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一个叫斯图尔特·克雷纳的财经作家在《the management century》中写到。也许是出于日渐苏醒的中国意识，抑或是出于对管理科学的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后在中国实施导致的各种问题的启发，那些乐观的中国人对“恒久问题”的一种答案便是“中国式管理”。“中国式”这三个字是非常微妙而意蕴丰富的。
在“中国式管理”的“派系”中，曾仕强先生具有标志性地位。事实上，他也被炒作为“中国式管理”之父。他出版的书籍——《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的管理行为》、《管理大道》、《管理思维》、《中国式领导》等等足以说明名副其实。自然他也就成为“中国式管理”批判者的头号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在批判“中国式管理”，还不如是在批判曾仕强的管理论调。
1.中国特色vs.中国式？
曾自诩为中国民族性的不渝研究者，所以在他的著作中不忘大谈中国的民族性。姑且不谈是优根性还是劣根性，其丰富的程度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仅以《中国式领导》（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例，凡是说中国人、中华民族或者我们怎么怎么的结论性言论（剔除重复）就有120处之多。比如，“中国人很擅长制订法律，但是漏洞也在所难免；而且实施起来又是5分钟的热度，很难持久”；“中国人最可贵也是最可爱的特性，就在于我们善于做出阶段性的调整”；“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危机转化为转机”等等不一而足。（更多见附文《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吗？》）
中国人的这些特征成为“中国式管理”的基石。批判者是断不会全盘认同曾关于中国人的120条描述的。但是核心的分歧并不在此，而是究竟应该视其为中国特色还是中国式？
曾仕强的观点是，管理有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两个层面。科学无国界，全世界通用。事实上，曾把管物的管理视为管理科学；而管人则视为管理哲学。前者根本就无所谓的美国式、日本式管理或者中国式管理的区别；但是后者就有了，就像有所谓的闽商、晋商的区别一样。但是反对者对这种地域式文化生态的相对独立性的认同程度就相对低的多，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趋势下的文化交融大环境下。他们只愿意相信，管理只有所谓的工业经济范式和知识经济范式。因此也就只存在两种范式的本地化或者具体化问题，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式管理的范式，也不存在所谓的美国式管理范式。
“中国式管理就是在中国当下的时代条件，中国人特有的的思想特征以及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等因素下，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力的管理方法、模式和风格！”批判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式管理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中心论”。这样的论调非常有诱惑力，迎合了日益复苏的盲目自大和企图掩饰还很根深蒂固的自卑心态。中国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似乎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处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并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中。即使中国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势头，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中国也很难像当今的美国一样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和平崛起理论受到官方的追捧便是明证。关于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曾仕强被指责仅仅把古代文明甚至先秦文化当作中华文明的全部。
2.励志学vs.管理学？
曾仕强在《中国式领导》承认，“中国式管理大部分都在讲沟通，讲领导与激励，偏重于做人。至于管物，则全世界都一样。”分析指出，企业管理针对的是企业组织的运营和绩效。个人修为则是励志学的范畴。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德鲁克，后者是卡内基。如此看来，“中国式管理”充其量也就是励志学，根本不是什么管理学。
上海灵智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羿等撰文指出，“中国式管理”存在着10大糟粕：包装的权谋、伪装的仁爱、疲劳的人际技巧、助长趋炎附势、降低效率、践踏规则、扼杀创造力、助长迷信和人性之邪恶、中国中心论。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一份杂志指出，中国式管理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术在企业管路上的投影，它具有十大劣根性： 耳目制度（例如明朝的东西厂）、制度是条狗（制度管不了上级和领导）、老板就是天下（老板的话永远是对的）、庸人集团（也就是某种家族企业）、管人还要管心、碰杯文化、有罪推定（x理论）、运动化、模糊授权的太极作派、诸侯割据。如果这些也真算在“中国式管理”头上，那么“中国式管理”连励志学也算不上。更具冲击力的说法是：“‘中国式管理’表面是挂的是复兴中华古代文化的羊头，实际上卖的是封建社会遗毒的狗肉。”这些狗肉究竟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言自明。“‘中国式管理’把管理搞得像小青年们的恋爱。揣摩成为管理的主要行为，实在不可思议。”一位mba学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