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六。
一个国家和地区，其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产出看，其产品和服务要商品化；从投入要素看，劳动力报酬要工资化，土地和技术等要资产化；而都有其商业价格、工资标准、土地租金、专利收费和资本利润利息，最后用货币来计价，计量其投入，实现其交易和结算，并以货币进行投入成本和增值的分配。因此，只要这个国家从自然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产品、要素的商品化、资产化和货币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
在城乡之间，我们曾经实行过劳动力要素的二元体制，如城镇职工分配工资化和货币化，人民公社农村社员分配工分和年终实物制。21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实行承包制，农民不再进行集体劳动，他自己生产的产品可以出售商品化了，如果种地收益比出去城市务工低，他就选择去城市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城市聘用方不可能再给他记工分，而是实行工资制，发货币，劳动力要素从原来的非货币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东南沿海流动，于是当地乡镇、农业粮食部门、一些学者向中央急呼，农民工这样“盲流”，地谁来耕种，粮食不安全？于是中央向全国各地紧急发文件，劝返和阻止农民外出，在农村安心种地。但是，经济规律和历史洪流谁也阻挡不住，到现在已经有2.5亿左右农民工在城市中务工，他们从过去的工分制实物分配，到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货币化分配了。观察来看，同样数量的劳动力投入，用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的货币供应，20世纪最后20年要比前20年多出一倍。试想，如果当时非要阻挡农村劳动力出来，还是实行城乡分割和农村集体劳动，今天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今天又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城镇从农村低收的土地，在市场上挂牌交易，有偿使用，货币化购买；城镇的居民住宅从实物分配改革成了商品化和货币化分配，居民有住宅的产权，住宅是城镇居民的资产和财富，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但是，农村耕地和住宅实物分配，各类土地禁止交易，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农民对其的产权模糊，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和财富。也即土地要素还是城乡二元体制，与当年农民与职工的工分和工资制，可谓异曲同工。
土地的二元体制给国民经济造成的诸多问题实在是太多。这一篇文章中，我只是想集中讨论这种体制造成国民经济债务和货币流量流动的扭曲和巨大风险。
1． 中国货币/GDP比率在全球较大国家中最高
2019年，中国的货币/GDP比率已经达到200%，货币和金融体系发生不稳定的概率较大。同期的印度、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和俄罗斯分别为191%、188%、152%、111%、92%、72%和47%。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其货币/GDP比例，要比中国低得多。中美比较，美元是国际性的主权货币，其货币/GDP比例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多，但是向在世界流通领域发行，其货币币值大波动的概率要小一些；而中国货币/GDP比率是美国的近三倍，绝大部分在国内流通，超发货币引致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概率要大一些。
2． 债务质量不高与货币信用不安全
中国家庭、非金融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GDP比率为259%，国际比较并不特别高，但债务质量堪忧、风险较大。目前，各部门总债务规模占GDP比例普遍向200%接近，许多国家突破200%向300%逼近，如日本等已经超过300%。然而，中国的情况：一是房地产企业债务78万亿元，居民房贷32.4万亿元，仅此两项占总债务的43.11%，受供给过剩、需求回落、人口收缩、汇率变动等影响，这部分债务债权链较为脆弱。二是国有非金融企业债务135万亿元，占总负债的52.5%（有一部分是国有房地产企业债务），这部债务收益率较低，周转较慢，呆滞率较高。三是地方政府债务占总债务在15%这部分债务的特点是规模不清、信度不高，借新还旧、不断展期等特征较为明显。而且，在经济下行，疫情冲击下，一些地方财政困难，还在扩大债务，用途却变成了保发放工资和行政运转。四是中国债务的周转速度较慢，说明呆滞程度不低，展期债务比重较高，对此额外供应的货币量较大。
3． 债务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和产出及有效资产保证不足
