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欧阳修管理思想剖析

刘文瑞 原创 | 2015-02-05 09:51 | 投票

后人论及范仲淹,往往称道他的操守和事功。但从管理思想角度看,范仲淹的重要性并非在直言进谏、抗击西夏、主持新政这些方面,而是在他确立的士大夫精神方面。

 

所谓士大夫精神,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与治理天下之志的结合。孟子曾经强调,普通人的思想与态度与其物质产业相匹配,“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那些德行修炼达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赖于产业支撑而成为社会中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范仲淹则把这种思想推演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强调士大夫以忧患意识为主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要胸怀天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段话,说明了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所以脍炙人口,千古传诵。思孟学派在修身方面弘扬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为由修齐到治平构思出德治仁政的思想路线,但没有提供由修齐到治平的操作路线。所以,汉代以后,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指导。到了范仲淹,则变为一种行为上的践履。可以说,范仲淹是儒者从政的提倡者。这种从政已经不再是从五经中寻求答案,而是要追求士大夫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不再局限于儒者个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担当。所谓从政,不仅在庙堂,而且在江湖。也就是说,以天下为己任,不仅仅是一种职责,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使命。忧国爱民,心怀天下,“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润州谢上表》)“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谢转礼部侍郎表》)钱穆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精神,被范仲淹呼唤出来,此即他的伟大之处。同孟子的“夜气”“浩然之气”相比,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儒者个人意义上的大丈夫,而范仲淹则把其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大丈夫,由此打通了修身到治国、内圣到外王的践履通道。

 

在士大夫的养成上,范仲淹重视名教。他曾教导青年张载放弃抗击外敌的追求而去读《中庸》,理由是“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他曾赞颂东汉严光“大有功于名教也”。今人言及儒学名教,多持批判角度。而范仲淹所说名教,无非怀仁抱义,尊礼贵德,以诚立人,弘扬三纲五常。“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朱熹认为,在学问上,范仲淹粗放而不精密,但在风气上,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卷129)。

 

范仲淹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见于他的“四论”。在《帝王好尚论》中,他并不赞成老子主张的无为,认为帝王是天下的表率,所以其好尚关系到政风民俗。“圣帝明王岂得无好,在其正而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为正,故能天下归心;桀纣秦隋,所为不正,故招丧乱之祸。在《选任贤能论》中,他强调“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选人之道应当遵循孔子的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重俊义,斥柔讷,勿使英雄失望于时。在《近名论》中,他反对老庄的养生保身,主张弘扬儒家名教,以激励天下之忠臣烈士。在《推委臣下论》中,他主张强化君权,委政大臣。关于君主与大臣的关系,是范仲淹最上心的问题。他认为,君主离不开大臣辅佐,然而重用大臣又可能导致君权旁落,所以在君臣关系上必须做到“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凡是治理国家的内政外交、文治武功、莅民治事、上下庶务,都属于人臣之职,均可委任臣下办理;凡是“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都属于人君之权,必须由帝王亲掌,绝不能委给臣下。按照范仲淹的这种思想,执行权乃至决策权均可委之大臣,但清要雄剧之职的用人权、组织制衡的职能配置权以及组织运行的监控权,一概归之君主。皇帝之下的国家治理系统,以宰辅(文)和将帅(武)为主体,以御史监控整个系统,以京尹管控核心区域,以有司分理金谷刑法,以州县教化黎民百姓。而君主则掌握不同类型的人才储备,区分宰辅人才、顾问人才、谏诤人才、将帅人才,然后恰当使用。用人大权独揽,庶务小权分散。“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心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在这些方面,范仲淹并未超出前代儒者的思想水平。

 

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儒家强调的谏诤方面不愧为出色的代表,他们二位为人的正派,意志的坚定,儒学修养的深厚,加上宋朝对台谏的重视,政治环境的宽松,使他们的谏诤行为垂范史册。如果说,唐代魏徵的进谏和太宗的纳谏,还属于小心翼翼的政治改良,那么,宋代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强谏,则已经形成大张旗鼓的习惯性制度。史称“尝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宋史》卷390论曰)此时的谏诤,已经成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而言谏的荣耀,既要立足于谏官的个人品质,又不仅仅来自于个人品质。儒家的批评者角色,已经被职业化制度化。欧阳修自己称,为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不妨说,儒家的道统传承,在宋代的台谏中有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并且以近乎严苛的眼光审视着政统的正当性和治理的合法性。在体制建构上,皇帝与宰执的互动,构成政务决策系统;台谏对宰执的制衡,构成决策检验系统;台谏对皇帝的进言,构成决策纠错系统。台谏与宰执之间的张力,形成中国特有的权力制约。皇帝以任免两部分官员的权力,调整这种张力的大小和方向。这种话语权和行动权之间的制衡体制,正是儒家道统与帝王政统互为作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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