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充在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源理论时，对儒吏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注意到汉代政府重吏轻儒的缺陷，指出儒生和文吏两类官员的不同，提出“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的设想，并对儒学群体中的儒生、通儒、文儒、鸿儒进行区分，批评俗儒向文吏的转化，进而对官场人员结构和层级结构做了论证。他还对贤佞区别进行了辨析，归纳了佞人的各种表现，提出了识别佞人的方法，从逻辑关系上批驳了世俗的贤人标准，以或然性否定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必然性。他提出的“以欲察佞”、“观心定贤”，具有历史性的启发意义。从《论衡》的整体倾向看，王充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突出，而在人事管理的探索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儒吏关系——人才群体的组合
《论衡》在人力资源思想上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对儒吏关系的辨析。在中国古代，这一辨析开了人才群体问题研究的先河。在《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诸篇中，王充对如何考察、衡量、使用儒生与文吏两类人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吏是最早进入官场的群体。它从“史”发展而来，吏、史、事，三字本为一源。所谓史，就是官府中的下层办事人员。商周有大量的史，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处理文书，执行事务。其具体工作包括制作竹简木牍，抄写公文，执行上司指令，即所谓“刀笔吏”，后来统称文吏；《水浒》中的押司宋江，就是文吏的艺术典型。这些人熟悉公文，精通法令，善于察言观色，谙熟衙门惯例。秦王朝的“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使刀笔吏成为政坛主宰。汉初相国萧何，出身于秦吏，由于他的显赫业绩，被后代供奉为文吏的职业神。一直到明清的县衙，文吏还在他们办公地点之外设一个小龛，塑有萧何像，烧香膜拜。
汉代建立后，吸取秦王朝单一用吏的教训，开始用儒生给官吏队伍“掺沙子”。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在官府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历史进入了儒吏并用的时代。不过，就整个两汉而言，官吏的数量上一直是文吏占优势。从西汉到东汉，基本政策是“霸王道杂之”，所以人事上也就“儒吏兼用之”，而且文吏往往占据要职。此后，儒开始吏化，以同过去占据要津的文吏争夺地位；吏也开始儒化，以适应朝廷指导思想的转变。
王充认为，汉代人事政策的偏差是重吏轻儒。官场上多数人认为，文吏办事利便，儒生不通实务；王充决心纠正这种认知偏差。他强调，儒吏各有所长，问题出在官场的评价尺度以文吏为基准上。将（地方长官）忙于政务，事务繁多，文吏凸显其长，所以“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对文吏评价高，对儒生评价低，源自长官自身能力不足，眼界不够。如果仅仅从办事能力来看，儒生当然不如文吏。“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于时，则官不及其身也。”但从决策咨询来看，文吏则远不如儒生。“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总之，“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程材》）那些事务缠身的官员往往偏向文吏，而谋虑深远的官员则往往看重儒生。王充要把当时的评价偏差颠倒过来，说，如果追求修德教化，则“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当然，这属于矫枉过正。总体上王充认为，选拔人才，儒吏不可偏废，相比之下还要优先用儒。儒者长在价值导向，文吏长在事务处理。“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谢短》）
王充指出，儒吏两个群体的不同特点，是通过不同的培养方式形成的。儒学的传承，靠的是熟读经典。而传世的儒学五经，渗透了伦理思想和道义准则。儒生耳闻目染，培养的是一种非功利习惯，提倡的是一种箪食瓢饮的精神风貌，追求的是一种以道治天下的责任担当，颂扬的是一种“说大人则藐之”的大丈夫气概。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固执甚至迂腐的做派，但通常不会见风使舵、阿谀苟且。文吏的成长，是从文字的认知写作和实际运用入手。秦汉时期要求识字九千，熟悉小篆。秦代基本教材是李斯赵高等人的文字范本和现行法律政令，东汉后则以《说文解字》为教科书，侧重于文字的书写和修改功力，以及行政运作的技能训练。他们要掌握的是文字技能，读律讽令，熟悉官场程式。文吏所习所练，处处从实用出发，提倡察言观色，追求的是精明干练的务实技巧。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逢迎巴结甚至寡廉鲜耻的人格缺陷，但熟悉公务、干事利落、深文苛察，为行政所需，尤其是能够顺应“治剧”的要求（汉代的衙门按照事务难易分“剧”和“平”，“治剧”就是能够应对艰难困窘的棘手事务，汉代选官专门有“治剧”科目），其行政能力为儒生所不及。
汉代的官吏选拔有四条标准：“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续汉书·百官一》注引应劭《汉官仪》）这四条中的前两条针对儒生，后两条针对文吏。由此，形成了官吏群体的两大集团。历代正史列有循吏传和酷吏传，这一分类，恰恰是两汉形成的。大体上，循吏多出于儒，而酷吏多出于吏。所谓循吏，是“奉职循理之吏”。这类人物通常都重视教化，操守出众。“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是忠厚长者。所谓酷吏，则“皆以酷烈为声”，令行禁止，以能著称。循吏往往不能“治剧”，面对严峻急迫的行政事务束手无策。而酷吏往往操守可疑，面对政治对手和下层民众刻薄寡恩。汉代的人事政策是两种人都要用，以儒生来树立并坚守朝廷倡导的价值观念，矫正酷吏的急峻；以文吏来快刀斩乱麻处理棘手事务，弥补儒生的能力不足。“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这种组合方式，对此后各个王朝的官吏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