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新常态概念，促使我将视角重新回顾国民经济“存量”的概念上。以平常心看待经济增长与转型的阶段性，不仅符合经济规律运行的规则与周期，同时亦代表国家治理的张弛有道。张驰之道中的“驰”具有调整性，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对于如何激发国民经济的“存量”资产在市场中发挥活力，做出必要的准备。所以，从我国“文武之道”看，这个阶段战略性尤为显著。
那么，如何激发国民经济庞大的“存量”资产发挥活力，需要我们观察国民经济背后暗藏的玄机。
一、新常态下重启改革的内涵：张驰有秩，弥补“缺口”，完善“机制”
1、国民经济“存量”的粗略分布：新常态下调控的“着力点”
记得在去年，李克强总理在总结经济工作时提出：“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精辟切中要害。我曾经在查找，有否官方机构或专家学者把我国国民经济的存量分布哪里，规模如何做出归纳与细分？非常可惜，一直未能找到完整的分类与统计。
不能明确“盘活”与“用好”的存量与增量的的分布、分类与功能布局，特别是总量指标，各部门在“存量”与“增量”两大内容上无疑失去了政策着力的基础。而时下，激发我国国民经济“存量”所蕴藏的巨大活力的玄机却亦在这里。
那么，粗略做下国民经济“存量”资产的分布。我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各类基础设施及拟开发与正在开发的公共领域投资“存量”；二是银行的各类债权资产，包括优质或者不良债权资产结构。三则为覆盖面最广难度较大的主体，即，各类资源及专营垄断领域或者非垄断但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国有企业资产；四是，各类社会保障体系内部资金存量。五是，房地产存量。
2、历次企业产权改革的局限：嵌入企业内部变革“变项”，忽略“变项”发挥作用的市场安排
历来，我们的改革每次着力于“存量”资产的改革，主要集中于企业内部的产权、经营权及市场准入条件的改革。而这种集中于企业内部活力的激发的改革，可以认为试图通过产权多元化或者一定程度的私有化产权改革，为企业“内部变革”赋予一个激发“活力的新变项”，以期望影响企业赢得效率，获得生机。但是，一直以来，这种单一方式集中于变革企业“内部”“变项”的变革，即：寄希望赋予企业一个新的产权关系，从而激发出一个新的增长函数，影响企业成长，却一直未能使国企获得起色。乃至于，不少经济学家们竞相攀比着，看谁所倡导的产权私有化步伐迈得更为大胆，则表明谁更代表正宗或者彻头彻尾的市场主义下先行者。而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之所以不见起色，原因最终归结为私有化程度还不够彻底，从而有了时下新自由主义与各学派观点之争。
作为我本人亦是市场优先者，但却并不排斥调控，却更倾向系统化有机性的推进改革。所以，我所秉持的方式与步骤有所不同，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国民经济“存量”资产的盘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变项”的变革，甚至急功近利于建立国有资产或公共资产在所谓“激进创新”下，面向少数利益相关者进行产权私有化的配置改革。而改革是否成功，不能由这种不公条件下资源或产权的配置决定，也不能以这种条件下的“彻底的市场化”解释成功；第二，历来的改革，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局狭于企业内部的变革（特别是产权或经营权的私有化步伐跨得是否足够大）的同时，但是，往往忽视了影响企业内部“各种变项”发挥作用的外部市场环境与条件，特别是决定企业内部“变革”发挥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的市场制度化安排的协同条件，包括市场运行体系及其制度模式的培育，以及适宜的政策供给与治理模式的设计。一直以来，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往往在自以为于企业内部改革中嵌入一个简单的“新变量”，会以为新的增长函数真的会移植到位，就开始坐等企业“春天”的到来了。
二、新常态下国民经济“存量”改革外部配套体系分析：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产的战略砝码吗？
1、企业改革嵌入一个内生性变量如何激发活性：外部市场运行体系的配套与企业内部“变项”的激发环境
第一，企业产权改革嵌入一个内生性变量：外部市场体系运行环境配套
