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套利!中国未来靠创新型企业家!(4)

张维迎 原创 | 2015-10-06 19:51 | 投票
标签: 套利 创新型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可能考虑长远?因为他的位置是政府官员任命的,任命的标准不可能是企业家精神的高低,也不可能是经营者长期绩效的好坏。有权任命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做得好,就让你继续做下去;也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就必须把你拿掉。你的位置是否稳固,更多地依赖于政治因素和人事关系。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对调就是这样。

  我讲过这样的话,国有企业领导人,要想位置稳定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做得不死不活。为什么呢?搞得太好了就是一块肥肉,有关系的人就要来占这个位置。当然搞得太差,连年亏损,也是一个问题。我知道一个很大的国有集团公司,下面有五个分公司,有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把排名第五的分公司做成第一名,非常有成就。后来,集团公司的老总就让自己的秘书来接替他,这个秘书又将公司从第一名做到了第五名。这样的例子应该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说,国有企业下,不可能使得经营者真正有长远的考虑。

  第四个不可能是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有一个制度性的毛病,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定义的“预算约束软化”。私有制下,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你的收益持续不能弥补成本,你就破产了。预算约束软化是什么意思呢?即使你的收益小于成本,你仍然可以活下去,因为有政府财政资金不断的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政府就试图不断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企业一旦出问题之后,政府一定要去救它。当然,企业越大,政府花的力气越大。现在,我们财政预算仍有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这一块。甚至一些很赚钱的国有企业,仍然每年拿到数百亿的所谓“政策性补贴”。

  第五个是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经营者和职工合起伙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工资和奖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瓜分国有资产。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凡是靠垄断赚钱的国有企业,职工拿的工资都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实际上工资当中的一部分应该是资本收益,或者是消费者剩余,而不是劳动收益。

  除了以上五点之外,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国有企业不可能变成创新型企业,更不可能变成创新的主体。之所以不可能,除了前面讲的国有企业领导人行为的短期化外,也与国有资产需要的监管有关。

  前面讲过,创新是不可预见的,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设想一下,一个国有企业,假如领导人搞创新,失败了,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失败了,政府可以原谅你,因为创新总是有可能失败么。可是如果这样,许多国有企业领导人就会做大量毫无意义的创新(包括从个人手里购买专利),依此来侵吞国有资产。

  另一方面,如果创新失败了,就要追究个人责任的话,真正有创新精神的人会去创新吗?他也不会创新。因为就算是100个成功,只要一个失败,他面临的可能不仅是一个纪律处分,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话,真正有创新精神的国企领导人也不会真正去创新。维持现状,而不是创新,才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理性选择!

  第五个观点:公司治理应该以企业家为中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成为一个热门的词,在我们中国也是耳熟能详。国家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出台了大量的文件和政策,都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文件也好,背后的理论也好,都有问题。当然,背后的理论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仍然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管理者中心的模型,这个模型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问题,也就是怎么让他不偷懒,怎么让他不贪污。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回到我前面讲的,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公司,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去创造,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就可以。目前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法律、政策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使得公司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而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按照现在的公司治理模型做下去,我想,未来我们公司的腐败可能会少一点,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会更少,这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

  第六个观点:企业家队伍的转型依赖于制度改革

  我前面讲的五个观点,也可以说是“企业理论四书”重要观点的一个概述。今天,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时候,我要特别说一下企业家队伍本身的转型。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在座的很多都是套利型企业家,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过一首陕北民歌,叫《赶牲灵》,原作者是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所以是套利型企业家。张天恩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投机倒把,坐了四年牢。那个时候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因为有些套利活动可以偷偷摸摸去做。但创新不一样,创新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天黑了,偷偷摸摸买进来,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偷偷卖掉。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的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因为中国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

  因此,要使我们国家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我们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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