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责任创造新商业文明

秦朔 原创 | 2011-03-21 09:14 | 投票
  

  旧文重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了。这是伟大的30年,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的30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经济微观运行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无论国企、外企,还是民企,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必将载入史册。

  市场是竞争求胜的企业家的发现与创新过程。作为尚未注意到的机会的潜在发现者,企业家通过学习和持续试错,发现新知识,寻找更新更好的行为方式,以适应环境变化,并将资源引导到能够产生更大价值的方向上。回望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看到,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企业家,与时俱进,不断超越。他们有的声名赫赫,有的低调沉潜,有的起于田间,有的作别庙堂,有的青年得志,有的不惑创业,有的知识领航,有的痴迷市场,他们身上所共有的拼搏进取、竞争图强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于究竟什么是企业家,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企业家行为背后深刻而持久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种集体共识。那种金钱至上财富骄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寻租投机权钱交易、破坏公正操纵市场、压榨劳工污染环境、短期行为透支未来、因循旧路缺乏创新、自满懈怠不思进取的现象,潜滋暗长,于今不绝,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和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中的事件、案件、问题、危机所证实。

  在全球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经济进行深刻调整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对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经济调整许多国家都遇到过,把压力变动力,以创新求出路,则终有柳暗花明,海阔天空;临难不作为,碌碌无为,锁定在既有的路径依赖里,则“拉美化”或许就是前车之鉴。

  客观看待成就与问题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中国企业在这30年的价值与贡献,应当深切理解中国企业家付出的艰辛与煎熬,但也必须客观地看到,中国企业家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向市场化演进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们获得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都是空前的,中国企业的增长速度和财富积累效应也是世界罕见的。中国企业家应该意识到,在他们原始积累的财富神话背后,有着低廉要素价格的支撑,有着环境和社会成本的透支,这样的增长方式以及支持这种增长方式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持续下去。

  例如,回顾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虽有几次波折,但总体上可以说是高歌猛进,世罕其匹。这30年,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低于7%的只有三次(1981年的4.4%、1989年的4.3%、1990年的3.9%)。从大的脉络看,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经济就无可逆转地走上了一轮长期向上的“牛市”,其间虽然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的冲击,但从1998年中国大力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房地产等支柱型内需产业发展之后,可以说,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没有遇到过严重而剧烈的大面积困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凸显出来。2003年到2007年的高增长周期,更使中国企业的资产回报水平有了长足提高,尤其是房地产和上游资源性行业,拜资产价格大涨和重化型投资拉动所赐,更是风光无限,一时间,许多中国公司的市值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世纪”似乎已近在咫尺。

  如果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主升浪”脉络,中国企业家就不会把一切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而会清醒地看到,与外延性扩张的指标相比,我们在产品与管理创新、核心能力提高等发展性指标方面是落后的。增长快于发展,这也是不能持久的。

  又如,在各地都以GDP为纲和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体制下,对数量型增长指标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结构问题、社会成本的关注。2007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6%,但中国消耗的煤炭占世界的48%,石油占9%,钢材占34%,电解铝占32%,水泥占54%。中国进口的铁矿石达3.83亿吨,占全球海运总量的一半,中国的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到第十位的总和。目前,全国每年的废水排放超过环境容量80%以上,二氧化硫排放超过环境容量60%以上,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也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无论是自然环境的压力还是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潜力,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产业升级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中国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产业属性比较雷同,过于依靠出口加工,缺乏有深度的内部分工体系和广泛的产业转移空间(受垄断和管制之限),过快调整就会一损俱损,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和就业困难、社会稳定问题等就会立现,故产业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更应看到,以创新为导向、追求环境友好、尽量少占用社会成本,这是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多反省一下自己对社会成本的耗费,我们的企业家至少不会再趾高气扬,而会懂得谦卑与敬畏。

  再比如,中国的财富创造,固然有企业家善于把握市场扩大与分工深化的机会,勇于抓住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机会的原因,也和转型经济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和对“价差”的寻租相关。这些“价差”包括资产资源的价差、转轨转制的价差、国有产权改制和土地财产转移的价差、项目审批与优惠政策的价差、知晓政策信号早晚的价差、管制与特许权消散过程中的价差。所有这些因素,扭曲了资源配置和公平正义,造成机会主义、打擦边球盛行,虽然不乏“制度型原罪”的因由,但也和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投机思维、因利害义的积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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