历来我们在解决企业“内生问题”促进“效率”的改革启动以后，我们往往忽视接续而来的问题，就是外部市场环境与作用机制的设计与培育，特别是通过怎么样的制度供给加以培育与构建，从而激发企业植入的“新变项”，形成市场活力。
在企业纳入新的变量后，其并非自行获得激发并发挥高效成长的作用，而是通过外部市场环境经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而这个市场机制与市场交易体系的制度化运行条件与体系安排，则是我们盘活“存量”资产整体推进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工作之一。
所以，在我们不能忽视庞大的国民经济“存量”资产的同时，绝对不可以指望单一的企业内生变量能够自行发生作用，从而发挥盘活“存量”资产形成自我激发效果。所以，我们必须考虑盘活实体产业“存量”资产，并使企业内生“变量”获得激发的外部市场环境及其运行关联机制的设计与安排，更确切的说培育一个彼此有机的市场运行的条件。它如我们谈论培育某种个资本市场一样，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所以，战略定位展开后，这个接续系统化与协同化的步骤应该继续怎么走？应该需要考虑，如何使其在众多相关市场领域以及相关经济要素及指标之间协同发挥作用，以达成目的。
事实上，谁也不会否认，在一个新的生产函数启动运行后，一个与其内在关联的整体作用机制，往往应该随之启动，它应该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彼此依存的体系，正如：当在我们谈促进投资供给时，市场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需求；在我们谈国民收入增长时，需要我们利用机制调节贫富分化，完成供需平衡，一方面抑制经济不均衡带来的风险，另一方促进供需均衡增长，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在我们谈宽松的货币政策或银行信用刺激时，市场会要求我们防止经济过热风险，关注投资的盲目性从而形成危机隐患，而迫使我们选择一种安全治理安排下的一个可控机制。
第二，激发企业内部“变项”激发活力：需要考量外部因素的配套！
那么，我们应该纳入哪些考量因素？也就是说，针对企业主体外部相对接的各内在相关的市场体系，应该纳入与机制运行相关性领域的哪些方面，而又需要把握通过什么机制发挥彼此之间的作用。同时，基于此又应该纳入怎样的市场交易环境的治理安排来影响改革的推进，根据规律影响市场机制发挥良性作用，以实现盘活国民经济“存量”实体资产的愿望实现？
2、新常态下国民经济“存量”改革外部配套条件分析：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产的战略砝码吗？
第一，外部环境的功能定位与协通分析：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制约彼此促进，它是一个整体。
通常来说，盘活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实体产业的“存量”资产，首先，纳入考量的不仅是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银行信用体系及财税政策，从更直接的关系看，更应包括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影响国民经济各总量指标之间的关系及供需条件。
在当前货币政策饱受争议，银行信用收紧的 “双重利剑”的作用下，我们盘活的确实不仅仅是实体企业生产效率基础上的产品市场的交易，更多的则为影响“存量”资产存在与交易形式的企业产权交易等内容。所以，更需要为“存量”资产的风险分散、风险隔离、产权收益与交易，以及产权融资定价等提供资本流动性的便利，或者提供资本等要素市场交易的便利，这样视角看来，我们可能会理解到，盘活“存量”资产的活力，首先使资产流动起来，变的有价值可交易可流动，绝对不仅仅是实体企业基于产品市场提升生产效率的简单问题。
那么，使“存量”资产变得可交易与具有流动性，如何在排除货币滥发基础上探讨，扩大信用规模，增强社会货币资金的投资与交易活动的流动性能力，以形成对“存量”资产的投融资、市场交易、分散并隔离风险，以及完成标准化资产市场定价等的支持？ 其根本前提则在于：如何完成国民经济实体产业“存量”的资产证券化过程！实际上，这种体现为金融创新的要素市场，更准确说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培育过程，是配套一直以来深化的企业内部改革（即，嵌入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激发“存量”资产活性的战略性系统化设计。
当前，影响企业产权资本的市场的创新手段很多，除了股票、公司债券，时下更为广为接受而完整的资本市场运行方式，居于主流的则为资产证券化手段。
