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契合:中国兵学文化传统及其现代管理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以《孙子兵法》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但是，从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对现实社会成长与发展的借鉴价值看，我们的研究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较为显著的，就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中国兵学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契合及价值促进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以往的研究遁入了工具理性的误区。本文拟在对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理论借鉴基础上，探讨中国兵学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

　　一、中国兵学文化的“工具理性”误读

　　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问题的研究肇始于西方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中人的行动。一个人某种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它觉得去做是有意义的。因此，“行为”是指行动者赋予一定主观意义（或价值）的行为，它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或者体现一定的意义。因此，他提出了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即以目的为趋向的工具理性和以价值为趋向的价值理性，另外还有“自觉或不自觉”遵从风俗、习惯的传统行为，以及行为人受感情和情绪影响的“情绪化”行为。

　　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人是能思考和选择的动物，人类的行为一般是合乎理性的。因此，上述四个方面中，合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行为最重要，而其它两种处于边缘和次要地位。具体来说，以目的为取向的工具理性是人们为达到精心选择的目的，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附带的后果，以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行动。因此，持工具理性的人，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而以价值为取向价值理性即人们只赋子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具体地讲，价值理性性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

　　按照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现实对中国兵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以目的为取向”的工具理性窠臼之中。一方面，历史学和兵学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于兵学、兵书和兵学人物的研究方面，以发掘“历史真实”见长，缺乏将研究成果向现实社会转化的取向和意愿。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在撷取了兵学研究成果的皮毛之后，将中国兵学理论以“支离破碎”的方式，与自己所研究或者专长的领域相结合，将兵学以“碎片”形式传递到社会大众中，出现了肤浅化、实用主义和简单类比与附和的倾向，呈现出显著的工具理性色彩。因此，总体而言，以往我们在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或者核心的兵学文化时，更多地将兵学作为一种方法和策略的“术”的研究层次，而没有深入到将博大精深的中国兵学文化作为一种价值的指引层面来进行研究，并将这种以文化传统方式出现的价值，以适当的方式传递到现实社会实践之中。

　　西方军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相比较而言，我国古代的军事管理思想虽然也十分丰富，但是其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贡献尚处于发掘阶段。由军事管理思想而引致的中国兵学文化传统，一直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国管理理论界对西方理论的顶礼膜拜，而导致了对中国自身理论的研究的轻视和缺乏；二是大部分研究者在对中国古代军事管理理论（兵学）的研究中，过多地强调了其实用的因素，而忽视了其价值的因素；三是“就事论事”，简单地讨论兵学自身的问题，将兵学当作传统文化而不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没有从文化沿革与变迁的角度，将中国兵学作为一种动态的、活的文化状态来研究其通过历史的变迁，对当代中国管理的价值贡献。

　　二、价值理性视角的中国兵学文化传统

　　在现代社会探讨中国兵学文化的问题，既不是图谋对传统思想的复兴，也不是对中国兵学方法论的简单模仿。因为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迁，兵学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企图复兴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同时，如果在现代社会对中国兵学文化的精髓进行简单的模仿，也是“东施效颦”式的做法。因此，从价值理性视角探讨中国兵学文化问题，需要沿着文化传统的思路来进行。

　　文化的研究或者说文化对现实社会和群体的影响，更多地要从对一个群体绵延已久的行为来考量，这就涉及了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基本概念的区分问题。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以传统文化来替代文化传统，并且会抽取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加以否定，还会据此一并否定文化对现实管理的重要影响力。

　　对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概念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其前提则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化及其对现实社会发生影响的问题。对于这一命题作出贡献的著名学者有庞朴、李慎之、朱维铮等人。著名学者庞朴先生认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应该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他认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是过去的已经完成的那些东西，是‘死的’；而文化传统是……那个活的东西”。其核心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死的文化，而文化传统是活的文化。“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同时，他认为，文化传统是各种文化类型中的基本核心、核心精神，或者指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的一种观念和力量。黑格尔在谈到文化传统时认为，传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就越膨胀得大”。借喻这一形象的说法，本论文认为，从一个简单的类比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区别在于，文化传统象一个个相互不连接的“水库”，而传统文化就象流经这些水库的、绵延不断的一条大河。由于文化传统的丰富内涵与外延，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有一定的难度。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基本区别，我们可以描述出文化传统的基本含义，即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被先辈们认可和实践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识与历史遗存，这些遗存体现为一个群体世世代代所认可的最佳经验，如道德、伦理、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特征、社会意识等。这些要素在现实社会依然影响或者支配着人们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是仍然“活”在现实中的“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之所以称得上“传统”，首先在于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历史特征。文化传统一经形成，其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并支配着人们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稳态系统，体现出内控自制的历史惯性运动，相对“传统文化”而言，呈现一种稳定性。长期形成的的文化传统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构成了持续存在的影响，成为某一群体持续性和持久性的精神与行为范式的主体。这种包括人们群体行为习惯与思想情感定势的文化传统，既具有历史性、久远性，又具有现实性、当代性。

　　因此，研究中国兵学文化与现实社会管理的关系问题，对于文化的理解就需要从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不是对中国兵学传统进行简单“复古”式的研究，将兵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与现代社会进行简单对照和对比，而是从文化传承视角，来研究民族的文化传承到当代、仍然对群体思维和行为模式起重大影响作用的一些因素。因为历史的时空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化，简单比照毫无意义。

