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一周，学生高考，股指高升。
也许是病毒给人戴的无形枷锁太久，A股突然爆发，像是一次起义般的仰天释放。5个交易日的成交额均突破1.5万亿元，火爆的云开户让多家券商和行情服务商的APP被挤爆，创业板一周累计上涨12.8%，沪指一周累计涨幅超过7%，创5年来的周涨幅新高。
A股行情为何被点燃？多数分析师认为和流动性充裕有关，和资本市场正在推进的改革开放举措有关。《新闻联播》则援引专家的说法，“中国出色的疫情防控能力和疫情防控成绩是中国经济复苏和股市上涨的最大动能”。
中国在全球率先快速复产复工，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连续2个月正增长，消费和投资同比仍是下降，但降幅持续收窄，5月中国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0.8%，已接近上年同期水平。
和欧美经济体相比，中国在疫情后没有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和零利率、负利率等政策，“弹药库”里还有不少储备，为后续的相机调整留出了余地。这也让投资者不太担心即使局部出现“二次疫情”的情况。
当然，现实的重重挑战也毋庸置疑。境外疫情仍在肆虐，全球经贸严重萎缩，中国虽在改善，但年初到现在主要经济指标累计数与上年比仍是负数，未回到正常水平。就业总量压力，大学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压力，以及就业不充分的压力，依然严峻。
所以段子手又把2015年的老段子拿了出来——“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打工挣钱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聚在村口赌博”，意思是，基本面下滑股票却狂涨，不正常也无法持久，很可能如梦幻泡影。
A股会进入疯牛期再接着牛短熊长，还是会在一个大箱体里“非牛亦非熊”，抑或走上慢牛长牛之路？
我的看法是，A股中短期内变熊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先看一下全球股市。全球股市在3月急跌后，从4月开始反转。以投资经理采用最多的基准指数来看，全球ETF-iShares MSCI ACWI在今年第一个交易日（1月2日）为79.77，3月23日见底53.31，7月10日为75.82，基本回到年初没有疫情时的水平。
再看一下全球经济基本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24日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从4月预测时的-3%调低到-4.9%，美国从-5.9%下降到-8.0%，中国从1.2%调整到1.0%，是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正增长的。
可见全球经济远未转危为安，既然如此，股市为何选择上攻？除了各国政府天量资金救市的刺激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疫情压力在边际上有所减轻。彭博社分析说，“久病成医”的交易员们不再关注确诊病例的增加，而是专注于包括死亡率和住院率在内的数据。
“只要感染死亡率有限，确诊病例数字不一定是坏事，”美国Spectrum管理集团创始人合伙人菲利普斯说，“只要死亡率维持这个趋势，我认为投资者可以忍受这种病毒，预计我们能够克服它，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在巴西，总统新冠检测呈阳性，股市也无动于衷。
全球经济堪忧，全球股市却发出“未来无忧”的信号，这像不像感染了“特朗普乐观综合症”？中国经济表现明显优于全球，如果股市一潭死水，反而不正常。
由于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超预期刺激政策，未来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是大概率事件，各主要金融市场可能共同面临“资产荒”问题。当过多的钱追逐相对少的、安全而有升值潜力的资产，中国A股必有一些公司的价值被重估，西水东流，资金北上，将其推升。
这就是我对当前股市的基本认识。A股这轮爆发是“相对牛”。全球很差，中国相对较好。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而是因为全球更加不好。全球很差的经济对应不差的股市，中国不太差的经济当然应该对应较好的股市。
摩根士丹利中国市场分析师最近预测说，未来12个月内中国将大幅跑赢新兴市场，建议投资者增持或大幅持有A股资产。
说中国“相对牛”，并非是在暗示“是假牛，不是真牛”。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相对牛”有可能变成“价值牛”。
今年6月18日陆家嘴论坛开幕式，易会满演讲，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三点：
一是资本市场要肩负起助力更高水平开放的使命，持续深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热忱欢迎各国投资者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
