哥也转来鼎溪了。全家人合计，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长期挤住在庆四伯家也不是个办法，必须有自己的家。于是，母亲就动了建房子的念头。当时那一带都流行盖土砖房子，若计划得当，有二千多元就可应付了。我们全家大小有一千二百多元的下放安家费，在外工作的哥哥姐姐也可寄点钱回来，盖一栋土砖房子是不会成问题的。
三哥的同学邹玉初听说我们要建房，也赶来热心帮忙，在他家乡给我们买到了五个立方当时最紧俏的计划内木材。队里的人亦按当地的风俗，给我们义务帮忙，除了三餐饭菜，分文不收。几个月后，我们家的简易土砖房就建成了。
四 宗族
我下放到鼎溪的第二天清早就开始出工了。
第一天的工作是和十多个社员去挑塘泥，挖塘泥的是队长的媳妇肖细红，她只给我上了大半担。看到其他社员的担子都上得比我的满，便让他们给我上满。肖细红说：“我看你年纪太小，加之身材清瘦，怕你挑不起才没给你上满的，既然你要像他们大人一样，那就试试吧，可别太累了。”我说：“我都快十七了，难道还不是大人？”其实，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虽然是城里人，但家中兄弟姊妹众多，且多在上学，家庭经济相当困难，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从上小学开始，学费都是靠自己做苦力，如;挑煤、挑红砖等挣来的，我十五岁时，便已能挑200多斤了。其他社员见我主动要求挑重担，都停止了劳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记工员罗彦生更是干脆放下肩上的担子，帮我把塘泥上得满满的。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很不自在，便低头挑起担子飞跑起来。整个早上，我来回挑了二十多担，我暗中观察了其他社员一下，大多数人只挑了六、七担，还有几个人只挑了一、两担。我当时心想：也许他们是只顾看我这个新来的人，忘记自己的工作了。后来我才明白，几乎所有地方的社员给“公家”干活，都是这样“磨洋工”的。
当天晚上记工分，队长给我的底分是10分，也就是说，今后我的工分和生产队的精壮劳动力一样了。事后队长对我说，我们大队去年就来了十多个下放青年，但大多不会劳动，他们的底分最多才七分，女知青大多为五分；而本地社员和我同龄的，底分也只有七分。我正诧异，队长又告诉我，你的个子比他们高了一头，体力也比他们大很多，更重要的是你舍得卖力，既然我把你们当做自己人了，就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劳动一段时期后，和社员们有了充分的接触，我对鼎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是一个丘陵地带，没有高山，也没有大河，放眼所见，都是一些黄茅小山丘，稀稀拉拉地长了一些不成林的小杉树和松树。听老乡们说，这里原来古木参天，村口有几棵几人合抱的大樟树，只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将整片整片的松林全毁了。说起这事，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唏嘘不已。
不过，地方虽不秀美，但民风却像桃花源的秦人村一样，相当淳朴。这里的人们讲究“眼见为实”，很难被“上纲上线”的口号洗脑，就连这场举国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处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比如：当时正是“血统论”盛行的年代，在其他地方，都将“黑五类”的门槛上贴上“老老实实生产，规规矩矩守法”的对联，横批则是“向贫下中农投降”，五类分子的背上还要背一块上书“五类分子”的白布。这个大队却见不到这类严重侮辱人格的东西，我原以为当地没有五类分子，便问队长。得到的回答是：“怎么没有，刚我们队里就有两户，只是谁也不愿意干这种让人戳背心的缺德事！”说到这里，应庭似乎意犹未尽，“都是一个祖宗发下来的，见了面不是叫阿叔就是叫阿公的，不就凭着省吃俭用多买了几亩地而已，何苦这样难为他们。不过，为这事，支书没在公社少挨批评，他原准备松口了，见我们一致地顶着，支书也没有办法了，便让公社下来做工作。公社干部招来大、小队干部及贫农组长，软硬兼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与会人员竟然没有一个同意这种行为。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此外，这里还有不少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其一是家家习武，民国时甚至有人在贵州比武打擂台获得过冠军。据说，老一辈的人常去贵州做生意，沿途遇到土匪时都对着干，几乎每个人都打赢过土匪，以致土匪们打听到有湖南罗姓商人时便自动退避。在土匪最猖獗的时候，鼎溪周围的村子都遭到过洗劫，但没有哪股土匪敢来此处。其二是非常重视修桥铺路。以往，每年正月，别处的人都去走亲戚，或者打牌赌博，但这里有个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赌博，走亲戚不得超过三天（包括新婚夫妇）。在家七岁以上的男丁，早晚一律由族里有功夫的人指导练武，白天则不论男女，一律修桥铺路。前面说过，这里的宗族意识相当强烈，故上述两件事都是由德高望重的族老主持的，即使支书、队长也得听族老的（这也是支书不敢违背族规迫害五类分子的原因）。不过，族里还有许多非常严格的规定：一，武功传男不传女，故女子一律不许练武功；二，家族分为长房、二房、三房……由于各房的武功都不尽相同，故都是关起门来独自修炼，互不交流，外姓人等一律不准参加。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虽然姓罗，但不是鼎溪这一支的，不属于任何一个房下，没想到，各房的族老都同意我们在其房下练武。这样，我们享受到了当地任何一房都无法得到的“特别待遇”，即可以到任何一个房下学武（此种谬习后来被我学成后打破，为提高该地武术综合技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鼎溪也有不少恶俗，但我更愿隐恶扬善，必要时，将在相关章节提及。