　　将中国兵学文化传统作为价值而不是工具来研究与借鉴，就需要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来审视指导中国兵学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价值逻辑，探索中国兵学基本内涵背后的精神指引、思想源头和价值指向。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对于中国兵学文化进行价值分析，就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原则：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整体思想体系的把握，就是要将兵学文化与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进行比照，研究其共性的东西，探索作为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趋向；二是对每一部兵书和一种较有影响力的兵学著作，从总体上研究和分析其核心的思想精髓，而不是简单进行技术性的分析；三是对中国兵学进行总体研究时，抛开历史的和个体的因素，研究与考察贯穿于这些兵学著作中的具有共性的价值和思想。

　　三、中国兵学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管理价值

　　从价值视角分析中国兵学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最为重要的是，不是去分析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战法，而是要通过深层次的研究，去追寻哪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更具文化价值的普遍意义的规律。我们从思维模式和行动价值两个方面来展开。

　　前人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倡导思维的整体性。即在对某一具体对象进行研究时，往往并不局限于其本身的研究，而是将这一对象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一元—和谐—伦理的体系结构，是在和谐基础上的统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某些特殊性，如习惯从总体上观察事物，不作较多的分析，喜欢直接描述，可以说是一种直观的“总体观念”。由“天人合一”的东方思维方式出发，中国文化强调讲系统，尚平衡，强调整体、系统和平衡观念。季羡林先生曾经这样表述，“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方法，叫做综合，所考察的不仅是事物的某一要素，而且是全部要素。此外，它还要考察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把握一切联系中的总的纽带，从总体上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又比如，古代中国人习惯于用五行模式来说明问题，一切事物都可以分成与五行相对应的种类，五行各自都是独立的系统，但它们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天地与阴阳相配，中心与四方与五行相应，天尊地卑，天地有中心与四方······而社会又按照宇宙的空间象征建立一种天经地义的、完美无缺的格局，天、地、神、人之间有着极为清楚的对照关系，人与人之间也有着清晰的阶层分别。”由这种系统观和平衡观出发，中国文化重整体与直觉，强调整体、偏向综合而疏于分析；长于直觉思维和内心体验，而轻视分析批判与逻辑推理，弱于抽象形式的逻辑思维。在其理论形态上，往往表现为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中国兵学文化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成为其最核心的哲学基础——研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思维模式，倡导从战争全局出发，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近期与远期等方面的关系，比如孙子的“五事”观、吴子的“四机”观、孙膑的“三得”观等，都是整体思维原则的显著体现。

　　整体思维模式体现了中国兵学文化传统的基本方向，而对于中国兵学文化传统的行动指导价值，我们拟从“道”、“仁”、“和”、“全”四个方面来分析。

　　1．遵道

　　中国许多兵书中都体现了谋求以道取胜的思想，比如《孙子兵法》就认为百战百胜，并非“善之善者”，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兵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个所谓的“道”，实际上就是提倡要从宏观和战略层面研究战争的规律、把握战争的规律。

　　一般来说，战争都起源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在战争即将发生之时，研究战争赖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把握战争的“道”，强调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综合力量取得胜利的思想，强调威慑与实战并重的思想，强调军力的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思想等等，有利于通过政治、外交等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纷争以达成军事目的，以消弭战争；同时，即便在必须进行战争时，也可以从宏观视角揭示战争、治军、作战方面的基本规律，用于指导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的“制胜”、“安国全军”等思想，都是遵道这一思想的体现。

　　2．尚仁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要素，作为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较长历史过程中对中国兵学文化产生了重要的辐射作用。从兵学角度解释“仁”的问题，实际上是倡导战争的正义性。孔子曾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就是说明战争的正义性问题。而《孙子兵法》提出的关于战争的“谋道”问题，实际上也提倡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道义原则，充分强调了战争的道德合理性问题。

　　对于战争正义性论述比较充分的，当属《管子》。《管子》论兵把正义性放在首位，认为“善胜恶，有义胜无义”，十分重视战争双方的是否正义问题；“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强调战争中的“礼”和“义”；“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正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则也是从战争的道德性和正义性出发的。其他诸多重要兵书中，虽然没有象《孙子兵法》和《管子》这样直接叙述战争正义性问题的，但是其诸多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

　　另外，中国兵学文化中“仁”的思想，还体现在对于将的修养以及对士兵的管理与爱护方面。

　　3．重和

　　关于“和”的问题，已经成为经典解释的“止戈为武”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但是，能够认识到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和平，而且，在可能出现和平时就尽可能地不进行战争，是中国兵学的又一大贡献。比如，慎战思想，提倡慎重地对待战争和积极地对待战争。前者指尽可能地利用其他要素而不是战争因素解决问题，如孙子就劝戒明君良将要慎重对待战争；后者则强调必须要正确认识战争在国家中的战略作用，通过战争谋求和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战争时，要战而有度，达成目的立即罢手，而非穷兵默武，

　　4．求全

　　“全胜”思想的最具经典意义的解释，是《孙子兵法》。比如，《谋攻篇》中的:“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个“全”是力图从全局出发，利用谋略和辩证思维制订战术，力争用最小代价获取全局胜利的思想。可以说，“全”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整体思维的基本特质。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我们认为，诸如上述中国兵学的基本精神，是研究中国兵学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认识到，这些兵学文化思想，既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与具体的军事与战争管理的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因此，在研究中国兵学文化并力图对中国现实社会发挥借鉴作用时，我们要坚持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通过对中国兵学文化思想的发掘，实现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发展，以期实现中国兵学文化对现代管理理论和思想创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