诺贝尔经济得主托宾（James Tobin,1918 - 2002）对于类似的金融创新的看法非常到位。他认为金融创新不仅与微观经济活动相联系，同时它与宏观调控内在相关，两者是内在关联的环节。国民经济实体产业“存量”资本，在介入企业产权内部的“内生变量”后，外部市场环境应该怎样会使其运行效率更为有效？切入一个什么机制加以激发围观与宏观之间彼此的内相关性！也就是说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需要考量。
从本质上说，通过国民经济“存量”资产的证券化，对于盘活沉淀于“存量”中流动性差，并处于沉淀中的资产不仅具有战略意义，亦是设计战略实施方案具体流程有机内容之一。其机理体现在：当我们考量嵌入企业内部产权改革一个“新变量”后，必然要考量如何使它发生作用的外部宏观运行环境与条件与其显得协同并具有机性特点。事实上，资产证券化不仅在市场体系中布局了一个分散化可交易的信用资产的收益与定价机制，同时使“存量”资产在证券化下使其所运行的外部市场环境对于信用资产的流动性与配置机制变得可行。那么，这实际上正是一项改革活力发挥作用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制约彼此促进，彼此协调运行，因为它是一个事物得以运行的整体。
第二，历届企业内部改革的“掣肘”分析：外部市场培育应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域特点？
如果我们能够使不具有“市场定价”与“市场流动性”与“市场交易”或“交易价值”功能的“存量“资产（它处于沉淀中，不具流动性），能够为市场所定价，为市场价格机制与所调节与配置的话，那么，当我们从企业产权改革的“内部变量”（比如，通过多元化资本介入的混合所有制等，嵌入一个活力函数或者激发活力的新的生产函数），到新生产函数运行，客观上都会要求的企业“外部市场环境”的协调，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而这种市场配套机制可以通过制度化安排培育到位。所以，推进国民经济“存量”资产的系统化的制度化改革，往往需要一个战略流动，也就是以这种接续制度化安排规划到位，新的生产函数才可以在适宜的市场体系中真正发挥作用。
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具有表征“存量”产业资产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资本，其在分解“存量”资产后，并使其在市场供需中具有分散性、金融产品的标准化属性、市场交易与定价的可行性，以及较强的流动性等形态，那么，影响“存量“资产为市场体系接受的客观配套条件才算初期完成。它是在企业进行内部变革以后，按照市场机制要求，进一步激发“存量”资产发挥活力的前提性基础条件。
我个人一直认为，我国历届所经历坎坷多折的国企产权改革、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改革，以及管理层持股、员工持股计划等等产权制度等等，屡屡受挫与夭折，其重要根源除了在于广受争议的内部利益相关主体的牵制，其中一个一直为人所忽视的重要问题，则是我们对于系统性整体推进战略方式的认识不足。而我们在历次的战略设计步骤中，一直未能意识到这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也就是：在开始一项在企业内部嵌入新的生产函数的改革时，忽略了影响企业发挥活力中的外部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它应该具有怎样的功能与特点？
最终，在改革战略推进的步骤与流程中，这个一直未引起关注的问题，亦越来越成为影响企业内部改革活力发挥的“酷掣”，愈来愈使人们迷惑问题似乎并不像简单的市场化即期望改革可以到位那样简单。
总之，由于在历次“盘活存量“资产时，忽视了使新“变项”发挥作用的相关性外部市场及其制度安排的协调，以及使新“变项”发挥作用的内在相关领域的考量，特别是忽视企业内部改革进入市场环节时对相关问题的深层次考量，比如：如何使企业内部改革在有序推进下，使市场体系合理的制度化安排体系成为发挥活性的积极条件。所以，改革的简单化与急功近利，往往忽略其系统性属性的战略安排，使得屡战屡败不断重复发生，却鲜少获得试水的有效经验。
这也是我们佛道儒等哲学观所释之“道”：“无有相生”的对立统一；“宇宙始有其妙，万物自有其徼”的发展辨证观（即：宇宙万物自有其内在对立统一的运行规律，演变更有其互相制约的演变边界可以观察）。简单的说：它完成了从“存量”资产的内部变革后，到外部市场以资产支持的信用资本完成市场流动性、定价与交易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无疑是“独木不成林”！
