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
据2007年1月11日报道,“为落实 2004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成,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高官”为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其成果,是用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权威性和学术上的高水平。其实,从任课题组负责人过去与现在的学术水平,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看,基本就可以估计其结果不可能具权威性和高水平。果不其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没有明确指出国家人口发展规模的取向,也没有指出当今与未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任务。面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结构变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取向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问题。应该强调在阐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方面,确实明确指出了怎么发展与发展是为了人(而不是一个GDP问题)的宏观指导思想。然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落脚点上,结合实际走过的历程无论是汲取经验还是记取教训都十分欠缺。为了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本文从认识人口学的相关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18个值得商榷问题,科技体制等问题,分别加以论述。
一 专业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及体制带来的问题
人口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而又易为人们普遍感知其外在现象的科学,正是因为人口学与若干学科交叉的综合特点,才产生了与若干主要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而密切相关的子学科,或称分支学科。正因为人口变动的外在现象易为直接感知的特点,所以,常见任何人都能对人口问题说长道短的现象,而这种状况又使一些人似乎以为,有没有人口学基础理论知识都一样。其实,21世纪不懂经济学知识,分不清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是认识不清人口问题的。在有了一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与充分认识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具备不具备一定的人口学基础理论知识,对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与做好相关工作是大不相同,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
鉴于人口学界中有不同的专业,仅就人口专业来说,也是良莠不齐,教授与教授间或研究员与研究员间,学术水平差异之大,在有的研究单位尤如黑白那样分明,而在有的研究单位却是“武大郎开店”,为突出自己而决不引进比我水平高的,只引进唯命侍从的,将机遇留给自己,导致学部委员水平也远不如一些研究单位的若干教授与研究员水平。
评定职称中以“卡”实施报复的,遭到众多正义学者的质疑与鄙视,而以“拉关系”、“照顾”、“需要”、“人情”、“放水”的,却导致若干高级职称有其名无其实,纯属滥竽充数,可以想见这种以“李鬼”充“李逵”撑虚面子,在不同场合下是何等的虚荣与尴尬!恰是受这些在行内处境尴尬者总是讲“官话、空话”,与学术问题不沾边的影响,才产生了人口学基础理论没用问题,以至把人口学基础理论与应用截然分开,甚至竟称这是在实际工作中重应用研究。搞基础理论研究难,但最起码应对现已有基础理论要清楚。若不是这样,真不晓得连基础理论都不掌握怎么搞应用研究?
二 缺乏基础理论指导不是出学术“笑话”就是自以为是
正是这种极为偏颇的认识人口学与相关工作才导致:
一是出现了以非人口学基础理论认识人口预测,而搞出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学术上“笑话”,须知人口预测长度分不同用途而有其明确规定,况且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人口预测连二三十年内准确的先例都没有。当然,你若愿意预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可以,但那不是人口预测科学而是人口预测游戏;
二是出现了随意而武断地用非人口学方法,或不适宜的人口学方法来计量人口各种变动的怪现象,并将其所得结果,自诩是解决了人口中某一说不清问题。诸如,要科学求实地计量出1959-1961年中国“困难时期”,因非常规原因而死亡的人口量,凡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的学者,都清晰地知道,首先是需有按常规与非常规分的相关数据资料与相关专业知识,其次是在必要时还要做相关专题调查。若以其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倒推来估计,当然,距离估计对象的时间愈近,可信度也愈高,首选的资料就应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若应用数据质量较高的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所计量的对象,其实时间已远离20余年,其间的死亡变化较大而倒推的估计结果,显然其置信度就是个问题。因此,即使在计量没问题的条件下,轻易、草率、“大胆”的妄下定论,那也只不过是未如实反映客观状况的自以为是而已,况且计量还存在若干多的问题(见附件),那就更是如此。
三 从以权力压制科研创新到导致失误看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一旦这种自以为是者,身在学术而心在仕途的捷径走通、升迁,那简直宛如是在看魔术,摇身一变,“官变大了,人变小了”。魔术师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欺骗观众的眼睛为水平高超,而一些人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在走仕途捷径方面的水平却犹如魔术师。可以想见屡屡得手的“魔术师”施展于学术研究领域能有什么好成果?只要将其发表的文章对照实践检验一下,不必言说自有公论。可是今天他们仍在以一贯正确与学术高水平自居,指手画脚着科研与实际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认识,反正我是持怀疑与不信任态度。诚然,若没有切身经历,我怎么会有如此之言表呢?
