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G刚刚在杭州设立了中国大陆及香港的第六个分支机构，除杭州之外，另外五个地点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对于这家已经进入中国时间长达23年之久的投资机构来说，布局杭州是其新的地理分布逻辑的落地。
23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IDG亚洲区总裁熊晓鸽说：23年前（1993年）自己跑到中国来做投资的时候，整个行业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战斗，对于中国人来说，VC跟外星文差不多；23年过去了，中国现在已经有超过一万家投资机构。
那时候的熊晓鸽刚刚从媒体行业转型，负责组建IDG北京办公室。一个行业的“从零到一”的故事开始了。
那时候的熊晓鸽一张娃娃脸，谈判过程很难被信任。经常遇到的问题是：风险投资是什么？能不能派个老外来？熊晓鸽便安排IDG创始人麦戈文不断来中国。2014年3月，麦戈文去世，熊晓鸽十分悲恸，通过微博发长文悼念。
对于熊晓鸽来说，麦戈文是那个把自己带进投资行业的人；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也是把投资这个行业引入中国的人。
这时候布局杭州的逻辑是什么？在中国大陆，京、广、深、沪被称为一线城市，率先布局在情理之中，其余城市被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入驻杭州，基于熊晓鸽的一个判断：中国创业创新的机会已经开始由一线向二线城市渗透。
除了杭州之外，还有成都、西安、武汉、大连等。熊晓鸽认为：中国创业创新的梯度分布是投资业的下一个风口。
在二线城市中，杭州处于领头羊的位置。熊晓鸽接受笔者专访时说：这里有阿里巴巴，一个全球领先的电商公司，还有网易、9158、蘑菇街、陌陌等公司。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IDG围绕阿里巴巴布局就能获得很多机会。
IDG资本副总裁、杭州办公室负责人，也是IDG资本电商组组长的楼军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阿里巴巴在杭州投资的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商领域，另外关注互联网金融、现代物流服务业。这正是阿里巴巴未来的三个业务方向。
目前IDG在杭州投资的公司包括蘑菇街、贝贝网、挖财、铜板街、同盾科技等公司。
中国IT技术创业创新发源于美国硅谷，中国天使投资同样如此。23年前，从硅谷到中国，创业创新这把火开始一次地理大发现；23年后，从京、广、深、沪到中国二线城市，一次新的地理发现，新的风口，IDG要再次站到这个风口上。
冬天的抉择
侯继勇：因为股市不断下跌，有人称为霜降，有人称为冬天，如何过冬，你对投资人有哪些建议？
熊晓鸽：对于投资者来说，市场冷的时候恰好是投资最好的时机。从IDG的经验出发，我最近经常这样讲。
我们投资的比较好的公司，很多都是在金融危机时投的，上一次金融危机是1997年，我们投了搜狐、搜房，99年投了百度；06年至07年有次小寒冬，我们投了91无线（后来19亿美元卖给百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投了暴风科技。
股市特别热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打鸡血针一样，投得快，要的价格高，好像钱不是钱一样。投得太多，也来不及管，说不上任何投后服务，有时候连做尽调的时间都没有，因为项目有人抢。投资应该是个认真的事情，这时大家都很浮躁。
股市低谷期，投资公司其实有钱，创业公司价格比较合理，可以挑选一些优质的项目，是个好机会。
对于有些投资公司来说，比如那些从股市套现拿来做投资的公司，就会比较困难，因为股市拿不出来钱了。股市遇冷是投资的好时候，但不是融资的好时候。我们是美元基金，LP比较成熟，他们有耐心，经得起风险。
我们去年6月份刚刚融了5.8亿美元，三年至五年期左右。去年6月份，刚好是融钱的好时候。现在我们手里有很多钱，股市遇冷，创业者更加理智，价格也更加合理，正是投资的好时候。总之来说，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
侯继勇：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杭州设立办公室，可以投电商，阿里巴巴生态是全球最大的电商生态圈。一个问题却是，创业者来自阿里，阿里有很多资源，他们并没有十分成功，创业资源比较少，怎么保证成功率？
熊晓鸽：美国最著名的创新投资区域是硅谷，硅谷有个公司叫fairchild（仙童），这个公司为硅谷培养了很多人才，包括英特尔、惠普、苹果很多公司的高管都是从这家公司出来。阿里巴巴在杭州，很象硅谷的仙童公司。
风险投资是从波士顿先搞起来的，也是有原因的。二战出现了很多新技术，很多新技术都源于战争，战争结束，这些技术开始民用；战时大家都去打仗，学生也不读书，战争结束，他们再读书再创业。波士顿有麻省理工，有哈佛，在技术上有领先优势。从这种意义上说，风险投资是二战的产物。在中国，风险投资算是硅谷的泊来品。
所以无论投资，还是风险投资，其地理分布都是有逻辑。比如这个地方有创新型引导企业，杭州就是这样的地方。
繁华最寂寞
侯继勇：IDG在中国来23年了，你觉得现在做投资与当年做投资有什么不同？你说过投资界的高手都很孤独。
熊晓鸽：我不记得是不是说过这句话。以前很孤独，是因为别人不理解我们，除我们外，没人做风投。一天到晚给人家讲，舌头都说烂了，人家还是不理解咱们。不过孤独也不要紧，在孤独的时候反而找到好项目，找到好朋友，好伙伴。
我一直认为在IDG做这个事情是很幸运的，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国家重视经济的发展三十年不变，很少有这样的时期，我正好赶上了这样的好时候。我是1991年11月6号到IDG，12月份到北京，做一本杂志。那时候我跟大家是同行，是一个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融资准备做风险投资。
那时候大家开始创业但是不知道从哪儿搞钱，最后结果可能有的炒股，跑到深圳的人比较多，或者弄房地产。IDG董事长麦戈文先生，也是我的老板，后来也是我的投资人，他理解这个事情，看的非常远，因此成为我创业路上的贵人。
再加上中国加入WTO，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过去二十三年，是中国创业投资的黄金年代，我赶上了。
现在有些变化，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挑战更大，因为选择多了。做生意，做创业，到最后最难的事情都是“选择”这两个字。现在创业门槛比较低，钱又很多，带来的难度却是选择的很难。
对于风险基金，我觉得中国有点太多了，一万多家。这样的结果是低效。为什么？养一个基金需要有管理费，另外好的项目有限的，狼多肉少，大家拼命在那儿抢，抢来抢去把价格抬高了。价格高在短期内对创业者很好，但如果离真实价值太远，上市后要根据PE对你进行估值，但你做不到这样的估值，就形成泡沫，对投资人、创业者都不好。
另外，浮躁的氛围形成之后，创业者花很大精力对付投资者，看投资喜欢什么就跟着我们做什么。我一再强调一点，不管哪个行业，你想要成功的话，永远不变的一点是帮助你服务的客户成功，这样你就会成功。
我觉得我现在更孤独。就是人多了以后你反而愿意待在人少的地方，琢磨琢磨，想得更清楚一点。
侯继勇：寂寞是为了理性的回归，即使理性，也总会犯错，你衡量这个行业的标准是什么？
熊晓鸽：好的投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一定不能随大流，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也许判断错，实际上情况是人们永远没有办法挑战“二八定律”。我们投了400多家公司，有80多家上市，20%的成功率，这就OK了。最近我在深圳看周奎，他说红杉资本40年历史，投了一千多家公司，两百家公司上市，也是“二八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