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责任创造新商业文明(3)

秦朔 原创 | 2011-03-21 09:14 | 投票
    难道只奋斗了30年,尚在初级阶段,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就已经“由奢返俭难”了吗?难道,获得利润和财富只能顺风顺水,遇到挫折就无所作为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就是在背叛自己。遥望当年,只要有一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门缝(freedom of entrepreneurial entry),他们都会牢牢抓住那小小的机会,把整个门撞开,趟出一条路,甚至是一条大路。而今天呢,纵然不能说“处处阳关道”,但配置资源的自由与便捷已经远超当年,怎么反而觉得“路越走越窄”呢?

  在我看来,这和中国企业家阶层内在生命力的不足,有很大关系。深层次看,这是一个企业家信仰的问题,企业家终极目标的问题。当企业家信仰不够,零乱扭曲,即使财富仍在积聚,地位依旧隆盛,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变老,变得苍白。而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临,他的反应也开始迟缓,而不是惊惧敏捷,如武松打虎般全神凝聚,奋然相抗,誓死拼争。

  我们都知道企业家精神的极其重要,可是,难题也在于,企业家精神不是谁号召一下、谁下个文件或者商学院教一教,就能“造”出来的。它固然需要一定的外部制度条件(尤其是保障企业家权益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文化支持,但在终极意义上,选择做企业家,乃是一种与生俱来、发自肺腑、透彻灵魂的内生动力,是任何外部条件变化所不能剥夺、打垮、侵蚀的精神选择。这就是企业家的信仰,它决定企业家行为背后最深刻、最重要、最持久的驱动力与价值伦理,它回答“我为什么要办企业”、“我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办企业”、“我办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办企业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样一些最基本又最核心的问题。

  怎么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能决定企业家一辈子赚多少钱,但是可以决定企业家能够走多远,走多久;并且可以决定企业家在探索跋涉的遥遥时光和漫漫长途上,始终保有内心的充实。

  当然,企业家的精神信仰,与所处时代、市场环境、社会文化、政经制度相关,脱离这些背景去谈中国企业家信仰的不足,也并不公允。事实上,如果当代中国企业家都是些没有信仰理想的蝇营狗苟之徒,也不可能在30年间劈波斩浪建功立业。但是,从总体上看,不能不说,当代中国企业家对于信仰问题的思考还比较粗浅。这导致他们缺乏深刻的使命感和持久性的动力,也导致他们在创建伟大公司方面的动力远远赶不上快速获得财富和社会声名的满足。

  超越金钱目标的原动力

  不妨简单做些比较。

  先看西方。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改革,这场改革为世俗活动(如商业)进行道德辩护,赋予其宗教意义。将“上帝的旨意”和“世俗的要求”结合起来,“天职”(calling)的观念就产生了——“上帝应允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马克斯•韦伯)天上的意,世间的职,承担职责在人间(因为你有创造财富的天赋,所以要毕其心力担当),积聚财富在天上(你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此即“天职”。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商业价值观:尽可能多挣钱,但要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的享受;聚财后要散财;挣钱要合法,诚实节俭讲信用才受尊崇;创造财富要通过公司的形式,通过持续的、理性的经营管理,因为个人终有一死,公司方可长存。1909年,弗里德里克•泰罗在《科学管理原则》中阐述说——“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德鲁克在评价他的贡献时指出,由于泰罗的出现,我们的生产效率以每年3%到4%的复利增长,这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

  毋庸讳言,从新教伦理衍生出的这些观念,在实际商业环境中也会遭遇侵蚀,有时甚至会支离破碎(次贷危机就是基本商业伦理的沉沦),但其影响却是深刻的。53岁的比尔•盖茨就从微软退休,捐出几乎全部财富,探索“如何通过市场力量为穷人服务”的“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生活简朴的巴菲特一次把370亿美元资产捐出,从“天职”的角度看,都并不奇怪。

  再看中国近现代的一批实业家。和“天职”的信仰不同,“报国济民”是中国实业家的信仰。以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刘鸿生等为代表的实业家,把办企业和实业救国、济世安民联系起来,虽辛酸备至,战乱频仍,饱受挤压,仍矢志担当。法国学者白吉尔指出,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中国要富强必须走现代化之路,而实现现代化又必须走工业化道路。

  中国的“化工先导”范旭东在日本留学12年,1911年放弃日本教职回国。当时中国盐业极其落后,1913年范旭东只身到天津塘沽,向渔民租了间小屋,在布满盐坨的荒碱地上,独自一人开始炼制精盐的实验,终于试制出氯化钠含量90%以上的精盐,并发起成立久大精盐公司。接着,他又开始探索“变盐为碱”,当时中国的碱市场一直被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卜内门中国经理李德立对范旭东说:“中国很需要制碱,但是早了30年。”范旭东答应:“我是晚搞了30年。”1918年底,永利制碱公司创立。由于是国内第一家大型碱厂,毫无成例可鉴,主要设备要到美国购买,而美国碱厂拒绝参观,嘲讽说:“你们中国人连袜子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造什么碱呢?”国外封锁,国内生产配件的企业能力也不行,用了两年多完成铸件,加之化工生产管道复杂,一共用了三四年时间,花了300多万银元,到1924年8月13日才开工生产。谁料想,出来的是俗称“红碱”的劣质碱,而且还查不出原因。7个月后,制碱的主要设备被烧坏,连红碱也不能生产。当其时也,股东抱怨指责,卜内门则派人赶来愿意支付高价收购企业。范旭东拒绝了,他在《回忆录》写道:“要想让化学工业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就要咬紧牙关,一代人、两代人地干下去,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方法,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认为一切艰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历经磨难,1926年6月29日再次投产,终于生产出了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的洁白纯碱。范旭东写道:“这么多年的辛苦、艰辛,换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纯碱,也换了来大家头上的白发。求仁得仁,诸君内心是得到安慰的,我为诸君祝福。为自己进步的人群,应当是永生的。”

 [1] [2] [3] [4] 
正在读取...
个人简介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