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降薪,需要法制而非风暴

周明华 原创 | 2009-02-18 00:38 | 投票
标签: 高管降薪 
  

  周明华

      日前,财政部向有关单位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随即三一集团应声宣布,该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不久前,上海市国资委透露,上汽集团等9家大型国有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到40%。一场“中国式减薪风暴”已在神州大地刮起。(2月17日《都市快报》)

  不可一世的金融危机突袭地球村,几乎让所有人手中的饭碗产生了一种晃动感。不管是政府公务人员,还是拥有非天然资源的垄断企业。也不管是在广大中小企业的劳动者,还是自立门户开店谋生的个体商户,均切实地触碰到这种渐次明显的“动感”。在国际上“听取工资降声一片”的外力推助,以及国内普通百姓一片力保饭碗不丢的民意声浪推动之下,一些公共监管部门和强势国企的老总们,原本铁青着的脸,终于憋不住了,明显出现“羞红”迹象。

  于是一场“中国式减薪风暴”开始在一些国企领域刮起。在经济寒潮袭来的当初,一些拍着厚实胸脯称“降啥别降自己的高薪”的著名老总们,开始抵挡不住国际经济形势与民意权利诉求的双重推助了。特别是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发出了50万美元的“限薪令”之后,欧盟、澳大利亚均对经济实质发出强势降薪令,加上早些时候的韩国、新加坡等国领导“断士自断腕、鼓劲度维艰”的一系列政府姿态的多重作用,使外国的一些政治家和资本家赚足了民意喝彩的掌声。

  当然,即便我国国企高管跟进全球降薪的步履显得有些迟缓,但依然不宜掩蔽这次减薪风暴的深远意义,以及这场风暴带给我们社会公平程序设置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不能局限于一家或几家国企老总的“一元年薪”的炫目表演,而是将“降薪风暴”成为恶补我们社会业已形成的劳资不公的这一课。并厘清一些行业薪金过高的制度性成因,从公司治理的法制层面,去反思行政权力是如何蔓延至企业的。由于企业老总手中的权力未得到有效制衡,便使资本愈发显得骄横。这才有平安掌门人马明哲六千万的天价年薪,而第一线的保险员仅千元工资的扭曲工资分配制。

  众所周知,有民主元素的市场经济,可以用市场去教训这种骄横,阻止权力在市场交换特别是劳资分配过程中的寻私行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尽快剥离公司高管常常由作为行政机构的上级(实际上往往是掌权的一个人)直接委任的“政府元素”;另外,需要对高管薪酬的决定程序进行变革,改变目前的家长式作风浓厚的行政考核办法,引入独立于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全程审计监督机制,让高管薪酬的设置处于一间玻璃房中。这样的制度性减薪风暴才能最终还纳税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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