人非圣贤,有容乃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出错或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只要不是有心计的妄说,都是完全可以理解、谅解的。然而,若把权势凌驾于学术之上,不仅以俗充贤、不懂装懂、不知装知,而且还对学术创新得出的新结论,借以“政治”层面问题来实施“封杀”,甚至盛气凌人地以己之见,来裁决科研,或借学术问题用公权力泄私愤“整人”。这种以“权术”忽悠和压制与己不同的“学术”争论与科学上的探索创新,一是因其从未有过学术上的创新,对创新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也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既不懂得何为创新,也不懂得为何要创新,故只能以陈旧或被否定的东西来认识客观实践已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因此,也就更甭说尊重他人的付出了;二是因对科学探索中的新发现,新理念根本没认识,所以才自以为是地诋毁创新。这种以握有一定权力的装腔作势,以及不求甚解地打击与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乃至以权术背后公开“整人”虽可容之,但实在令人生厌。其实,这正是改革所要破除的那种反映封建个人迷信与专制余毒思想的实例。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后来的多次人口调查实践检验,都反复证实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成因,不是统计不实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又有谁知道在当时断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时,科研者及其成果是遭受了何种的打击报复与否定?!
今天如果再那样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主要是统计不实问题,那就会成为“笑柄”,所以说,今天看似简单的事实,在那时并非这么简单。至于对这种人罕见有律己的自我反省问题来说,我倒认为这是其习惯已成自然之事,根本毫不为奇,否则,就是对其过于苛求。实践检验最终还是将颠倒了的事实又颠倒过来了,但导致纠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则延误了一段时间。任何问题都有个防微杜渐问题,否则,纠正起来就难度加大,事实也证明是如此。如果按今天的行政问责制来要求,这种失误责任担当得起吗?如果说评论其早期的某一计算过程与结果存在矛盾百出问题是苛求,那么,同类问题同样在其中后期也不少见,则理应加以评论以正视听,应是不可少的内容。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就是不畏这种以权势打压而创新出来的一项享誉国内外的科研成果,科技创新不是在获得有权者支持下诞生,而是在与其逆行的逆境中诞生,就足可以从中窥见体制中问题的一斑。从根本上说,这种自以为是者的不少低级错误与那种从表象到表象认识人口问题,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都是悖论产生的根源,都是科研中实事求是的障碍或阻力,都是把科学发展观挂在口头上,却没脚踏实地的实施与落实。
人口学之所以称之是一门科学,就是因为他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各个学科,而有其独特的基础理论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计量方法。人口科学中,正是夹杂或搀杂了这种不尊重人口科学,但却很有“心计”的“忽悠”者,所以才能在人口学术评论缺位及科学民主决策体制远不适应社会管理的条件下,一方面是极少数打着“科学”大旗误导决策,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一方面是这类道貌岸然的代表人物,将计就计的机关算尽而得以跨越式升迁的怪事。这种现象反映出的体制问题,决不仅局限在科技、人事方面,而是涉及方方面面。因此,若再不对产生这种极不正常现象的体制进行大胆地改革,那就不仅仅是此类问题在过去、现在、可预知未来,都将重蹈覆辙的问题,而是不改革将攸关发展命脉的问题。
四 概略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远不像“忽悠”者认识的那么简单,即使是人口专业工作者与人口科研工作者,也还时常把一些人口问题搞错,况且是非人口专业学者了。因此,人口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透过外在的人口变动现象,来认识其内在的质,或称认识其规律,使人们既能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也能分辨何为正确解决人口问题。
我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30多年,深知十多位两院院士绝大多数,都未从事过人口研究与人口工作,也无人口学专业背景,故只能提供其领域的部分相关结论或信息,仅供《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参考而已。课题负责人中,唯独一位有人口专业背景又一直从事人口工作的就是,曾任过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一位只是曾以第一作者出版过“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专著,曾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健;另一位是无人口专业背景,曾任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鉴于他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参与而将其除外。
我相信历经对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学术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想必宋健同志一定会有新认识。那么,在此基础上,加之他的学术功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搞出如此无专业水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而给予认同。
人口专业杂志基本都刊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但却不见近10年发生大转变而被学者公认是严把学术关,以及学术水平、质量要求,都较同类专业期刊高得多的《中国人口科学》刊载。从这一侧面也表明,如此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竟未达到《中国人口科学》要求的专业发表水准,可见,学术水平内涵的欠缺。显然,从既往学术少严谨,动辄以“权术”压“学术”,不知强以为知的学风,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孤陋寡闻认识,便可以推测这是以蒋正华同志为主要负责,而得出的缺乏科学性、严谨性、整体性、知识性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面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口学者来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动用了全国那么大人力、财力得出的结果。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未体现今天与明天人口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各自特征与相互关系,也未体现近期人口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战略新任务,更未体现40年来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各方面条件都为最差背景下,却反而能取得最佳成效、最佳社会效益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及实施方式的根本经验。所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就不可能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生育政策抉择,大中小城市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抉择,以及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政策抉择之类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缺乏科学研究含量,缺乏与中国实际人口发展状况相结合,提出存在问题,重点解决问题。尤其是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发展方略结论,突出反映出基础理论的薄弱,功底的不扎实与学术研究上的浮躁问题。因此,不得不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深表遗憾.