我当时虽然只有十多岁，但从小受到父母 “大丈夫受人点滴之恩，必当报以涌泉” 的教诲，心里思量：既然这里的人们把我们当做亲人，我们也要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今后一有机会，必须予以回报。
后来，在秋收的关键时候，队里的打谷机滚筒不慎沉入水库时，我在水压箍得耳朵阵阵刺痛的情况下，在水库中整整找了一个下午，终于把打谷机滚筒找到；在寒风刺骨、路面结冰的时候，生产队的水库涵洞水下部分被堵塞，队里指望把水库里的鱼卖掉来购买过年物资和明年的化肥农药而一筹莫展时，我毫不犹豫地潜入水中，几经周折，终于把涵洞炸掉，解了队里的燃眉之急，自己却病了一个星期；在我当上赤脚医生后，废寝忘食地学习业务，社员有病时，不分昼夜，随喊随到，都是秉着这种感恩回报的心里去做的。
五 折腾
病夫治国昼长昏，
遍野哀鸿犹自诩，
我们当初选择鼎溪作为下乡插队之地，最主要的原因是听说鼎溪是全公社最有名的余粮大队，据说那里人均有一亩五分的耕地，每年要卖五万多斤余粮。凡经历过苦日子后幸存的人们，对大饥荒都会心有余悸，“温饱”是当时人们最切身的问题。
后来我才明白：在谎言盛行的时代，特别是经历了“放卫星”洗礼后，纸上的东西和耳闻的事情往往与事实相反。有天府之国之誉的四川，一直是国家的“粮库”，在大饥荒时期，正好由大跃进中“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李井泉主政，他们卖的“余粮”，比一般省份多上几倍。然而，整个大饥荒中，该省饿死的人数竟居全国之首，达1250万【《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鼎溪正好遇上类似的人物当支书，他们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了。
我们刚下放到鼎溪时，当地农民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富足，但粗茶淡饭也还勉强能够维持。自1969年开始，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各地的普遍推广，鼎溪人民的厄运就开始了。那个年轻的大队支书想来个一鸣惊人，率先在鼎溪搞起了所谓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样板，公社亦派出工作组进驻鼎溪。这些完全不懂农活的“钦差大人”，打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旗帜，不顾客观规律大搞一刀切。几经折腾，尽管社员们起早摸黑拼命干活，连过年也只放半天假，平均口粮却由原来的400多斤下降到200多斤（以稻谷计），工价由原来的3角2分下降到1角2分，最低的一年工价只有八分钱。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辛辛苦苦地劳动一年，所挣竟然不到三十元，除掉所分口粮的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现在50岁以上的人对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虽是记忆犹新，但城市的人未必了解六、七十年代全国性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村造成的劫难。那次运动尽管没有象过苦日子那样饿死那么多人，但那些勤劳朴实、忍辱负重的农民们也几近被折腾到了死亡的边缘。真想不到，那些毫无头脑、对上面指示惟命是从的公社干部们，竟然对大跃进、大饥荒的惨痛教训熟视无睹，置社员的疾苦不闻不问，在运动中使出的伎俩与五八年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八年那一套全使出来了，五八年没有的招数也挖空心思提出来了。比着看谁的招数狠，谁就最革命化。什么稻套棉、旱地育秧，100%双季稻化……总之，歪招损招层出不穷。
举例说明一下这些歪招的危害。鼎溪地处偏远乡村，田土多为酸性瘠薄黏土，这种土壤潮湿时板结成块，干燥时粘结成团，不论晴雨，耕种时极其费时费力，即使按以往的方法耕种，人均一亩五分田的社员尚且忙不过来。现在突然要将所有的农田由原来的单季稻植双季稻，如果在五月一日前完不成任务，要将大队领导和各生产小队长送去公社斗争。这样的瞎指挥，权且抛开那三分之一完全靠天、没有水利灌溉的农田不说，单以当地的气候、人力及当时的经济条件（没钱买薄膜盖秧苗，无钱购化肥农药等），就无法种双季稻。当然，妄图人定胜天的科盲们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尽管社员们坚决反对，他们还是强迫社员过早地播种了。寒潮到来时，他们竟然将当地少得可怜的树全部砍掉，将社员家里的大小鼎锅拿来烧热水灌田，甚至要求社员将家里的棉被遮盖秧苗。结果，除了播下的种子全部冻死外，还赔上了好不容易培植起来的树木和社员们的不少棉被。