二是资本市场要肩负起推动创新转型的使命。战胜疫情，恢复经济，最终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撑。科技进步和技术革新是走出危机的根本所在；
三是要着力构建权利义务边界清晰、市场运行规范有序、市场主体诚信自律的制度生态，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尊重市场规律，不做行政干预，更好保护和提升投资者活跃度，对财务造假等恶性违法违规保持“零容忍”。
以上三点，我的理解是：
首先，在互联互通背景下，中国股市不能病怏怏的，这也有利于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
其次，在创新驱动背景下，股市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发展好。科创板即将一周年，将会有更多制度创新。如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红筹企业“九号机器人”上月已获准以CDR方式（中国信托凭证）在科创板IPO，这预示着境内外市场进一步接轨，境内投资者可以更便捷地分享境外上市科技企业的成长；
最后，股市不会听任违法违规行为横行。近期证监会查处的“两康”案件（康美、康得新）就是明显的例子。过去在股市浑水摸鱼也能混得不错，所以很多公司不会踏踏实实把公司做好。而当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市场目标真的明确了，A股市场就有可能“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
若上述目标、措施都能落实，“价值牛”时代就会来临。
进而论之，中国“相对牛”这一事实背后，也有“价值牛”因素作为支撑。
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开启，像病毒一样挥之不去，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但回头看，贸易摩擦后中国出口商在全球市场的总体份额反而增加了。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指出，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额下降了15%，但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变多了，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为11.9%，比美国对华首次开征关税时略高。
按《经济学人》的解释，一是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部分抵消了关税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相比也较弱；二是货物为规避关税可能借道东南亚流入美国；三是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如研发能力）增强了。
中国产品被加征关税，但50万家外贸企业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抗住了。这一方面说明外部市场在很多方面离不开中国产品，除非用“非经济因素”直接禁掉；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据海关总署数据，2019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上涨2.8%，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涨1.4%，说明中国出口同样多的商品可以换回更多的商品，出口的附加值提高了。
依托本土大市场，中国进口的国外产品也越来越多。2019年货物贸易进口总值14.31万亿元，增长1.6%。今年1月初盒马发布《生鲜年货春运地图》，显示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种生鲜年货将摆上中国人年夜饭的餐桌。
说完进出口，再说一下外商投资。人们一直很担心外资移出中国。这几年全球的直接投资（FDI）很低迷，2016-2018年全球FDI增速分别为-5.7%、-22%、-13.4%，-1%。而中国的情况是，2016年FDI流入量增加2.3%，2017年微降不到3%，2018年增长接近4%，2019年增长2.4%。（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中国2019年数字来自商务部）
可见总体上，中国的投资环境仍为外资青睐。中国的要素成本价格比过去高不少，但市场、人才、配套、营商环境的吸引力也更大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相对牛”，已经“牛”了40多年，从一个后发追赶者慢慢跑到了前面。在这个过程中，在任何时点，投资中国市场都有机会。但由于以前形成的“路径依赖”思维，加上对中国模式能不能持久的怀疑，很多海外投资者失去了更早分享中国红利的机会。
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最近写了一本书，我看了试读版，有个例子很触动。2005年，也就是A股低迷到有人呼吁“推倒重来”的那一年，他创立了高瓴资本，在美国东西海岸和世界各地的海外出资人面前讲了一个故事——“中国正在崛起，高速列车正在离站，请立即上车。”