只要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主要负责者的既往人口学术水平,与这一"成果"相联系,就使我再一次清晰看出的是:只见其“官曾大升过“,但却从未见其人口学术水平同步也曾大幅提高过, 更未见其为人口学与中国人口控制,曾做过任何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显著成果与贡献,这即是有学者所言的“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官位的高低代表不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但是在现科技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在学风不正、八股文盛行,以及过分追逐私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下,学术能不腐败吗?有人就是仗着曾经的“官势”影响,却驾驭与其学术水平远不相称的重大科研项目资源。在此氛围下,也确实因存在着相当大一部分,为谋私利而迎合的随波逐流者,这才使得退位的“高官”仍有其不小的群分市场,甚至在其他领域还在扮演着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角色。然而,他们在真正追求科学、尊重科学,以科学发展观做人做事的学者那里,却确实一直没有市场。因为那里尊重的是科学,探索的是规律,从不违心以“官位”、“官势”来判别“科学性”与学术水平高低。可见,以"官势"大小而不是以"学术"水平高低占有科研资源的问题,实质也是一种典型的腐败问题!
真正地搞科研,一定要尊重科研工作的规律,要依靠那些一直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有成就学者,而不是靠从不敢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从不敢于肯定应该肯定的,那种缺乏实事求是的“官”样学者。否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极不正常现象,也是搞不好科研的。那又何谈科研为决策服务与科学决策呢?
人口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研究报告中,几乎少见社会学的观点,更不见体现中国人民智慧的首创“晚、稀、少”式计划生育,以及有关其神奇成效的经验论述。因为,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历史与其后阶段的历史比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属社会公共政策范畴,若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时至今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体现出这一点,只是把以人为本体现在了方方面面的教育中,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则成了无实质内容而刻意映现指导整体大局理念的穿靴戴帽,但具体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何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却不见其踪影。
尽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中了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如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果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与学术水平,那只能说,今天的人口学术水平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大倒退了。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竟出了那么多令人不可置信,且背离了人口学基本常识的学术问题。
五《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18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定的“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
实际上,全国多数城乡1970年就实施了计划生育,只是在1973年12月,才将群众创造的“晚、稀、少”经验,上升为全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要从相关全国人口自然变动数据中就可直观看出, 1970年初全面逐步实施计划生育的成效客观事实。显然,作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竟连中国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的时间都未搞清楚,甚至连70年代计划生育的卓著成效都只字未提,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是行不通呢?还是被忽略掉了呢?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准则,理应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
2.《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
1982年将实施计划生育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实施计划生育至今已有40年。如果实施计划生育仅能创造出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其后随即就是远大于40年的人口负利期,那么,实施计划生育岂不就是得不偿失的一大失误?这是不当应用年龄构成比指标得出的悖论。
对人口相对过剩的中国来说,生育率的人为主动下降,是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给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等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可持续发展效率更高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是极大地减少了0-14岁少儿人口;随着大幅度减少的少儿人口陆续步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而逐年一步步缓解着就业人口的压力,直至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而使就业人口压力进一步减轻;随着实施计划生育时期出生的人口步入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也就减少。可见,实施计划生育带来的是人口与其各子人口,都是逐步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加速趋向适应与协调的过程。从社会生产率来看,都是提高社会生产率的过程,若再加之人口素质与科技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就更加突出,因此,在人口相对过剩前提下的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与一个较长时期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始终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的过程,直至转变为适宜人口规模下的准静止人口,那时的人口红利也就达其峰值的值域。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促进作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从中不难看出,利用年龄构成比指标分析诸如像我国这样的人口显然是不适宜的,也足以证明国际社会提出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不成立的。生搬硬套只能带来认识上的混乱,以及前后矛盾的结论。
人口年龄构成比指标,诸如人口抚养比等,不是在任何人口与年龄结构转化条件下都适用。关于人口年龄构成比的适用条件,正因为国内外学界都尚未给出适宜与否的应用条件,所以才需要比较、研究、探索,创新解决此问题。正是因不分前提条件的随意应用,才普遍出了那么多悖论。
3.《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转向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
只要有些人口专业常识的学者,都应知道人口转变各阶段转向的判断常识。因此,也就能从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数据中,简单而清晰地断定,自1970年中国基本普遍实施计划生育起,反映1970年计划生育成效的1971年,就开始把“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不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认定的花费了近30年的时间,才实现这种转向。
根据人口学基础理论可知 ,人口再生产的概念是指"代际"再生产关系,而“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是指人口转变的阶段。因此,要表示人口再生产类型,务必不可缺少表征人口再生产的指标,诸如,总和生育率值(注:是一种具有人口再生产寓意性指标,因为常用而采用)。根据联合国的规定,结合中国的数据,那么,反映实施“晚、稀、少”两孩生育政策到1979年成效的1980年数据,就完全表明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实现了现代型。