如果到此而止，过一段时间补种中稻（中稻的产量比早稻高得多），也算知难而退。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良知，那是再也无药可救了的。为了迎合上级领导，他们哪里会管社员的死活！
寒潮刚过，他们再次强迫播种，有社员提出异议，立即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捆绑游斗。从此，社员们的不满只好藏在心里了。秧苗还没出齐，他们又出新招——带土移栽。此招如果用在田土不多，劳动力充足，农田距秧田不远的地方，也许还说得过去。但鼎溪山地多，有的农田距秧田有五里山路，一天能运输多少秧苗？季节不等人，尽管耽误了其他的所有农活，到五·一时，才完成了不足四分之一的任务。不过，这倒不打紧，五月一日这天，支书和工作组带领几个大队干部，敲锣打鼓地到公社报喜：“鼎溪大队干群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负重托，如期插完全部早稻”。第二天，全公社社员的广播里反复播放着鼎溪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奇迹，结果，不出几天，全社所有大队都出现了“奇迹”。实际上，一直到五月底，才完成上面布置任务的三分之二，余下的农田，因误了农时，只好闲置。当然，工作队通过各生产队队长给社员传话说：“根据上面精神，闲置土地是犯法的，我知道你们尽力了，不予追究，如果谁泄露了机密，别怪我们事先没打招呼，公社的牢房在等着他。”
俗话说：“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农业生产是环环紧扣的。过早播出的稻种被冻坏，重新补播的种子又误了农时，加上反复犯重工，劳动力跟不上来，致使秧苗不能及时插上，还耽误了插红薯、种豆子、收麦子等其他农活。这还不算，更令人心痛的是，为了按要求在八·一前插完晚稻，那些早稻还在灌浆时，他们又强令收割。由于抢早插晚的工作量太大，只好把社员们当做劳动机器，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晚上还要出晚工至半夜。这时正逢盛暑，疟疾流行，过长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任铁打的金刚也受不了，双抢不到一周，劳动力已病倒了不少，晚稻全部插完时，已经八月底了。迟插的晚稻扬花时，不可避免地要碰上寒露风，结果，收获的几乎都是空壳的秕谷。就这样，社员们流尽了汗水，得到的是早、晚稻和所有农作物的严重减产。
为了整治农民，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旗号下，甚至连社员们房前屋后零星种植的瓜菜也被踏平一扫而光，而且每蔸还要罚5—10斤粮食。五八年大跃进时，公社干部们惯常用的方法是强迫命令。这时他们又多了一件尚方宝剑——“大抓阶级斗争！”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既简单又最具威力。动不动就给你扣上阶级敌人的大帽子。公社和大队开会时，照例要先学几段毛主席语录：路线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工作不顺手或粮食减了产，不去找自身的主观原因，都一概归究到阶级敌人破坏上，那早已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四类”分子，自然成了干部们瞎指挥的替罪羊，又被揪出来当斗争的活靶子。
六 饥荒
日月无光天地昏，
邻家粮尽炊烟杳，
虽然粮食严重减产，但公粮和余粮却一粒也不能少。社员们看着刚刚收完稻谷后仓库内所剩无几的粮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忍不住长吁短叹，悲从中来。
我们下放的第三年，是鼎溪的乡亲们最难熬的一年。那年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又是春耕大忙的时候，我们生产队有几户人家已经断炊了。就是劳动力足，家境略好的也是汤汤水水，蔬菜和着粗糠在勉强捱日子。眼看着地里头的小麦已开始抽穗灌浆，马铃薯也开始长出指头大的小块茎，再熬上十天半月，就有救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四月下旬，一场罕见的冰雹席卷了公社全境，仅仅十几分钟的光景，所有的农作务全毁了，大地一片狼藉，开水烫过似的田地里，只剩下些孤零零的植物茎杆在寒风中抖擞。这下可要了大家的命了。本已一脸菜色的男人们的脸变得死灰死灰的，妇女们则面对着那些残枝败叶嚎啕痛哭。
我们的邻居，特困户罗村生家里再也找不到一粒粮食了，便采了一些野菜，拌上一些喂猪的牛皮菜，先用开水烫一下，由于家里没盐（油是不敢奢望的），便到我家要了些盐，想放在野菜里调一下味，他走回家一看，那些淡菜已被家人抢吃一光。另一特困户罗奇善家里本已断了几天炊了，他老婆不忍心看到几个儿女忍饥挨饿的样子，便拿起一根绳子走进房里上吊了。幸亏那是根发霉的绳子，否则，她身后留下的那几个孩子真不堪设想。
