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宁可饿肚子,也要明辨制度的善恶

刘文瑞 原创 | 2016-03-14 15:48 |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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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伴随着对宋朝历史的再发掘,宋朝皇帝的面孔似乎要好看得多了,宋仁宗的开明形象就是一例。但是,这种对帝王开明的赞誉,往往会落入“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宋史·仁宗纪》赞语)的老套,而忽略了制度本身的善恶问题。

  人们对宋仁宗的赞扬,实际都同制度有关,这里列举三事。

  其一:某日早晨,仁宗告诉身边近臣说:“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反问:“何不降旨取索?”仁宗的回答是:“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

  其二:某日仁宗散步宫苑,一回到宫中,立即向嫔御要水喝:“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一边供水一边问他:“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回答说:“吾屡顾不见镣子(盛水的银器)。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

  其三:蜀地一秀才给太守献诗,其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之句,太守赶快把此人抓起来上奏。仁宗断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  制度的善恶,首先来自人对制度的期许。仁宗半夜肚子饿了想吃点烤羊肉,怎么说也不过分。然而仁宗忍饿未索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知道凡是皇帝有所索取,外面就会把这种索取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成文的或习惯的“例”,那就得常态供应。仁宗担心的是由于偶尔索取演化出常规供例,从此以后不管皇帝吃不吃,天天晚上都有烤羊肉供应,这就为害大了。反过来,如果仁宗只是出于满足自己需求的期许,那就很有可能每晚除了供应烤羊肉外,还得再准备些海鲜以便随时换换口味。一个制度的出台,如果缺乏了这种善恶判断,或者在常识层次上善恶颠倒,制度的出发点就隐含了恶意。

  有不少人强调,制度就是要防范作恶,因此就要假定人都是坏人。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仁宗会毫不犹豫地制定出夜间供应烤羊肉的制度,为了防范烤羊肉供应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还要配置全方面的监控体系,从采购羊肉到制作供应都要严格掌握,防止扰民,防止坑官。而仁宗并未作这样的假定。恰恰相反,他不是把别人都作为坏人加以提防,而是警惕自己的需求异化为恶的源头。

  其次,执行制度的自由裁量至关重要。任何制度,都给执行者留有或大或小的自由裁量空间。仁宗在宫苑散步,按照相关制度,皇帝出行,所有应用物品都有随从供应规范,大到衣物伞扇,小到擦手毛巾,规定极为细密。仁宗散步时想喝水,但几次观察,没有看到供应热水的镣子,这就意味着随从伺候人员出了纰漏。而这时仁宗说一句要热水喝,马上就会启动问责机制,立即就会有忘记带镣子的人员被追责问罪。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主动权掌握在仁宗手里,他的办法是忍住口渴,放过有错失的侍从人员一马,从而使制度在执行中表达出善意。

  相比之下,法家就不这样认为。《韩非子·二柄》称:韩昭侯醉酒而寝,管衣服的“典衣”没有动静,而管帽子的“典冠”担心韩昭侯着凉给他加盖上衣服。韩昭侯醒来后问明情况,以失职之罪杀了典衣,以越权之罪杀了典冠。单纯就职责条文来看,不能说韩昭侯的处置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其中却充满了恶意。法家赞赏的法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恶意的放大和扩散。

  再次,制度要有合法规避通道。任何朝代,谋反都是重罪。蜀地秀才的诗句“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以谋反罪判决满门抄斩都绰绰有余,最少也能判定他“心怀怨望”。当然,这不由蜀郡太守判决,而需要皇帝决断。对此,仁宗在“谋反大逆”与“心怀怨望”之间,选取了最轻微的一端。这种对死罪的合法规避,给制度之善留下了最终出路。即便是心怀怨望,也可轻可重,在罪与非罪之间。仁宗又从动机考量,强调其是“老秀才急于仕宦为之”,出其罪责。由此层层规避,最终把一件谋反大案,定性为可以不受任何处罚的寻常牢骚。但是反过来,如果仁宗认定老秀才是谋反,而老秀才自我辩解说喝多了发发牢骚,那么,允许不允许老秀才的合法规避,是检验仁宗善意或者恶意的尺度之一。

  古代刑房老书吏的办事准则有一条“救生不救死”。死者已逝,所能争取者不过是尽可能给其家人补偿;而活者尚有一线生机,能救一命则积德无限。如果法治教育仅仅使人看到“救生不救死”中的弊端,而不能看到对生命的尊重,那么,这种所谓法治教育,不过是恶的滥觞。看看古代的司法实践,不难发现,许多著名官员,面对死刑案件,少不了要反复多次追问:有没有不判死刑的理由?没有这样的追问,就可能是在制造丛林社会。

  制度与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任何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执行。人有善恶,制度随之也就有了善恶。制度在形成之初起源于善意期许,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偏向善意的自由裁量,制度本身包含有合法规避通道,乃至能不断完善规避手段,这些都是制度为善的基本要素。社会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向哪个方向诱导。

  宋仁宗在历史上不算坏皇帝,但也问题不少。按照后人的说法,他在位达42年之久,吏治并不算好,但朝野风气鄙视苛刻之官;刑法有所荒废,但决狱断案推崇宽厚平允之士;国家存在不少弊端,却没有动摇治国的根本;朝廷确实有得志小人,却无法改变向善的大势。后来的熙丰变法,则在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善恶走向。当人们进行制度的利弊分析时,北宋历史提醒人们,还应该进行制度的善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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