4.《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1.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直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点,全国大陆已有高达2.2亿多分布在各城市的农民工人口,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社会生产。这种城乡人口的转化,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机械化与电力化水平等提高的一种反映,也是在保证农业基础的条件下,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结果的一种反映。只有不断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断加强农业基础,才能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领域,也即是城镇化过程。因此,推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仍有1.5-1.7亿,没有任何根据。如果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仍有1.5-1.7亿,那么,常流动与非常流动的农民工人口就能将高达3.7-3.9亿。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5.《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
迄今为止,城镇累积多达2.2亿多的农民工人口还尚未市民化,今后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之前,不可能相同或类似。《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何谈还有3亿农村人口将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即使是假定,那么这种假定也须有足够的可行性与推论,否则,就是痴人说梦,实在太离谱。
6.《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的两种不同定义(15-59岁人口或15-64岁人口),计算总抚养有两种方式”。
国际社会关于劳动年龄人口明确规定是15-64岁,任何国家都不得以退休年龄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上限年龄,也不得将下限年龄根据自己的国情实际进行前移。人口学对此也有此严格限定。否则,国际间就不可进行比较。显然,这种提法有违科学基本常识。
7.《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一方面说:“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 左右,并稳定至今”;一方面却又说: “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
反映1979年实施“晚、稀、少”两孩生育政策结果的1980年出生人口,在受到部分“紧缩”生育的影响下,虽然较1979年的1727万略呈增加,但出生人口也只为1779万;同样是受到部分“紧缩”生育影响的1980年总和生育率值,本应降至2.2以下,却降至2.2的水平(此值在那时的死亡水平下,就是更替生育水平值)。此后,即是1980年初期至1984年4月的终止实施群众创造的“晚、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强力推行“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其结果是出生间隔大大缩短,生育水平大幅反弹,1981-1982年的总和生育率值分别回升到2.6和2.9;1981-1982年的出生人口分别大幅回升到2069万和2289万,近乎与1974年的出生人口2235万近似。若是从分城乡看,城镇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1.1,分别回升为1981年的1.4和1982年的1.6; 农村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2.5,分别回升为1981年的2.9和1982年的3.2。
如果总和生育率值粗略地表征了年度育龄妇女的终生平均预期生育子女数,那么,亿万群众实施两孩政策“晚、稀、少”式计划生育的实践效果,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允许生育两孩的政策基础上,城镇基本实现了只生育一孩的效果;农村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大幅下降。而在生育政策“紧缩”为“只能”生育一孩时,城乡的生育水平都大幅回升,农村甚至都生育了三个孩子,而四孩生育水平也达20%。实践检验充分表明:“紧缩”生育政策,一旦把生育子女数变为“稀缺资源”因素,那么,势必就导致心理上的“逆反”而产生欲速不达负效应。这就有力驳斥了那种“允许生育一孩,还都生育两孩,若允许生育两孩,还不都生育三孩”的似是而非论。什么叫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解放思想?实践效果客观摆在那里,你都不从这种实际出发,明明是事实却不求是,何谈解放思想?只有从“紧缩”政策的负效应,才能正确认识回归合理政策的正效应。否则,那就不是人口学的社会过程效果,而是数学或算术的计算过程结果。
1984年的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也即是针对“紧缩”为“一胎化”的“开小口,堵大口”,其实施效果,虽较之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一胎化”导致的负效应,是大为改善,但直至90年代中后期前,一直都大不如“晚、稀、少”时期的效果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此,也只能说,这是生育政策完善未到位(“晚、稀、少”两孩政策)的完善后政策效果。
90年代中后期,在继续执行同样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之所以出现了生育水平的下降,乃至降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显然,是影响生育水平下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跃居为主导地位,从而也使这种低生育水平得以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下的生育水平下降,具有本质性的改变,所以,我那时就断定这种生育水平具有稳定性而不具反弹性特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基本判断与客观事实根本不符。
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所断定的“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
其实《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还是一种没有脱离以行政手段,来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及其问题的反映。因此,其结论完全是一种过时的判断,或说是未与时俱进的判断,根本不可能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
9.《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低生育水平很不稳定。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多数地区人口增长存在反弹势能。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快速转型和人口加剧流动,使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工作方式效力递减;一些地方对计划生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人口综合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任何工作失误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水平回升。”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生育水平已跃居为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现阶段的低生育水平是稳定的,只不过这种生育水平不像总和生育率值所表征的那样。因为总和生育率值在反映非稳定急剧变动的人口生育水平时,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值域区间。现阶段群众生育意愿反映出的生育孩子数平均水平,务必要有终身不想生育的意愿内容。一定要考虑实际生育水平中的不婚不育、先天不育、继发性不育与食物结构改变和转基因食物影响生殖健康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可能的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1.8与实际是生育意愿不会差距太大。因此,也不可能像《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任何工作失误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水平回升。”