一连几天，队里能出工的社员越来越少，惊动了驻队干部。为了不至于像大饥荒那样出人命，大队组织了搜家队，挨家挨户搜查粮食。纵使在此种严峻的情况下，工作组还是不能放弃对社员的折腾。在搜粮食的同时，社员家里所有能卖钱的农副产品，都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收到了大队部付之一炬。搜索结果，全大队最好的人家也只有担把谷子，两担红薯米，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无法度过这个春荒。
看到张张绝望的面孔，驻队干部不得不安慰说：大家不要急，遇到这样的天灾，国家一定会救济的。社员们都眼巴巴地盼着赶往公社参加紧急会议的生产队长带回好消息。天黑时分，应庭队长垂头丧气地赶了回来。告诉大家说：别指望国家救济了，公社王书记已在电话中向县委表了态。拒绝接受已安排给我们公社的17万斤救济粮，说是我们汝溪人民要学习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生产自救，决不要国家一分钱，一粒粮的救济。大家一听发了愣，随即妇女们爆发出一片恸哭声，男人们则骂开了娘，连一向老成持重的蹲点干部刘秘书也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哭也好，骂也罢，既然公社书记已郑重向县委表了态，已无任何转机，男女老少只有挨饿的份了。幸亏连夜赶到县里的地委工作组在听了县委的汇报后，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于第二天早饭时分赶到我们公社的对江大队，随便抽查了十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竟发现十户中有八户锅里煮的都是平常畏猪的橄榄萝卜，看不到几颗米粒，有两户完全断了炊。工作组的人问：你们平常就吃这些东西吗？吃饭的人回答道：恐怕过几天连这橄榄萝卜都冒得吃了，我们种的粮食大多交给了国家，原指望地里的春季作物来度饥荒的，现在又被天收去了。看到当地农民愁苦的面容，工作组自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听说工作组的领导铁青着脸什么话也没说，当即驱车赶到公社，将那个不顾全公社农民死活，一心只想自己出风头升官的王书记好一顿训斥，随即将17万斤救济粮增加到25万斤。汝溪公社的老老少少才总算迈过了那一道难关。
看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样板在现实面前遭到如此惨败，新来的公社书记刘道祥不得不恢复原来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核算方法。不过，蹲点干部还是照样瞎指挥，干预社员们因地制宜耕种的自由。
此前，我完全弄不明白，不懂农业知识的人，为什么要强迫农民违背客观条件，舍弃千百年来积累的耕种经验，去盲目逆天行事。
和驻队干部刘秘书交往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便私下和他进行了一次详谈。我说：“我地田多人少，土地瘠薄，靠天下雨才能耕种的干田较多，加之气候恶劣，按原来种一季中稻尚且忙不过来，现在全部种双季稻，根本赶不上季节，其结果是两季的投入（如种子、农药、肥料、工时）比种一季多出一倍，而两季的收获加起来比一季要少，何苦要这么瞎折腾？”
想不到刘秘书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好歹当了几年乡干部，对农活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你以为你说的那些我不知道？”沉默有顷，刘秘书才接着说，“你可知道，我六十年代初就在县委工作了，为什么工作了这么多年，反而被贬到这个公社当秘书？”
我正想问为什么，刘秘书却自己说出了结果：“因为我看待事物比较客观，不会完全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而当今走红的领导，是越左越好，都得像应声虫一样，不论对错，一切照上面的指示执行。我初参加工作时，听说农村饿死了不少人，便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想寻求解决的办法。通过几个月的调查，我终于发现，……（为了节省篇幅，放卫星、炼钢铁等大家早已知悉的原因就不说了）要想摆脱困境，只有将田土承包到户，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然而，这样严重的问题，不要说执行，就是提出来也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因此，我没敢写调查报告，只是私下里和抓农村工作的县委刘书记说了一下，刘书记听完马上告诉我：‘此事千万不要和别人提起’。1962年，刘少奇的经济政策‘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精神下达，刘书记便叫我带领县委工作组下乡实施。社员们干劲那叫一个足呀，不论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扑在田里。插秧、施肥、锄草，干再多也不觉得累。各家还铆足了劲，互相比着，看谁家稻子长得壮。 这年秋天，农户们收上第一季属于自己的庄稼，真可以说是几十年来的特大丰收。社员们不仅交足了规定的公粮，还主动卖了不少余粮。真想不到，包产到户以来，仅仅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农民的生活就彻底地改变了！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政策就变了，土地再度被收回。我也被办学习班写检查，两年后又将我下放到这个公社‘重新做人’。从此，农民们刚刚被调动的热情一落千丈。社员们劳动时磨洋工的现象，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我原来根本不理解，为什么生产队出工时，往往我挑了十多担，有的人只挑了一、两担，但从来不觉得不好意思？我更无法理解，有时一块一个人一下午就能挖完的地，为什么十多个劳动力要一天才能挖完？听了刘秘书的叙述，我才知道社员们“公私分明”的由来。