21世纪的第2个10年中，我们遇到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出口市场相对收缩，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工业生产过剩严峻，产出方面劳动力相对减少、装备资本利用率降低，突发疫情冲击、就业机会减少、产业供应链断裂等等前所未有的问题。
从全球各国的宏观举措看，提高负债率，更加量化宽松货币，已经成了常态性的经济政策。中国迫于其他各国经济政策的竞争，以及刺激国内经济的需要，也不得不实施扩大债务规模，扩张货币供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但是，我们面临的格局是，除了货币已经发行过多，债务质量也不容乐观，如果没有其他的重大措施，从保证借债和投放货币稳定和安全的产出流量和资产存量方面看，继续实施扩张性债务和货币刺激政策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2020年，GDP产出流量小于还息流量，不包括中央政府和民营非金融非房企债务，还本付息规模达46.13万亿元。2020年估计GDP增加额为3万亿元，按上年底国民经济总债务以低水平5%利息率计算，仅付息规模就为12.8万亿元。地方政府还本付息规模在6.78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2.3%；国有非房非金融企业还本付息规模若到期率10%和利率5%计算，总还本付息规模在14.18万亿元；房地产企业若按照8%的利率和20%的到期率，需要还本付息21.84万亿元；居民房地产贷款按照5%利率和到期率5%计算，需要3.33万亿元。
继续扩大债务及货币规模，缺乏可交易并可抵押资产保证其安全。当然，借债还可以用资产来保证其信用。但是，从中国国家资产负债结构看有这样一些特征：抵押风险大的货币、债券、贷款、股权等金融资产部分比率较高；不可交易的公益和其他公共资产比率较大，这对继续借债和投放货币毫无用处；可交易的非金融企业资产和居民房屋资产比率较低，并且可交易资产已抵押率不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规模较大，但是其相当大部分禁止交易，无法资产化和货币化。也就是说，从现有的可抵押可交易资产存量看，根本就无法保证继续扩大债务和发行货币的信用稳定和金融体系安全。
从历史上看，英国和美国，当年在工业化进程中，货币体系也很不稳定。英国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体制，后来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就是硬化使用财产权，允许交易，土地要素资产化和货币化，成为其货币发行的基础，使其英镑和金融体系保持稳定，并成为世界货币。而美国则是开疆拓土，一开始土地就是资产，就由市场来配置；另外，西部大开发，从洛基山脉调水200亿立方米，增加土地资产，这也是保持美元稳定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基础。
小结：一个如果真正想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宏观调控的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一是要有相应增加的产出流量，保证其还本付息；二是需要足够的可交易和可抵押资产，进行信用保证。否则，债务债权及资金链会断裂，货币币值会剧烈波动，如发生商品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和下跌，汇率动荡跳水等风险。
中国目前的症结在于，禁止大量的土地资产化和货币化，大量的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转变向可交易和可抵押资产受到梗阻，债务和货币与可保证信用资产之间，在存量及增量关系上，形成了严重的失衡。在经济增长低速增长和无增加可交易资产保证的场景下，继续扩大债务规模和货币供应，在中国货币发行已经过多和债务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无论时间早晚，货币和金融体系崩盘很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边有630万亿元的土地，使用财产权模糊，禁止交易，不能成为资产，不能抵押，这边债务和货币还要大规模扩张。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大洪水来了，有个足够大空闲的低洼地完全可以修渠分流吸纳，还绰绰有余；但有人给紧急需要处置的人建言，那个低洼地坚决不能作为资产用来分流债务和货币，只能用来种粮种菜植树；于是，要么无法扩大债务和货币流量，从而刺激和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要么扩大债务和货币流量，但坚决不分流，眼睁睁等着现有的库容不够而溃坝。
治本的思路和对策：中国并不是没有资产，从影子价格看，农村有可交易和可抵押资产470万亿元左右，城市有150万亿元左右；如果调水改土，还可以增加90万亿元的土地资产。比世界许多国家都有扩大债务和多放货币的体制改革和调水扩土优势及回旋余地。但是，其一个解决问题绕不开的前提是：需要坚决深化改革，要给以农民土地使用财产权，土地要放开由市场交易配置，才能可抵押，才可以作为扩大债务和发行货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