10.《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必须调整发展思路,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实施教育立国之所需,而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是新兴工业化过程与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的大战略问题。所谓人口数量是解决中国过剩人口规模问题,所谓人口结构问题是伴随解决相对过剩人口过程的年龄结构转化认识问题,所谓分布不是解决按爱辉至腾冲划分的国土面积东南、西北各一半,东南部分占总人口的95%以上,而西北部分却占总人口的不足5%。这种由自然地理形成的人口分布是合理的,而非是不合理的分布。也就是说,解决人口分布问题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人口分布问题,其根据是以城市位序城镇人口分布法则,来构建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人口均衡体系。
11.《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人口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安全面临的风险依然存在”。
中国人口在计划生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是认识问题与体制问题。所谓人口安全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即城镇化过程农村人口过度向特大城市与大城市聚集所造成的城镇人口分布极不均衡问题。而这一问题,其实正是特殊情况下的人口安全问题。
12.《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尤其要关注庞大老年人群中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过程初期并不导致抚养比提高,而且还导致抚养比下降,人口老龄化中后期形成的抚养比提高,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就业难,得以缓解的反映,是就业状况得以进一步改善,社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一种要素反映。这就是人口相对过剩条件下的中国老龄化,根本不同于人口相对适宜或相对不足条件下的欧洲与美国等老龄化的关键所在。认识抚养比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抚养人口的绝对数问题。2035年前的老年人口都是由1970年前未实施计划生育时期,盲目生育的出生人口构成,就是假定中国人口不老龄化,甚至年轻化,也是这些相对不变的老年人口规模。解决这些老年人口的抚养问题关键,是相关体制与需求的不能缺位问题。所谓农村老龄化形势严峻,那是由农民工尚未市民化的不完全城镇化问题造成。实施计划生育大幅度减少的出生,就是减少了未来的老年人口。若连1970年前出生的那些老年人口的抚养都成了问题,那么,若不实施计划生育,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就更无法解决。可见,出生人口的大幅减少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与加速的主要根本原因,而出生人口的持续大幅减少,实际是为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提供了机遇,即提供了有利于解决无计划生育时期出生的老年人口问题。而出生人口的持续大幅减少,又是老龄化过程与加速的主要成因,因此,老龄化对解决相对过剩的中国人口过程来说,是好事、大好事。
老龄化是一个过程,一旦结构近似稳定不变,老龄化过程也即结束。中国人口若不老龄化,也即不少生4亿多人口,那么,中国现人口就是近17.5亿。最近,有人又提出老年人口比例上限不超过26%,老年人口比例是根据人口规模适宜与否的发展过程变动所确定的,任何对中国过剩人口的老龄化加速,以及对劳动力人口的短缺,所提出的种种担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杞人忧天。
13.《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需要强调指出,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2005-2020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
2005-2020年的人口增长,完全是低生育水平下的一种惯性增长。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竟然把人口的惯性增长,都能称之形成人口出生小高峰,真不知这是何等的学术水平。
14.《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 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政策,建立社会安全网,发挥人口政策的导向作用,解决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等人口结构性问题.”
只要是稍有些人口专业常识的工作者,恐怕都不明白,也真的搞不懂,怎么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政策,建立社会安全网,发挥人口政策的导向作用,就能解决人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性问题。须知,年龄结构一旦形成,就绝对不像物质生产那样可以进行人为调整!这就是人口再生产区别于物质生产的一大显著特征。
老龄化主要是老年人口比例动态上升的过程,可以说是整体年龄结构变动的体现。解决人口结构,只能从出生人口一个年龄一个年龄地解决。可以肯定地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的结论,只能是让内行读不懂,让外行不知所措。若参与此项研究的专家300多人,连此论述都认同,那简直是一种科学的悲哀!
15.《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 左右,并稳定至今”。“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下同)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在人口不足10亿时,实施了计划生育,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大约要花费一个人口生命周期左右的时间,才可能将其人口在本世纪达15亿左右停止增长。
中国人口在不足10亿时,认为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而在还要增加5亿到15亿左右时,却反倒认为是一种有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在令人费解。
中国是一个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低于1.8只是生成一个个与之相应的部分年龄结构,多积蓄一些缩减惯性元素,这只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趋于协调,而决不是其反面。如果对此认识不清,那是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化的基础原理还尚未搞清。一旦搞清楚了,认识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所判定的“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 左右,并稳定至今”,那么,中国总人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本世纪达15亿左右时才停止增长,峰值人口势必将远不足15亿。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出现异常,并持续升高与居高不下,或下降缓慢的态势,实际我国的更替生育水平在2.27 左右。有些常识的人口学者,在近期生育水平变动假定属实的前提下,只凭经验就可断定中国大陆总人口停止增长的时间,理应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停止增长的人口规模在14亿左右。足见,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研究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坦诚地说,学术水平确实比较差。
16.《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为世界人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确为世界人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历经的道路是相当曲折的。如果始终遵循群众创造的那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极佳的“晚、稀、少”式两孩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在解决人口问题上的成效就更加显著。
始于1980年至1984年中期,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造成的沉痛教训与失误,也应实事求是地如实体现出来,因为短短4年“一胎化”,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绝不可低估(请见价值中国网马瀛通的“风雨30年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感悟”)。今天,生育政策的复归求实问题难,就是因为非但没有将此作为沉痛教训来汲取,反而却认为是成就或必经过程的经验。因此,实在令人痛心。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组长蒋正华等,之所以无认识,主要恐怕是在在“文革”中未受到过冲击,还没有从内心深处感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真谛,还没有那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胆识,故也就难免不敢正视事实,而世俗的“随风”自以为是。因此,科学有时也难能战胜那种自身依仗虚名猩猩作态与“无知”。从这个报告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某些人的人口学术水平,实在是值得参加进修班提高一下了。
