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与其在国内“受煎熬”,不如出去闯一闯

周其仁 原创 | 2013-11-28 11:24 | 投票
标签: 薪酬 创业者 就业 
  

  中国经济增速已从2007年二季度的15%降到今年二季度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升到7.8%。虽然短期 “企稳向好”,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减半。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的平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继续高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过去依靠发达国家的繁荣来拉动我国外需增长的局面已发生变化。形势变化带来两方面困局,一是“水落石出”,即经济增速放缓后,企业和地方政府要应对成本、债务、产能这三块“石头”;二是从整体结构看,我国的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不匹配的矛盾突出。

  应对这些困局,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向是面向新兴市场进行对外投资,为中国释放产能开拓市场。

  经济增速趋缓使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水落石出”的局面。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有三块:第一块是随收入增长不断上升的成本,第二块是债务压力,第三块就是“产能过剩”。经济增速放缓后,原来支持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现在变成大问题。

  然而真正清理过剩产能并不容易:将工厂关掉,一些工人就没有工作,这会对经济、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如何看待过剩产能,实质是如何看待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的问题。

  与中国经济体量相比,中国制造业产能巨大,远超中国自身市场的吸纳能力。世界银行[微博]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17.7%,美国占17.1%;联合国[微博]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20.7%,美国占16.8%。两组数据都说明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已居全球首位。

  中国制造业产能附加值占全球20%,出口占全球11.1%,但中国的GDP仅占全球11.5%。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产能巨大,“卖的能力”和国内“消化能力”严重不匹配。

  目前外需乏力,但也很难指望内需完全替代降低的外需。原因有四点。首先,中国很多产能一开始就不是为内需而生,尤其是多年来扭曲的汇率机制导致国内外相对价格信号出现很大误差,使国内生产者产生错误价格预期,布下过多产能,这些产能很难仅靠内需消化。

  其次,不少地方、企业面临“三块石头”的挤压,成本压力、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需要时间来消化,不可能迅速恢复高速增长。

  第三,寄予较大希望的城镇化不会马上刺激内需。城镇化首先是体制机制问题,不把这些调整好,到处建新城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最后,改革释放红利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越留在后面的,改革难度越大,要改出效果需要时间。因此,要寄希望于内需达到全球20%,与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匹配,非常困难。

  从建立特区到现在,中国的开放基本上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发达国家有如下特点:第一,购买力现成。第二,商业通道现成。比如只要我们有能力生产出产品,通过香港的订单物流配送渠道、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可以保证产品很快销售出去。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有相当成熟的信用体系,这也是这些年中国出口非常顺利的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建立了大量工厂,但大部分的市场能力却一直借助于发达经济体,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等借助中国内地的发展机遇一直处于经济繁荣的原因,也是我国工业化领先、城镇化落后的原因。然而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拐点,发达经济体成熟的购买力、成熟的设施、成熟的体系遇到了全球化以来的一次大冲击。

  为什么中国继续开放还有潜力?首先,进口还有很大的潜力。随着汇率扭曲局面的改观,人民币较快升值,中国的旅游、境外活动、对外投资将会迅速升温,我们在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另一个潜力是中国企业面向新兴市场扩张,能带动国内生产复苏。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体量份额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兴市场经济总量占比从15.4%上升到29.7%,G7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比从65.4%收缩到47.3%。中国的产能原来主要向发达国家供给,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份额正在快速增大,如果我们抓住新兴市场会大有机会。

  中国有生产能力,然而相应的市场能力是薄弱环节。我们对新兴市场国家了解少、销售能力差。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很大区别是没有现成购买力,但是有潜在购买力;没有现成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很好的信用与服务体系,但是有改善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的机会。

  在全球化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华为、联想、海尔都开始成为诞生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在东盟、中亚、东欧和非洲等地,可看到一批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些国家固然基础设施落后,但中国可以建设基础设施,借钱给这些国家买中国的产品。对中国来说,“走出去”不仅是买资源卖产品,而且可以是“做好事”。这个过程又可以帮助国内产能出口,形成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新局面。

  微观上看,不少企业已经有面向新兴市场的动向,但仍需要两方面政策支持,一是简化审批,二是金融支持。金融支持要与产业结合,要为中国产能开拓海外市场提供金融支持。这方面可以学习发达国家投资经验。如果政策对这两方面进行支持,中国开放也将出现“升级版”,并以此支持经济转型和升级。

  此外,未来人才趋势也是要往新兴市场走。常听到三种信息:一是大学生就业难、年轻人购房和生活成本压力巨大,二是出国旅游的国人不断带回国外的商品和物业比国内便宜、相对价格条件在发生变化的信息,三是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经常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这三方面信息提示年轻人与其在国内“受煎熬”,不如找机会出去闯一闯。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年轻时就曾经离开伦敦去埃及谋生。目前国内大城市生活成本巨大,月收入4000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生活艰辛,但在一些暂时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首都可能生活得挺好,并可能有更好机会来历练并提高自身能力。有胆识的年轻人应该勇于走出去,并在当地扎根实干。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5次季度报告会上讲话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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