“我也知道，”刘秘书今天似乎打开了话匣子，“中稻生长期长，日照充沛，产量比较高。而种双季稻却不一样，早稻如果过早播种，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寒潮，结果将种子冻死；如果播种迟了，则无法赶上季节；而晚稻则必须等收割了早稻才能插秧，如果超过八·一，扬花时肯定会碰上寒露风而无法灌浆，以致连种子都收不回。为了种双季稻之事，我将这些道理向上级汇报过不止一次，但得到的答复是：‘人定胜天’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种双季稻是新生事物，你可要站稳立场，千万莫再犯路线错误啊！”
至此，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关心贫下中农，完全是纸上的口号！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头上的乌纱！他们明明知道，根据当地的情况种双季稻必然会事半工倍，为了迎合那些好大喜功的“上面”，纵然再次出现大饥荒那样的情况也是在所不惜的！
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后，队长召开了队委会成员（我是队里的出纳）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今后不再饿死人，我们必须瞒着驻队干部，在几个偏僻的山冲里种中稻，如果万一被发现了，由队长和贫协组长去坐公社的土牢房，其余的人帮助照顾家属。
现在的人可能根本无法理解，当时的农民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在自己的地里种庄稼，竟然要像地下工作者那样召开秘密会议，并且还要做好被斗争，被坐牢的准备，真是荒唐之至！
七 行医
坎坷生涯坷坎程，
杏林逐鹿原无意，
不齿狂魔超夏桀，
浩然正气存肝胆，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全国形势发生了转变。1972年4月，《人民日报》在周恩来授意下，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对文革中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的事实，重申了干部政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根据这一精神，父亲被落实政策复职，母亲和弟弟也随着返城，父亲在医疗点的工作便全部由三哥接替。
我们家原本不敢奢望会有招工招到我们名下的一天，心想这一辈子就只能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混下去了。不料1972年底，金竹山煤矿在我们公社招工，并且省里硬性规定只准招下放青年。这时，出身好的大部分已经招走了，即使那些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被招走的知青，也是决不肯放低身价去煤矿干那又苦又累又危险的工作的，这下该轮到我们了。上面给了我们家一个招工指标。母亲原是想让四哥去的，没想到他在体检时因心情紧张，血压偏高而被打下。全家人商量，认为三哥已结婚，以后很难参加工作了，决定让他去。
三哥瞒着大队领导去县城参加了体检，检查合格。此时，原来的大队支书因索贿、行凶杀人，被调去农机厂当书记，当三哥喜滋滋地拿着政审表去到新上任的凡生支书家盖章时，却被断然拒绝了。按凡生支书的话说：“我们当初接受你们，其实就是看上你父亲的医术，上面落实政策，让你父亲复职，我们没有阻拦，是因为有你顶着。可今天你竟然也要走了，你说，我能答应你吗？”经过软磨硬泡，最后达成口头协议：由我来接替三哥医疗点的工作，并且以后无论什么样的厂子招工，都不得应招。
按理，三哥走后，本应该由四哥接替三哥工作的。可是，我们都盼望着离开农村。而当时的招工标准是二十八岁以下未婚知青，我们不知哪年才能招工出去，为了保险起见，只好留下年龄最小的我来应付了。
我们兄弟中，三哥和四哥都跟父亲学过医，惟独我一直志在文学而没学过一天医。现在，为了三哥能够顺利招工，为了四哥今后尽早离开农村，我不得不忍痛放弃情有独钟的文学了。凡生支书以为我们兄弟都学过医，只要我们有人留下就行了。离三哥12月30日去报到还有七天，我必须利用这七天时间向三哥学好最基本的医疗知识和技术操作方法。不过，以我的接受能力，有这么些时间，应付起来已不成问题。
我天生就有好强的性格，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做了，就要尽量做好，更何况是关系着病人生死的事情！自行医后，为了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好医生，我埋头于医学典籍中，以致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经常连梦中都在在处理疑难杂症。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就打开了局面。