但现场90%的出资人没有立即上车，10%的出资人在一周之后也没有上车。张磊筹资无门，最后是他的母校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投了2000万美元，他曾在捐赠基金办公室实习过。耶鲁后来又追加了1000万美元。这些最早期的投资人获得了丰厚回报并持续投资，截至2020年4月，耶鲁已经通过高瓴资本获得了2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
对中国的资产市场（无论一级还是二级），长期以来都有泡沫化、难持久的质疑，其实只要你能投资到那些价值创造型的公司，回报是惊人的。
中国市场很有意思。每一年，你都可以找出N多的市场负面因素。比如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下降的起始年，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开始下降，那一年传统媒体收入见顶，2014年啤酒行业总量开始下降，2015年流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2016年互联网流量红利开始下降，2018年汽车年销量开始下降，2019年家电业销量开始下降……总是可以找到拒绝投资的理由。
但在每一个时点，也总是有人选择了乐观和进取。A股最糟糕的2005年，高瓴、红杉、华兴资本成立，2006年启明创投成立。2010年到2012年，关于人口红利衰减的讨论不绝于耳，但2010年小米和美团成立，2011年微信上线，2012年头条启航。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潮汹涌，还未结束，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互联网、5G、硬科技、创新药等等，一浪一浪又开始了。
“2019年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这句流行语深得人心，据说“始作俑者”是美团点评的王兴。我看了一下，王兴只是在饭否转发过，前面还有一句“听到一个段子”。就在“最差”的情况下，美团的市值节节上升，已超过1500亿美元。美团的生活服务类目超过200个，王兴本人还用了几亿美元下注了智能电动汽车，美团最近正在全员开展“更好的十年”内部大讨论。这足以说明，他们看到的中国市场的未来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不要太关心口水的流向，要多关心钱的流向。口水是闲话，钱才是真话。红杉中国的郑庆生说，美国总统封堵中国科技企业是事实，美元资本热衷投资中国的VC、PE也是事实，最近多家中国VC、PE都在募集美元基金，主要用于投资中国的科技企业。
前一段我去启明创投交流，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完成了第七期11亿美元基金的募资，专注于医疗健康和TMT两个领域的早期投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大学捐赠基金、慈善基金、家族基金和养老金基金等。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异常深刻的结构调整和红利切换。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2019年所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已经达到16.2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6.3%，这些活动的增速比同期整个GDP的增速高1.5个百分点（均按现价计算）。在过去的成长动力与模式衰减、产业疲软的同时，更多新动力和新价值在涌现，且势头更猛。像美团点评、字节跳动、拼多多这样的公司基本都由80后创始人在领导，他们内在的驱动力超级强大，他们所创造的未来也会大大刷新对商业版图的已有理解。
中国的新红利正在释放，包括新消费红利、新制造红利、新技术红利、“两新一重”的新投资红利、新城市化红利、新改革红利、新开放红利，等等。
张磊在他的书中写道：“在过去的100年里，是乐观主义者带领着美国的股市走到今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悲观主义者可能猜对了当下，但乐观主义者却能赢得未来。”
接下来继续讨论一个问题：如果“脱钩”继续深化、泛化，中国会不会遭遇比较大的挫折，相对就不那么牛了？
中国企业界没有人愿意“脱钩”，但如果在某些方面“脱钩”不可避免，中国“相对牛”仍是大概率的。这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些企业家的回应。
1、中国的市场规模如同大海，有着新陈代谢的自生长效应，由此足以展开专业化的分工和创新。基于规模优势，连锁化、现代化的中国服务业龙头的发展将会产生一定的网络效应，从而提升行业想象力，走在世界的前面。（华住集团创始人季琦）
