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A股风风火火的同时，其实场外也同时进行着一场股市的惊天大案，同样精彩。
很被人关注，因为五粮液虚假陈述案，曾经被称为惊天大案、国内首个投资者作为原告的诉讼案件，也被称为国内十大民事索赔案。说实话，上市公司愿意赔偿，那都已经是开了先河了。以至于当法院调解成功后，有小股民接到通知时觉得财大气粗的大型上市公司愿意赔偿，都非常意外。
不过最后的判决结果，跟当初这个案件的那些大名头相比是不是差的太远了点：五粮液向141名原告一次性支付人民币1344万元，赔偿原告因公司虚假陈述造成的投资损失，而且这个判决前前后后历时五年。
但不管如何，还是先给五粮液点个赞，虚假陈述案至少还算有了个结果。只是分析中间的这一系列曲折过程，给人极大的感触：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虽然逐步完善，但真要到执行层面的话，真是太难了，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的确也让监管层非常头疼。
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审理周期太长了。09年9月正式立案，11年5月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最终的处罚意见居然是在案发后第五年以及违法事实确认后的第三年。诉讼周期这么长，直接、间接诉讼成本过重，自然就有很多投资者放弃自身利益诉求的结局。所以也能想象，既然申诉这么困难，也难怪最终获得五粮液民事赔偿的投资者只有141人了。整个五粮液流通股股东的总数都有四五十万了，这个获赔比例实在不敢恭维。
造成这种赔偿比例，可不能怪中国投资者的维权意识弱。的确真不是这个原因，事实上，在确定违法事实后，地方法院对于五粮液案选择了近两年的不予受理，最终留给投资者的起诉准备期则仅有不足10天。这种司法程序上的倾向性配合，成为了中国投资者背上永远的“民与官斗”的大山。
当初符合索赔条件的五粮液投资者在10万人以上，就算最终造成的损失只有十分之一进行索赔，这还不包括持股五粮液的基金。恰恰是基于五粮液是深A“绩优股”，五粮液的大股东除宜宾市国资委外，几乎全部是基金公司重仓持有，其中包括上投摩根基金、融通深证基金、诺安股票基金等多支基金，而基金公司资金来源主要为基金投资者即基民。
一般人都认为有着基金公司的机构出马，投资者的维权应该是更加容易。但结果，恰恰相反，基金公司集体失声了。而这种结局，又是制度因素所导致的：在目前的资本市场规则下，基金公司要想维权，需要提交比一般股民、基民更多的证据，首先要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及被告的工商注册资料或户籍资料；其次，需要提交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关于揭露日的文章或者公告，还需要提交进行交易的凭证。另外，需要提供尽职调查报告等可以证明自己尽了专业投资管理人责任的证据。基金公司在管理费上旱涝保收，何必去蹚这个浑水呢？
第二个层面，赔偿金额金额远不及预期。
当初因为五粮液虚假陈述而导致的下跌中，当天股价蒸发达到40亿，哪怕最终只有一成获得赔偿，其金额也应该在亿元级别以上。但结果，则是五粮液案在长达五年的拉锯战之后以不足1400万的赔偿金额草草收场。1400万是什么概念？对比五粮液的巨大体量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五粮液在去年的销售额达到630亿，净利润126亿。
而除去赔偿之外的行政处罚力度更是微乎其微。2011年5月，证监会就五粮液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包括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而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3万元、10万元及25万元的罚款。而2010年，五粮液首次披露的9名高管考核薪酬，已达到700万，这还不包括已领的薪酬。
类似这样的案件，如果发生在美国，那可就是天壤之别。对于类似这样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美国的处罚力度要高很多很多。
《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第三十二条规定：任何个人在根据该法或依该法制定的的任何规则和规章需要所提交的任何申请、报告或者文件中作出虚假或有误导性的陈述，当属犯罪。证券交易法规定的最高刑罚为10年有期徒刑，自然人最高罚款为100万美元，非自然人最高罚款为250万美元，徒刑和罚款可以并处。
而到了中国，没有徒刑处罚，而只有毛毛雨的罚款，再加上申诉不易，以及司法程序上有意无意，这些都让上市公司处于强势方，也成为了国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成本过低的主要原因。
监管层一直在强化上市公司治理的整治，但执行起来的难度远远超过预期。
自2005年公司法以及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以来，虚假陈述等事件一点都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上升。 就在五粮液案之前的2004年-2008年，证监会公布的行政处罚事件有210件，其中对信息披露的处罚就达到90件，对公司高管的处罚高达738人次。最近几年，像万福生科、昌九生化等信息披露严重违规的重大案件，还在不断上演。
中国在游戏的监管模式上投入了过重的精力，反而忽略了处罚条件上的跟进。这导致，永远会有上市公司抱着侥幸的态度参与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与西方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