一年以后，流行性脑膜炎在我地爆发流行，当公社卫生院对之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已经能过对该病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抢救及治疗了。此后，为了使自己的医学知识全面化，我除了按父亲要求学习中医知识外，还系统地学完了全部的现代医学（西医）大学教材。
第二年，我又奇迹般地治愈了两例连大医院都无力回天的特殊病人，因而名声大振。
一例是离汝溪公社不远的科头公社一个女孩子，在锄地时，不小心弄伤了脚，不想这小小的伤势却引起厌氧菌感染，最后导致败血症，小腿到大腿的皮下组织和肌肉都腐烂得象豆腐渣似的，整个一个人只剩下一丝气息。经当地及县医院治疗无效，又送到邵阳专区医院，医院说病情太重，没办法。家属不死心，又紧急赶往长沙省城医院，同样是拒收，最后只好抬回家。人还有气，还得治，有人建议把鼎溪的罗医生喊来试试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远近闻名的医生和草药郎中治疗过，没有任何效果，眼看只能准备后事了。也许是这位病人命不该绝，我接手后，西药、中药、草药齐头并进，仅三天就控制了病情，一个月不到，竟被然被我治愈了。
还有一例更为神奇。距鼎溪十几里外有一座古刹，里面的住持是个老年尼姑。这古刹香火很旺，老尼姑也远近闻名。不想有一天这老尼姑突然中风倒地，当地几个很有名气的医生都被请去治疗过，但一直昏迷不醒。那尼姑的侄子在信徒的介绍下，跑来找我。我开始不愿意前往，因为我是知道那几个给老尼姑瞧过病的老医师的名气的，心想他们都治不了的病，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又为之奈何？后来经不住老尼姑侄子的软磨硬缠，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还是去了。这时已是第四天了，令我匪夷所思的是，前几个医生竟没有一个用西药做过紧急治疗，他们开的都是中药处方。在急性期用中药抢救岂不是挑水寻错了码头？不过也难怪，那些地方的名老中医，是不懂西医的。我出诊时也料到了这一层，随身带来了甘露醇等必要的药品。第二天，那个老尼姑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了。本来，老尼姑在昏迷这么多天后能苏醒过来，已经令人们对我的医术刮目相看了，而老尼姑苏醒过来说的一段话又把整个事情上升到了神话般的地步。她说，她在昏迷中，正迷迷糊糊地走向深渊，突然看见一个后生笑嘻嘻地朝她走来，她知道这是佛祖派药王菩萨转世来救她的。果然，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梦中救她的后生。再用了一个月，老尼姑偏瘫的肢体也完全康复。
一个昏迷病人醒来后说的糊涂话，原本是不应该当回事的，但由老尼姑嘴里说出来，简直比现今的媒体炒作还要引起轰动效应。后来，一些信徒甚至提出要为我塑生像到这古刹供着，被我坚决拒绝了。
我们开办的医疗点属于合作医疗，大队原来每年给我记360个工分。按当时的工价，每个工约一角八分钱，也就是说，我当一年的医生，收入是六十多圆钱，买回自己的口粮后，已基本上没有结余了，至于穿衣服，买书籍的钱，还得靠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姐姐寄来才行。后来，凡生支书认为我不是真正的赤脚医生，因为我除了看病，还有空余的时间看书，要减去60个公分。不过大队其他领导和社员都认为凡生支书太过分了，只好收回，但最后还是给我增加了一个任务：兼作兽医。这样，我除了给全大队的人看病，还要给大队所有的畜生看病。
我的工作其实相当辛苦，鼎溪大队地域较大，最远的地方离大队部五里以上，中间还要翻过几座山，此外，由于名声在外，还经常要为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地方的人看病和出诊。由于社员看病不要交钱，便不管白天黑夜，不论刮风下雨，都让医生去家里看病，有时一晚上要出几次诊，遇到危重病人必须整天救治，吃饭问题真是伤透脑筋。往往整天饿着肚子抢救病人，回家的半路上低血糖发作昏倒。现在的人也许会说，到社员家吃一顿不就行了。他们那里会知道：除了少数社员认为大队记了公分，不愿管饭外，大多数愿意管饭的社员家，不忍心把他们自己吃的连猪食都不如的东西给他们尊敬的医生吃，只好另煮一锅白米饭，再打几个鸡蛋给我。我明白，这顿白米饭会吃去这户社员家五天的主粮；这几个鸡蛋，会使他们多吃半月的淡菜，我又于心何忍！
八 励志
重过校门前，往事联翩：方期鹏翼翥蓝天。血雨腥风相继起，浪涌波颠。
我从下放那天开始，知道生逢浊世，兼济天下的抱负很难实现了，便决定将来一定要当个作家，尽写出人间的不平。故此，不管农活再忙，我也没停止过学习和写作，在当上了赤脚医生后，还是舍不得放弃。下面是我刚下放时的第一篇习作：
“时光象东流之水，永不复返地向前飞奔。她冲走心头欢乐，洗去身上血痕。多少悲欢离合的往事，都随着她的流走而匿迹销声。
然而，唯有那不朽之文，‘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与天地共存。她能追越千年往事，唤转万代光阴；她能让历史的罪人万年遗臭，也能使时代的英雄千古扬名。
诚然，不朽之文并非一般文人都能写出，何况我根本就不是文人。但是，作为一个有志之士，当他面对着人们的灾难和疾苦，目睹着社会的腐朽与黑暗的时候，又岂能无动于衷？虽然我写不出不朽的篇章，但我要记下人生的虚伪和狡诈，我要揭露世道的丑恶与狰狞。我要将之做为铁的见证。