17.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取得这些成就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推进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坚持人口领域的对外开放,树立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在1970-1980年取得的成就,是因亿万人民群众满意而创造的历史事实,被世界堪称是近代史上生育水平下降的奇迹,也曾树立过良好的国际形象。那时没有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等,只是符合了亿万群众的要求、意愿,符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亿万群众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主体,显然,这是极其宝贵的经验,和今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应遵循的准则。然而,表述取得这些成就的基本经验,用上述惯用概括,是张冠李戴,既不实事求是,也不符合实际。
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 探索利用国土规划引导人口合理分布的有效途径。”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过程与城镇化过程,既宛如一对相伴而生的孪兄弟那样同生,又宛如鱼水那样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可谓是没有工业化过程就没有城镇化过程,而没有城镇化过程则工业化过程也无法实现。城镇化过程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高度紧凑性城市空间发展并成为那里的市民。这一过程是节约土地的过程,无论是亚洲的日本、韩国还是欧洲各发达国家与美国等,都无一例外。我国近期伴随城镇化而出现的大量耕地流失问题,其中虽有使用不节约的问题,但主是不完全城镇化导致的问题。“利用国土规划引导人口合理分布”,的确是从未有见过的“创新”,但这是逆发展规律的悖论。若是实施这种逆行措施,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
其他问题,诸如关于人口出生高峰的划分,也与客观实际和人口学基础理论不符等。至于在人口学基本概念的名词解释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在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 之间”.
实际上,这个值域是1955年联合国在其相关文献中规定的,但不是103-107 而是102-107。这里不再继续评述,只是让读者去评述吧!
六 用执政为民度量一下"官位"在科研中的"横行"
这种以"官位"在科研中"横行"的问题,已不是个别现象,甚至有的学术水平较差者还成了一些招标科研课题的评审者。科研课题招标与获得科研经费的走关系、利用关系,以及评委重关系与不了解专业水平进展状况的问题,已是公开的秘密。“权利”与“权贵”阶层,将权利作为个人私利的资本,也足以映现出他们一直是如何做人做事,而这种做人做事与执政为民是何等大的差距。因此,改革这种滋生与导致学术腐败,科研成果简单重复而无新建树,难以转化为实质性应用的体制,是何等的迫切!科研成果一定要实施课题负责人与评审人都受公开监督与评论的公示办法,否则,科研投入就没有投准对象,就没有真正发挥最优秀人才的作用,更没有鼓励与奖励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而是变成了一个官层享用、浪费、敛财的漏洞、腐败的温床,变成了一个科技创新与培养人才的障碍。今天,如果对以上所提问题始终尚无正确认识,那么,再过若干年,当你的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后,回过头来再认识,你就会发现当初是多么可笑!因此,我们务必要牢记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才能不断在解决问题,尤其是体制问题中发展,并在发展中不断以解决问题,尤其是体制问题而持续发展。
供参考附件
二 建立参数估计模型:
若已有两个普查年的人口年龄数据和其中一年的生命表(例如、从上一年推出的1981年中人口年龄构成和生命表,再加上1964年人口年龄构成即可作为参数估计的基本数据)则可写出人口分年龄数和以及年的留存率数列,按以上指示,迁移可以忽略时:(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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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令 (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则有 (7)(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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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证明,在两次普查年间任何一年生命表函数的变换可表示为
(8)(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式中是基准生命表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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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法也在附录中给出,最高人口年龄在本文中取为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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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或有解,这时增加个数已无必要,或无解,这时应减少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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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为个数上限;即估计精度上限。个数越多,1中表示精度越高,但此精度受估计年间隔限制,越大,估计精度上限越小。
例: (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例: (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即对于1964—1981年,估计精度上限为4阶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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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为计算方便,仅考虑前两阶矩,即双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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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希望确定参数,使各年生命表确定后,使后一次人口普查年龄人口倒推到前一次人口普查时刻相应年龄人口与普查统计数据误差最小,即(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9)
式中为年岁人口的生命表留存率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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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致逼近在数字上不易实现,(9)式改为另一种2次型目标函数而将一致性要求留待下步进行:(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10)
本文原用前二阶矩,目标函数为 (11)(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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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11)最小,即可解得两次普查年间各年的参数, 双参数模型于是可写为 (12) (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式中符号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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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目标函数为(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其中独立参数为共个,约束个。