所以，当我们嵌入一个生产函数或激活函数时，不仅需要企业内部活力的激发，亦需要这个活力函数与外界市场之间发挥作用时所需要的外部适宜的市场环境及其各项基础条件的配套。否则，事物的两个方面会使我们的忽略造成一切努力往往会是一厢情愿的。
第三，资产证券化市场交易体系的制度安排及其效应：资本市场的信用扩张与产权的市场交易与调节
使国民经济“存量”资本获得了市场定价、交易及资本分散性的条件的同时，所形成的影响不仅是积极广泛的，同时对市场改革的意义亦是深远的。
国内外经济学界一直不会否认，资产证券化程度较高可以获得市场较高的货币资本的流动性，并可以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与实体产业建立实体产业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它不必经过银行信贷渠道即可以以“存量”资产扩张社会的信用融资手段与形式。在一直饱受争议的货币超发的背后，这项机制与功能的利用显得会更加有意义。因为，我国庞大 “存量”资产，并非一定需要通过货币超发、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放松银根的信用扩张政策来盘活，亦并非仅仅通过多元化资本激发企业内部产权的改革的活力而足够盘活其成长效率。
正如我们分析，对于流动性差、不具有市场交易性及资金融通条件，处于沉淀中的国民经济的“存量”资产，资产支持证券形式则可算是一个良方，可善加利用。它不仅可以盘活社会资本，获得社会注资，亦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形成信用扩张，促进形成货币资本的流动性以及建立权证资产的市场交易环境，从而形成更具活力的市场信用流动与交易形式。
总之，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存量”资产的信用派生及资产交易与市场定价条件。在勿需中央银行大量增发货币及进行银行的信用扩张下，可以完成货币信用流动性倍增的效果。
资产证券化扩展的种类很多。就银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来说，我国在2005年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初期试点，以银行不良资产隔离及国有企业贷款及大型消费信贷为基础资产，总计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667.83亿元。由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暂停。
近十几年来，我国曾经推行的代表性方式主要有企业资产证券化、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产证化。对于银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来说，不管是优质资产还是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直观体现为货币资金信用的创造与扩张，加速了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性。不过，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仅仅停留于处理不良资产的风险隔离，显然不能符合市场经济对于资产证券化成熟度的要求，使其功能与效果大打折扣。
事实上，如何善用信贷资产在良性组合基础上，实现货币创造，从而使这些巨额的回笼资金提供更为有效率继续的建设项目中，这一功能的发挥具有影响资本市场交易及融通能力的基础功效。
银行在这种机制下，将回笼的风险分离的远期现金流收益作为流动性活期存款资金，在提留一定的保证金后再行投放贷出，如此面向产业高流动的循环，在并不扩张货币信用与放松银根情况下，银行不仅获得保障银行自有资金比率的条件，亦在增加了银行资本的充足率，并形成信用扩张的倍增。（举个例子：假如银行将100亿信贷资产通过ABS回收100亿，央行提留20%左右的存款准备金，还可依托资产证券化收益扩张80亿人民币的信用，以此类推，形成倍增效果） 。由于我国银行贷款总额余70万亿万亿元规模，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创造银行货币资本的信用空间视角，具有极为广泛的意义。
当然，我们在采用这个机制时，一直以来忽视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于资本市场的积极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往往我们的银行会集中用于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解决，用于风险分散化与债务风险的转移的处理，这实际在本质上并不符合其发展为一个成熟金融市场的要求，亦大大降低了将资产证券化市场培育未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条件。