我相信：无数铁的见证，将象道道细流，最终汇成滚滚怒涛，冲走人间的罪恶与不平！”
上文不难看出我当时思想和文笔的幼稚，但不管怎样，它真实地反映着一个热血青年不愿随波逐流，不甘受命运摆布的精神面目。
我们家里原来有不少各个领域的古今名著，可惜在文革中怕惹祸而忍痛焚毁，只留下医书和部分古典诗歌。我原来语文成绩一直很好，小学的作文就在刊物中发表过，还在全县小学教学质量评比检查时夺过魁，被当时的校长袁耀光誉为神童。虽然过早地被夺去了上学的机会，但我不会放过任何自学的机会。到鼎溪后，意外地获得了古装本的《幼学琼林》、《声韵启蒙》、《增广》等古典文学启蒙书籍，我便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不久，我又找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刘勰的《文心雕龙》、郭化若的《十一家注孙子》、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中华活页文选》及诸子百家各种书籍。原来，鼎溪老一辈的人大多念过书，头脑比较灵活，故纯粹做农民的很少，民国时，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去过贵州做生意，因此见识不比一般的农民。他们认为：历史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过去的皇帝和现在的国家元首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换了一个称呼而已；任何朝代都是重视读书人和有钱人的，现在没收有钱人的财产，应该是“皇帝”听信了“奸臣”的蛊惑；一朝天子一朝臣，等“新皇帝”登基，下放的“逐臣”都会被启用的。也许，这便是这里的人们很难被洗脑原因吧。文革“破四旧”时，他们不仅没把书交出去，反而在在其他地方将被抄来的好书顺来了不少。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逐渐装满了我的书架。
常言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我终于忘记了身外的一切，徜徉于学术的瀚海中，涉猎了哲学、文学、兵法、武学等诸子百家各类书籍。
习文之余，我也常常练习武术。由于身处武术之乡，加之我的“特殊“身份，能够到各个房下参拜不同的师傅，故武功进步很快。一个冬天下来，据师傅们说，我已达到其他人修炼三年的功力了。后来，我又拜了我县著名的武术家杨志坚学习峨眉拳和长拳，将南北武术有机地结合进行散打训练，。几年以后，我与不少专门教武术的拳师交手，都轻易取胜，被师傅们认为是当地武功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
随着知识的增长，对事物的认识逐渐由感性转变到理性后，许多原来模糊不清，无法理解的问题变得豁然明朗了，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目前所处的体制其实就是极权统治，这种统治最大的特色就是愚民。为了达到愚民目的，必须首先消灭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利于全民洗脑。因此，从建政那天起，知识份子便遭到了了亘古未有的残酷迫害。他们不惜编造谎言，掩盖历史，颠倒是非，通过制造人为的“阶级斗争”来诱发族群对立，以掩盖嗜杀本性，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从反胡风、整右派、打右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到教育等领域；从武斗消灭肉体到文斗消灭灵魂，不知有多少社会精英被这些惊天冤案活活整死！
从历史的规律看，任何政权，只要与人民为敌，倒行逆施，不管它当时再强大，也长久不了。我随时期待着一声惊雷！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的报道，知道人们已经觉醒，曙光就要来临了，便挥笔写下了具有政治预见的《无题》：
夜幕笼罩着无边的原野，
人们都进入了酣甜的梦乡。
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
我插上思想的翅膀自由飞翔。
我游遍了五湖四海，
又纵身来到九霄云上。
在巍峨的灵霄殿里，
我看到一幕幕幻象：
虚伪正爬上至高无上的宝座，
正义被锁进阴森恐怖的牢房，
强权在狰狞的狂笑，
自由被打得遍体鳞伤……
啊--
这就是我心驰神往的圣殿？
这就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天堂？
天堂啊天堂，
天堂和地狱有什么两样？
在这里
没有拯救生灵的菩萨；
在这里
没有惩处奸邪的金刚。
这里有的
是一股股令人窒息的腥味；
这里有的
是一只只伸向正义的魔掌。
…………
夜幕在天空中逐渐消失，
人们正告别沉醉的梦乡，
我急忙收敛思想的翅膀，
看窗外已透出黎明的曙光。
九 返城
1975年底，四哥也已招了工，只有我一直遵守着当初三哥招工时和凡生支书订的君子口头协议。即使鼎溪的所有下放青年都招工返城了，我也没有动过回城的念头。
本来，按我的性格，只要答应了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做到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主意。
