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能否成为启动官邸制改革的契机?

张立伟 原创 | 2017-09-30 15:2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雄安新区 官邸制改革 

  近期,随着雄安新区有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了未来住房政策、薪酬标准、生态环境治理等设想,雄安新区点燃了人们的想象。这个尚未完成规划的城市主要承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等任务。它是一个改革特区,一座未来之城。

  一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化大发展的结合,造成了一种“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以北京为例,城市定位不清晰,空间布局不合理,发展不均衡,出现拥堵、雾霾、效率低下、房价过高等大城市病。与此同时,各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导致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依据权力分配资源的方式也不公平。这种不合理的空间布局日益失衡会产生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政治问题,阻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

  除了一种惯性依赖之外,主要是权力条块分割与利益固化,导致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块、一个地区的不同城市之间各自为政,难以协调,更不用说进行调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从一个战略高度,对这种混乱进行了梳理与调整,通过顶层设计,指导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与北京总体规划,在战略定位清晰与合理布局的基础上,要求制定一张蓝图,并贯彻到底。

  雄安新区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总体规划的共同产物,它既是北京“一核两翼”(“一核”指首都功能核心区,“两翼”分别指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中的一翼,理应属于首都的一个特区,又作为京津冀地理中心,起到整合三地协同发展的作用。同时,通过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探索解决中国现存诸多问题的改革方案。据悉,雄安将在住房制度方面进行改革。

  二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但至今这项改革尚未启动。官邸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官邸制度是绝大多数国家执行的一种制度,现在北京住房紧张,每年外地入京的官员又比较多,如果不实行官邸制,长年累月,中央政府将面临巨大的住房供给压力。因此,官邸制应该尽快推行,而且实行这项改革应当从最高领导人与最高权力机关开始,趁着北京正在制定新的规划以及筹建雄安新区,可以考虑将这项制度一道落实。

  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国的白宫、法国的爱丽舍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以及英国的白金汉宫(君主立宪制),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是最高元首居住、办公以及接见外宾的地方,元首官邸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安排与国家象征。但在中国,并没有这样一座建筑承担这些功能。

  从1949年开始,中国领导人集体在中南海居住与办公,这在当时或许是因为来不及设计和建造,暂时借用这所皇家园林居住,不仅因为它的房屋可以满足很多领导人的需求,还因高墙围绕而比较安全。这种权宜性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高墙增加了中南海(领导人)的神秘性,普通人没有机会看到里面的建筑和活动,而其他国家元首官邸都处于公共视线之内,并定期向公众开放。

  当国家元首举行国宾仪式时,中南海并没有适当的地方,只能去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人民大会堂严格意义上是全国人大的办公场所,进入这座宏大的建筑需要经过漫长的台阶,对于年老的访者或穿高跟鞋的女士而言是一个挑战,大会堂内自然光线也不充足。事实上,更不规范的是,在这个国家机关办公、开会以及举办国宾仪式与元首会谈的地方,也可以举办商业活动,比如公司发布会、文艺演出等,甚至只要有钱都可以租用,这显然缺乏严肃性。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是最重视礼制的文明。

  在国际传播领域,媒体和参与公共讨论的人士一般会用国家元首的官邸来代指该国政府,比如白宫常用来代指美国政府,克里姆林宫代表俄罗斯政府。在视觉媒体中,一般直接用白宫或国会山的建筑影像指代这两个部门。但是,由于传媒无法获取中南海内的影像,一般只用天安门城楼(以及广场)、人民大会堂等代指中国政府。这种国际传播形象对中国极为不利。

  因为,天安门城楼是一个古老的皇权象征,并伴随着毛泽东画像、警察等政治色彩较强的视觉符号,而具有苏式风格的人民大会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冷战”时代,总体上容易给人一种保守的落后的国家形象。尽管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建筑已经达到或超越发达国家,并且先进的新经济普及率与规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在国际上比较频繁代表中国政府形象的建筑符号,是在政治上具有保守含义的建筑符号。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借用与凑合的实用主义做法,已经与这个时代严重脱钩,也与中国进步的现状不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全球化程度亦不断提高。也许,中国需要一座既能体现中国传统审美,又超越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官邸,一座具有未来感的庄重、典雅与简约的建筑,象征着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以及一个伟大国家的回归。

  三

  1992年,邓小平曾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个会议上还提到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无疑是中国下一步追求的目标,其中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日新月异,创下某种奇迹,这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有力领导的结果。但是,与经济、社会的进步相比,政治体制原地踏步,政治体制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格局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障碍。现在,在大力推进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基础之上,中国应该考虑推动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以点带面,行稳致远。毕竟只有创造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不管是从国际形象传播的角度,推行官邸制的角度,还是向世界和全国人民传递中国执政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决心的角度,当前应该考虑筹建一座宏大的建筑,让它像一座灯塔,指引中国未来前进的方向,并照亮整个世界。在首都功能区域调整以及雄安新区筹建的当下,这是一个不应该错过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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