我国资产证券化起始于1996年蛇口高速公路建设。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根据美国法规144A以优先债券与次级债券在美国发行。该次操作以摩根斯坦利公司为承销商，面向欧洲和亚洲的机构投资者发行。2005年莞深高速资产证券化再次成功发行。此后，我国在2005年开始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第一轮试点，共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667.83亿元。由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暂停。
Kehoe & levin（1996）针对于资产证券化基于金融市场流动性正负影响作出过分析，他认为资产证券化创造了巨大的信用，使货币资本市场流动性规模与流速都大大加强，它消弱了货币政策对于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从而使得由银行主导的货币金融向资本市场主导发生转换。事实上，在我国货币政策不能挽救巨额“存量“资产时，货币信用的增发造成的负面后果远远大于建立资本市场来主导“存量“资产的激活条件时，特别是真对于具有未来稳定现金流的收益的垄断、公共事业及资源等专营行业的试水，那么，建立盘活巨额能够获得稳定收益的”存量“资产，证券化市场亦将弥补货币金融政策的不足。因为，在历史上，本应伴随市场改革而建立起来的成熟的资本市场”缺失”，本身是我国金融体系在资本市场环节的“缺位”。
虽然，Bravas (2008)曾在文章中探讨过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他曾针对存在于资金链风险的资产做出研究，认为资产证券化通过一定的安排使某些风险发生了转移。如果这种不良资产面临的市场风险集中爆发，信用派生不仅急骤停止，而且这种信用链的中断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待信贷资产证券化问题时，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定位于不良资产存在的风险集中与转移，它与优质资产的证券化之间的差异。一直以来，我们的银行更倾向于集中于不良资产处置。
基于这种情形分析，我们的银行在利用资本市场完成信贷资产的扩充角度上，不应仅仅局限于不良债权债务关系的风险隔离与转移，更应该对于优质收益资产进行科学系统评估以弥补我国货币政策的不足，在保障信贷资产的安全性与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收益的基础上支持企业的发展。
第四，垄断行业试水中资产证券化推行的可行性评价：健康的市场机制设计会使更多投资者获得改革红利
资产证券化在勿需中央银行增发货币与银行扩张信用时，具有信用创造效果。而这种信用创造来源于其未来的现金流。这一特征使投资者可以从未来现金流中获得稳定的保障。
这种保障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公共设施领域、石油等资源型行业及专营行业的破除垄断，在排除货币与信用增发对国民经济干扰下，可以使社会闲散资金获得整合，为广大社会投资者带来未来稳定的收益。客观上改革的红利为百姓直接享受，同时亦从少数资本中平衡其所获得的垄断收益。
拿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自然垄断型行业、石油有色金属等资源采掘等行业来说，这些行业具有非常稳定的未来收益的现金流，使资产证券化的收益获得较为稳定的保障。在基础资产通过SPV实现风险分离后， 通过证券信用增级及担保等方式，使证券发行机构能够面向更广大投资者获取资金的融通或者投资的回笼。健康的市场机制运行应该使社会广大居民（投资者）具有获得未来稳定现金流资产的收益权，分配红利的机会。而社会广大投资人在持有的权证的市场流通、定价及转让体系，进一步会使资本市场面向真实反映实体产业的绩效。
我曾在“我国股市何时变好”一文中谈及个人看法，即：由于“决定实体产业“存量“资产及其运行业绩收益的权证定价机制不健全，流动性巨大股市资本并未能有任何渠道反应实体产业资本的真实收益。那么，股市高流动性高波动性如何获得改观？无疑，它需要反应实体产业权证资本市场的完善，通过建立由市场交易定价机制，影响市场定价。
当然，对于基础设施运营的企业来说，在代理全民资产市场化经营时，资产证券化的广泛推行将使企业更多集中于投资、创新与扩展，而并非是在获得专有经营权的审批后只不图进取，坐享“旱涝保收”收益。