2、经济竞争本质是人的竞争，中国有近9亿劳动力，7亿多就业者，劳动参与率很高，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1.7亿人，高素质人才包括回国留学生也很多。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竞争的核心是数学能力，而中国的数学高手特别多。中国还有场景的优势。“脱钩”短期会有阵痛，但长期看不会阻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明略科技创始人吴明辉）
3、过去我们比较依赖美国的芯片和材料，现在我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始准备“备胎”，就是和国内的企业更多合作。虽然他们的水平现在赶不上美国企业的水平，但好处是反馈速度快，改进快。而且，我们一旦在价值链上完全掌控，形成闭环了，就会找到更多机会和空间。（一位不愿具名的500强中国企业领导人）
4、美国要建立封闭的体系，挑战在于成本高昂。过去发明一个东西，中国会用、全球会用，现在只能自己用，投资回报率必然降低。另外，如果真有两个不同体系，能良性竞争，未必是坏事。比如手机有两种操作系统，苹果和安卓，电力有两种不同制式，110伏电压和220伏电压，插头和标准各种各样，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去四十年，中国IT技术创新以应用为主，现在投入很多精力研发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投入特别必要。（宽带资本田溯宁）
5、眼前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多年前我们决定做人形机器人，需要购买伺服舵机（相当于关节），发现市场上只有韩国、日本、瑞士的，动辄上百美金。如果一台机器人用十几、二十几个舵机，一两千美金就没了，这还不包括其它硬件成本。这么贵的产品不可能在C端推广。所以我们决心自己做，让舵机国产化，成本降到可以民用的水平。一做好几年，我把喜欢的跑车、房子都卖了，钱都花在研发上，卖掉最后一套房子都不敢跟父母说，怕他们说自己在败家。但最终我们做出来了。所以只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很多过去不敢想的东西都能做出来。（优必选创始人周剑）
中国企业并不希望“一个世界，两个系统”，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们不会被吓趴下，他们有信心和决心。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25年如一日，靠一代代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自主创新，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所有单机部件实现了100%的国产化，“一颗螺丝钉都是我们自己的！”
多少事从来急，但不被外力逼一下，有时就没有紧迫感。
2001年中国入世，被逼了一下，激发的力量延续了十几年。也许从2018年到2020年被特朗普的这一逼，又能激发出新十年的动能，让中国的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短板都脱胎换骨。未来十年，是决定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十年！
我写的很多中国经济的文章，最后都会回到企业家精神。这一篇也不例外。
周四晚（7月9日），我在上海徐汇滨江的西岸美术馆主持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场夜话。我平时基本在浦东，好久没有去过徐汇，突然发现徐汇变了很多，人工智能、艺术、卓越水岸的气息非常浓郁。
活动结束时已接近晚上10点。我看到深兰科技的创始人陈海波匆匆赶回公司，他说一般晚上10点是内部开会、交流这一天情况的时候。“10点下班算是早退。”
我问徐汇区的一位领导，徐汇的AI&Arts的氛围怎么这么快就形成了？他说，一是要有一个很高的目标，二是要带着情怀，一点点把目标落地。这就像当年徐光启所说的，要靠“求精”与“责实”。
徐汇滨江“西岸计划”对标的是巴黎、伦敦、纽约的中央生活区，他们希望这里能像100多年前的外滩和30年前的陆家嘴一样成为上海新坐标，“决不能把上海中心城区这块最宝贵的‘大衣料’随便做件衣服浪费了”。他们不只在思考“十四五”问题，还在展望“十六五”前景。他们对脚下的土地抱着深深的敬畏感。而在具体落实中，从每个建筑、每片绿化、每个人工智能企业和领军人才的引进，乃至人工智能大会的标识设计，他们都以极高标准，孜孜以求，务求不给未来留下遗憾。
“我们去欧洲的城市看，城市很不错，人文气息很浓，但少了一些活力。我们希望把人文和活力结合起来。”
这是徐汇区的想法，其实也是今天很多中国城市的努力方向。他们有足够的全球视野，同时他们要创造更有活力的中国风景。
这天晚上我在等车时，又想到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社会、企业家型政府官员这些并不新鲜的概念。看着他们鲜活的身影，我意识到，无论是中国“相对牛”还是中国“价值牛”，背后的基因就是中国人有更高的目标，远远不满足，还要往前赶，向上走，并且愿意像老黄牛一样，不待扬鞭自奋蹄。
我不会给股市算命，但我相信，有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奋争精神，有创新创造的不熄的愿力，则中国经济之海，虽有惊涛骇浪，波澜起伏，必将风光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