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基金经理涉嫌“老鼠仓”不幸被证实。从最初传闻5家基金公司涉案，到目前一家已“被确定”，导致自今年原博时基金经理马乐之后，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再次被曝光。
其实，基金“老鼠仓”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从2007年原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开始，涉足“老鼠仓”的基金经理便鱼贯而出。包括此次汇添富的苏竞在内，基金“老鼠仓”牵涉到的基金公司多达10家，其中不乏像博时、交银施罗德这样的“大牌”；涉及的基金经理则已达到12人，其中像交银施罗德的郑拓、李旭利等都曾经是市场上“响当当”的角色。然而，无论是什么大牌基金公司，也无论是否是明星基金经理，一旦与“老鼠仓”“挂钩”，其头顶上的光环都会黯然褪色。
今年10月29日，备受关注的基金经理李旭利“老鼠仓”案宣判，法院判处李旭利有期徒刑4年，罚金1800万人民币，违法所得一千余万予以追缴。李旭利案是基金经理“老鼠仓”案中处罚最重的，无论是处以的罚金还是刑事责任方面都是如此。此前，只有郑拓被判刑3年罚金600万元，而光大保德信的许春茂虽然也被处罚金210万元，但刑事方面却是一“缓”了之。
不断出现的基金“老鼠仓”事件，在引起市场强烈关注的同时，其实也应该引发市场的思考。如果说在《刑法》未作修订前，唐建等建立“老鼠仓”无须承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的背景下，仍然有基金经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欲从“老鼠仓”中获利，难道仅仅只是违规成本低这么简单？
不断出现的基金“老鼠仓”事件让涉案的基金公司难堪，无疑也让整个公募基金业蒙羞。尽管每次案发时基金公司都将基金“老鼠仓”事件归结为“个人问题”，然而，相关基金公司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对基金“老鼠仓”行为，要果断地说“不”，也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进行防范。首先，基金公司应该从内部抓起。基金公司应从内部治理结构、内控风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对基金经理个人的管理等方面进行着手，全方位、多点面撒网，不留下任何死角与缺陷。毫无疑问，基金公司内部管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一关存在漏洞，将为基金“老鼠仓”提供生存的“土壤”。
其次，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惩，大幅度提高违规成本。为了利益，有的人选择铤而走险，为了维护市场的公平，必须有严刑峻法作为后盾。从目前的情形看，基金“老鼠仓”违规成本低的“劣根性”仍然存在，因此建议对《证券法》、《刑法》再次进行修订，其中，大幅度提高违规成本是不可或缺的。违规成本的提高，才能真正起到严惩违规者，震慑铤而走险者的作用。
其三，对基金经理的炒股行为严格监管。其实，基金经理从禁止炒作股票到新《基金法》对基金从业人员炒股进行松绑，凸显出人性化监管的一面。但是，某些基金经理对此却并不满足，而是挖空心思想方设法从市场中窃取利益，在损害了其它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置自己于不堪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