(注:作者在该文附录中使用的符号与正文不一致,我们按正文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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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参数模型求解:
附录中证明了式(12)所表示的是一个凸规划问题,约束条件保证了留存率为正且小于1,由于式(12)的约束为开集,一般来说可能无解,因此将问题改为 (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13)(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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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取后一次普查为标准表,在留存率不大于标准表对应留存率假定下,还可将约束写为(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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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典型凸规划问题,最优解存在且唯一。但在约束起作用时,最优解必在约束集边界达到,因此本文不求其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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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约束起作用时,最优解必在约束界面达到,这可能使某个,不合题意。(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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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不求其最优解,而是按附录中方法先找一个的经验初值,然后求以上问题的对的最小偏离最优解。先由历年的死亡率按近似方法求出,再作经验校正,校正的死亡率不少于已知的各年死亡率,如不满足,重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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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致优化。
由于(13)的解并不满足(9)式要求,即按(13)中求得的各年生命表倒推时各年龄上误差分布不一致,需进行一致优化,这里的目标函数为(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其中为权系数,但并不是人为地给定,而是由对一致误差的要求确定,这将在附录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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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优化公式为:
(14)(公式因粘贴不上请搜索作者网)
符号说明与推导过程见附录。
这里的一致优化过程可使各年龄上的误差一致地小于预先给定的任意正数,越小对的修正越大,数不能过小使对偏离太大从而使最终生成的生命表与标准表相比过于奇异。由于1982年普查年龄报告误差为6.15‰,要求<6.15‰并无意义,本文对1964—81年=7‰,对1953—1964年=10‰,一致优化的结果即是各年生命表中的留存率函数,可由按一般人口学方法生成各年生命表,再求出各年按龄别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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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2007年4月12日封5版
对房地产业支柱地位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把“房地产是国民经济与地方最大、最重要的支柱产业”称为“头号谎言”,其理由是:“房地产应该是一种被动的产业,而不是主动性的产业,即使它在结果上对经济起着支柱性的作用,但也是被动的。”
更严厉的质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曹建海,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当前政府认识上最大的一个误区,是一个常识性的极度的错误。”曹建海认为,目前房市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说,都与政府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有关”。
的确,房地产业的诸多缺陷使它难以扮演支柱产业角色。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它缺乏独立性,需要依附或寄生于其他产业上。比如,房地产项目的设计由设计单位完成,工程建设由建筑施工企业完成等等。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依附性同样很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2005年底房地产贷款达到3.07万亿元,与GDP的比率为16.75%。倘若离开相关行业(比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就成了“空中楼阁”。
支柱产业一般都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4年末,全国共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5.9万个,就业人员仅158.5万人。即使加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及“其他房地产活动”的就业人员,全国也仅396.3万人。
税收更是衡量支柱产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尽管我国房地产行业存在着严重暴利,“培养”了大批富豪,但在国税总局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前300名内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500强中也只有一家。国税总局发布的2005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中,房地产企业的数量仅占0.6%,纳税额仅占0.3%!房地产业偷逃税款之猖獗从有关部门的检查中可以清晰感受到。
而且,支柱产业的发展不能损害民生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而房地产领域存在的让建筑企业垫资、拖欠建设企业工程款现象,既导致了建筑业高负债率,也衍生出诸如拖欠民工工资这样的社会顽疾———许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根源在房地产开发企业而不是建筑企业身上。而且,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研究,在房地产领域的利润分配中,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取的利润占90%左右,包括建筑、设计在内的其他环节只占10%左右。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存在的较为普遍的官商勾结、行贿、囤积居奇、哄抬房价等行为,加剧了政府解决住房这一民生问题的难度,房地产业的形象因此变得声名狼藉。上海市委所属网站曾征求市民对房地产是否应该继续作为上海市支柱产业的意见和看法。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上海房地产现状的指责声音占了相当比重,几乎可以用‘骂声一片’来形容。”不久,媒体便披露,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1个五年规划”中,房地产业淡出支柱地产业席位。
事实上,世界上大都把建筑业而不是房地产业作为产业支柱———我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国外只相当于一个负责策划的环节,与国外所说的房地产企业并非一个概念。1980年4月,邓小平在《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的地位。”
200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的20个行业中,建筑行业排名第五,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4%的份额,领先于采矿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14个行业。建筑行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38.2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10134亿元,年均增长17%。建筑施工行业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左右,占全部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12.4%。建筑施工行业每年为国家创造3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收入———这点更是房地产业所不能相比。
