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企业家退休:企业家与资本家关系的视角(2)

朱海就 原创 | 2013-10-19 10:01 | 投票
    如上所述,在现实中,资本家和企业家是不可分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企业家和资本家更多的是一种功能,而非某种类型的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不可分性,体现在他们的功能的发挥,都需要利用某种“结合”。各种资本(包括劳动),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价值,孤立的资本不具有生产力,资本不像商品,通过交换就可完成其价值的实现,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如何实现资本最大效率的结合,以实现资本的价值,“企业”就是企业家实现资本结合的组织形式,换句话说,企业家是通过建立企业这种类型的组织,实现资本的结合的。资本的另外一种结合形式是“市场”,这是一种非组织化的、无形的结合。资本的结合特征表明资本以“结构”的形式存在:首先是企业内的结构,然后是市场的结构。

  企业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的结合,也就决定了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有效使用。从微观上讲,企业家(“企业中的企业家”)的计划如能得到资本家(“市场中的企业家”)的支持,比如企业家和资本家对市场有共同的判断,或是资本家认同企业家的判断,那么这种结合就比较顺利,如反之,则两者就难结合,或迟早会破裂,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家化大股东平安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文耀之间的冲突。良好的企业治理能够减少这种冲突产生的损失。

  企业家与资本家的转换

  最近马云和史玉柱退休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认为他们是从企业家向资本家转变,而转变之后,他们是否就不再是企业家了呢?不是,他们还是企业家,甚至可以说“更加企业家”了。我们知道,日常的经营管理一般是由CEO负责的,CEO理论上不是企业家,是执行企业家发布的命令的,马云从CEO的职位上退下来,专职董事局主席,其实是朝着更高阶段的企业家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同时我们又说他是“资本家”,其理由在于,一方面他自己已经拥亿万身家的资本,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这时的主要职责是运营公司的“资本”,更像是运营资本的企业家。运营资本的企业家,比如巴菲特、柳传志和退休后的马云,他们的行动决定资本的价格(从而也决定了企业的价格),并为企业确立了指引它们投资的方向,所以是更为关键的。

  企业家往往都经历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初创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这个过程几乎是大多数企业家都走过的道路,对个体来说,完成这个转变相当于他已经“成功”,他的使命可以结束,但是对于社会来说,这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不断地会有新的“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冒出来,他们通过创业和企业的运营,积累资本,实现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转变。在这个企业家积累资本的过程中,社会的财富也不断地积累。

  一个有更多资本积累的社会,也是更有可能使“初创企业家”大量涌现的社会,两者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因为资本的支持是初创企业家开展企业家活动的前提,而资本也总是会去寻找能使它增值的那些初创企业家,一个社会资本数量越大,对初创企业家失败的容忍就越大。另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资本积累越多,说明这个社会中有更多的像马云这样“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而这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凭借其才能与经验,更有能力去发现和支持那些有企业家才能但还没有资本的人。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实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阿里巴巴当初是由软银、富达基金等多家公司投资的,这些基金公司对阿里巴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阿里巴巴成为世界级公司之后,它开始入股华谊、新浪微博和高德地图等等公司,虽然后者在阿里巴巴投资的时候已经不能算是初创企业。

  因此,资本家都是从企业家演变而来,有企业家才会有资本家;企业家变为资本家后,并未丧失企业家的角色,而是更像企业家了。一位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会不得不参与企业的具体管理,努力把企业做大,但理论上管理不是企业家的职责,他是不得不为之。相反,有了大量资本之后的企业家可以不介入管理,而是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发现”、“判断”和“决断”这些真正属于企业职责范畴的行动中去。

  所以,企业家变成资本家,不是退休。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企业家退休,企业家完全退出江湖,金盆洗手的情况极为少见,可以说“当企业家”是个永不退休的“职业”,如巴菲特和李嘉诚都已经高龄,但都未退休。

  理解经济增长的新角度

  上面的分析为理解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增长取决于这样一种正反馈机制的实现: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初创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再到(另外一批)“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但又不断提升的过程。简而言之,经济增长就是不断地将“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变成“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

  如这一转换过程能够继续,那么一个社会的增长动力不会枯竭,相反,如这一过程停止,则增长停滞。这种转换关系的停止,一般来说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一是制度不允许私人积累资本(即在某个领域发挥才能),也即没有企业家行动的自由;二是人口老龄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时,原先积累的丰裕资本将找不到初创企业家。对中国来说,如我们进一步开放对私人资本的限制,那么,在今后较为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理由对中国的经济保持乐观,这是因为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还较多),和已经积累的大量资本(也意味着达到更高阶段的企业家人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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