第一件事情前文已提到过：凡生支书认为我除了看病，还有时间看书，因此，又给我增加了兼任兽医的工作。不久，他看到不少外地患者求我诊病，便打起了主意：又规定我必须每月上缴诊费一十五元。按当时医院的收费标准，看一个病人初诊是一角五分钱，复诊只能收一角钱。这样，我除了夜以继日地免费为鼎溪的所有人和畜生看病外，还要到外地至少看一百个病才能完成他规定的“任务”，而他这样苛刻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为此，我和他吵了一架后，赌气罢了几天工，最后他只好退步了。
至于第二件事情，那就更让我无法忍受了。我自打行医后，由于原来没有经过正规医学院校学习，为了赶上或超过那些正规学校的医生，只好不分昼夜地刻苦自学。几年以后，我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虽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有后来返城去医院的历次考试成绩为证），但由于用脑过度，患上了严重的血管性头痛，一发作起来，就会眼冒金星，连说话都困难。有一次，原来那个大队支书罗富生家的猪病了，托人喊我出诊，正好我血管性头痛发作无法起床，只好向来人说明。不想，支书的老婆——大队妇联主任竟然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大吵大闹：“我看你现在是了不起了，连我喊你出诊都敢拒绝，我看你是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我毫不客气地回敬：“我看，是你太霸道了，在你眼里，你的畜生比人还要值钱！”这时应庭队长闻讯赶来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把她劝走，旁观的社员早已看不惯支书太太飞扬跋扈的行为，也纷纷指责她做得太过份。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我觉得，他们限制我，把我留下来的目的并非对我的尊重，而是把我当成了任由他们呼唤的动物。既然他们对我不仁，我就可以对他们不义！我不能再对他们听之任之了，必须想法离开此地才行。鉴于凡生支书的不通情理，加上大队妇联主任的心胸狭隘，我必须为离开创造最有利的机会。因此，从1976年开始，我便在当地带了一个徒弟，以便将来离开时能够继续为社员们看病，因为鼎溪人民对我有恩，我必须予以回报。
1978年，我被抽去搞征兵体检，下放鼎溪才两年的小谢找到我，说在乡下实在太苦了，想借当兵的机会脱离农村，只是他肝脏有些偏大，求我体检时一定帮他过关。对于同病相怜的知青，我当然会尽一切力量想法帮助其过关。临去部队前，小谢千恩万谢，说探亲时一定会来看我（没想到此后竟成永别，小谢不久后在中越战争中成为烈士！）。年底，小谢从云南来信，告知我云南知青为返城用生命进行抗争的情况。我知道：知青已经真正觉醒了，通过十年的磨砺，知青们虽然有过彷徨和犹豫，有过怯懦和退缩，但也磨练出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能以一切尽可能的形式进行集会、罢工、静坐、绝食、请愿等方式，表达争取自己权利决心，这是一条弱势群体追求光明、体现自我价值的觉醒之路。我相信，不久之后，国家对知青的政策将会有重大改变。藉此，我试着到父亲的医院进行了联系。院长对我的业务水平做了详细的了解后，先让我在父亲的中医科坐诊。两天以后，由于该院分配来的工农兵大专院校毕业生无法胜任，院长又对我进行了现代医学和急诊知识的详细考核，结果证明我完全具有独立当班和急诊的能力，便让我去西内科独立当班。
上班约一周，院长对我非常满意，于是，我便开始办返城手续。此时，知青大返城的潮流已经开始了，在知青办很容易就办理了手续。但是，去大队办手续却是一个难关。我吸取了三哥返城时几乎与支书闹僵的经验教训，让罗应庭队长先出面为我探一下口风。罗应庭对支书说：“树生医生下放我地已经十年，他所吃的苦和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现在绝大多数知青都返城了，他已经为我地培养了接班的医生；还有，他去医院工作，对我地限于条件不能处理的重病人也有好处，我看您就让他走吧，不然，他会记恨您一辈子的。”据应庭后来告诉我：支书听完他最后一句话，什么也没说，脸一阵青一阵白，足足过了半个钟头才说：“我早就知道，我们这个池塘的水太浅，终究是困不住蛟龙的，还是让他走吧。”
社员们听说我要返城工作的消息后，纷纷赶来，将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老母鸡等送给我，无论我如何都推辞不了。后来，我粗略的估计了一下：送来的鸡蛋竟然有几千个，母鸡四十多只，其他农产品不计其数。返城那天，大队打起了八音锣鼓，社员们流着眼泪，不停地燃放鞭爆夹道欢送，队长和我的好朋友罗福华还专门帮我挑担送到城里。据队长说，鼎溪从古到今，还没有人受到过如此礼遇。我知道，这每份礼物，都在表达着他们的真诚和感激！
我们全家自下放鼎溪后，早已和当地的父老乡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们全家走厄运的那段凄苦日子里，不正是鼎溪的父老乡亲们以他们热情淳朴的胸怀接纳了我们全家吗？从此以后，我一直把鼎溪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正是：
腥风血雨遣农村，播种青春换赤贫。
禹甸重光妖雾散，终于获得自由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