诚如任玉岭所说言,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创利和寻租的功能被强化”,一些地方政府正是利用这一点,推卸本应由其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调控政策,鼓吹、纵容房价上涨,以推动GDP上涨,累积自己的政绩。房地产业不宜作为支柱产业,建议有关部门重新对其地位进行评估。 (此文在报纸发表时的题目为:《房地产业不宜作为支柱产业》,漫画作者为刘道伟)
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维称,房地产业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地位不容置疑。更早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则强调,虽然房价的高涨带来了社会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但汽车、房地产作为我国整个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点也不能动摇。在姚景源看来,房地产的经济关联度极高,“房地产上游可以拉动钢铁、建材水泥,还可以一直拉动到家用电器,家里新买一个房子,换一个电视,甚至纺织业也被它拉动了,窗帘也要换新的。”而国土部副部长贠小苏在去年底指出,“房地产业是重要的基础产业,而不应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从近年经济增长结构来看,确实证明了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住房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普遍在20%以上,住房按揭占总贷款的10%以上。2010年,中国建筑业完成总产值9520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9%,再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流向来看,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曾说,“房地产就是资金流向的池子”;虽然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曾表示,4万亿的投资计划里没有一分钱进入到房地产市场购买土地,但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却指出,与房地产业有直接关系的投资占到4万亿的32%;据普益财富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共发行了1970款信托产品,其中500款产品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在数量上占整体的25%,在资金规模上,总共1908亿的信托资金中,投向房地产的资金是1047亿元,占到了总数的54.87%。房地产“吸金”能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银监会屡屡下发通知警示防范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
虽然王珏林强调房地产业在国家GDP的比重接近10%,是我国加大投资、拉动消费和解决就业的最佳行业;国家统计局投入产出模型也测算出,在中国每100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286亿元,其中房地产业自身10.98亿元。但中国房地产业今后是否应该一直如此呢?以中国房地产业的严重泡沫化来看,房地产虽然起到了拉动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未来仍然维持支柱产业的地位。
长期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增长动力,而过度繁荣,以及被过度依赖的房地产却表现出明显的“挤出”效应。
曾经盛极一时的温州正在成为上述问题的典型代表。《温州日报》曾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温州的投资率一直徘徊在35%左右,远远低于浙江省的47%和全国的67%。2010年上半年,人们印象中“不差钱”的温州,投资增速全省并列倒数第二,总量仅是杭州的25.7%、绍兴的49%。这可以说是一种产业“空心化”的前兆。但不愿投资实业的钱去了哪?实际上,目前在温州,具有一定实力的制造业企业几乎都涉足房地产,制造业企业“混搭”房地产企业已成为新的“温州模式”。浙江富丽达集团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该集团由单纯纺织业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后,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2倍。毫无疑问,房地产行业的暴利让实业不得不靠边站,这会让以制造业赢得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彻底失去根基。更严重的是,如果任由房地产继续“支柱”下去,产业升级将沦落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一方面,房地产虽然带动力强,但对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却毫无作用;此外,在房地产短期效益刺激下,谁还愿意投入巨资、花费长时间去搞技术创新?
作为一个涉及产业、资金、民生的行业,房地产的过度发展正是造成中国宏观政策左右为难的鱼刺。地方政府在响应中央调控时的含糊其辞,金融体系在配套政策制定时的瞻前顾后,其实都是害怕调控伤及自身。一旦房地产受到打压,地方财政将难以为继;一旦房价出现较大幅度下跌,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将岌岌可危。这也是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房地产调控不宜过于强硬的理由。但如果不调控,不仅民生压力巨大,而且高房价造成的高投资成本将直接扼杀掉长期增长动力。
错误的政策设计让地方政府深陷房地产难以自拔,银行则患上房地产贷款依赖症,这些最终造就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也让“房地产是支柱产业”的伪命题长期泛滥。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我们看来,所谓的房地产拉动效应只是错误选择的结果,中国有更好的选择可以替代。通过打压投机活动,限制资金的过度炒作,能够将房地产业拉回到正常的轨道,给其他实业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产生更强大、更持续的增长动力。未来,中国要坚持长期结构调整的思路,彻底摒弃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荒谬观点。
蒋正华,究竟是人口学“泰斗”?还是科研包工头??
(学者,以探索科学规律为已任;包工头,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
蒋正华,男,汉族,1937年10月生,浙江富阳人,农工民主党成员。
1954年至1958年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电器制造专业学习。
1958年至1979年西安交通大学自控系助教、讲师。
1979年至1980年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副主任。
(蒋在43岁前,根本没接触“人口学”,这时他已是—正处级领导)
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学习。
(蒋在43岁后,才去进修人口学——正处级的领导是去印度进修?还是旅游?)
1982年至1984年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
(回来后还是从事原职业,说明他进修的人口学知识并不急着用,忘了没?)
1984年至1991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讲师突升为教授,还突改任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背后的原因是……)
(由只进修过二年人口学的人去领导长期从事人口学的众多学者,不知服否?)
(当了副厅级领导才开始人口学工作,究竟有多少时间与精力在从事人口学研究?)
(也许,蒋从一开始从事人口学工作,就是“科研包工头”!)
1991年至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由副厅突升为副省,背后的原因是……)
1992年至1997年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至1998年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2004年起,担任国家重大课题“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项目研究总负责人。
(此课题一开始,他就先定调:中国应稳定现有计生政策。)
(也许担心有人指出他制定的计生政策的错误,使他所有的功劳成为污点。)
(项目研究前就先定结论,这也叫研究?白白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2007年11月任中印友协会长。
原文出处[江西论坛]:http://bbs.jxcn.cn/dispbbs.asp?boardid=6&Id=28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