当前，由于历来我们在企业改革中重视企业内部的改革而忽视市场纳入新变量发挥活性的条件，使我们在诸多国民经济“存量”资产的处置上，既然不能有一个符合市场体系运行规则的公平合理而有效的机制来配置它，进而落入了不断“钻进急功近利的分配制度改革怪圈。在这个怪圈中，往往经济学家之间在沿着“企业内部产权”比拼沿着在少数利益阶层之间配置的大胆，最终这种激进集中于谁能够在国有公共资源的产权与经营权利益于少数阶层的分配上跨得步子更大，更激进，谁则是更为迫切信奉与遵循“市场自由化”的先行者，这使本来并不是简单化的改革变的简单化了，最终，使国有资产集中于在少数人手中。
3，突破局狭于企业内部变革而越走越远的怪圈：市场排斥不公，矛盾积累预示风险的积聚
事实上，由于市场体系具有对立统一性，其健康有机的运行本质上要求公正与均衡。一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良方”往往罔顾激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公平环境、条件与原则，而拿出公共资源与收益配置中的“垄断性大资本权力优先“原则，以期完成“名义上”的“彻底的市场化“。从而使 “存量”国有资产等的产权分配及经营权利的不公形态更为突出。事实上，这会忽视市场规则以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有机条件，特别是忽略了影响国民经济“存量”资产发挥活性的运行条件。
当然，可能会有一问：市场规则不是这样吗？按市场规律办有何不对？！我做个比喻：市场讲究均衡与对立统一，如我于“收入继续两级分化将使经济遁入泥潭”一文所谈：我国得基尼系数高居0.5，以90%的人口占不足国民收入50%的需求，如何拉动供给与投资形成产能的持续？一个市场发挥作用的体系，如果顾此失彼，将失去激发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活性的条件。
那么，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其核心讲究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均衡与系统。那么，如果我们比较在在符合市场产权公平配置原则下“使每个公民平等各类资源红利的产权机会”与面向少数人的急功近利的私有化形态的产权分配制，哪个更符合市场规律的要求呢？当然，即使从传统自由主义来看，前者亦是必然较后者更符合市场公平平等决定的分散与均衡的规则！ 而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体现为垄断资本的权力主义，少数垄断资本权利的占有与资源分配与收益分配的不公，体现垄断权利采取的一种简单的瓜分形式，并不代表健康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原则与要求。总之，市场讲究均衡，不均衡问题总蕴含着危机与风险的积累与爆发。
三、建立整体协同的一体化资本市场的治理体系：依托盘活“存量”资产目标，一行三会试水混业经营
国有资产的职能应该是：来源于民而富民！如何富民呢？是否可以以垄断型、资源型及公共设施领域的资产证券化方式获得未来的稳定收益来富民？那么，我们在分析企业内部“变项”之外的市场体系，需要培育的不仅需要建立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同时，亦需要建立富民的财富分配机制，这使一个事物健康运行的互相牵制的两个方面。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管理处于“一行三会”分列管理之下：分别为人民银行系统；银监会系统；证监会系统，三个体系的并行管理。前两者采取信托公司的形式管理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证监会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展开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管理业务。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在分业管理条件下分别监管资产证券化的审批与操作，使资本市场分割而治，这与现实需要存在巨大的“鸿沟”。 资产证券化程度是一个国家市场体系成熟的一个重要指标。资本市场本身为一体化统一的大市场，它不仅要求的资金融通、交易、定价及转让的一体化，同时要求监管体系符合资本市场对于市场统一性发展的改革要求。在盘活国民经济“存量”资产的目标下，“一行三会”应该建立资产证券化统一管理与协调体系，并尝试跨足于混业经营的尝试，促进盘活庞大“存量”资产的资产证券化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