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陷入逃税门。据称，宗庆后去年8月被实名举报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涉女眷偷逃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宗本人于2007年10月补交了2亿多元的税款。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人品描黑术是怎么回事。这种道德泼粪战术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战形式。
达宗大战伊始，首先是宗庆后动用民族主义大旗将达能逼入墙角，而后又向商务部与国家工商总局递交《关于请求对达能公司破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进行审查》的申诉报告，将达宗之争抬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而现在轮到了活学活用的达能，宗庆后妻女国籍、离岸公司一直到偷逃巨额税收的隐私被一一挖掘。每到博弈的关键时刻，就会有爆料人士向外界公开宗氏隐私。
人们有理由提出如下质疑：一个妻女都在国外，为了利益才脱离美国籍的人，会真正为国家经济安全着想吗？一个将财富转移到离岸公司的人，会是民族企业的标志人物吗？一个连遵章纳税都做不到的人，会是现代公民的代表和合格的人大代表吗？
达能这一招不可谓不狠，从道德上搞臭高举正义大旗的人，可谓釜底抽薪。这就相当于以前从男女关系方面搞臭政治对手一样，动机可疑。如果有关人士真想为净化中国法律环境出力，为什么在宗氏偷逃税十年之后的今天才公布相关材料。不要告诉我是现在才知道事实，有人相信才是弱智。两个高举道德旗帜的对手，道德上都禁不起推敲。说白了，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
达宗之战越来越像一部三流的娱乐小说，双方对于利益纷争主要不是诉诸法律与仲裁机构，而是诉诸情绪、隐私、政治，媒体、公关、中法两国的高层、民众，全都介入其中。这种征兆从商战开始就有显示，宗庆后曾因为被跟踪报过警。
但宗庆后并不让人同情。笔者曾经说过，在商战中高举道德之旗会遭到道德的反噬，宗本人必将自食其果。果然，宗庆后的妻女绿卡与国籍事件，因此脱离个人隐私范畴，转而成为公共论题中的一大话题。而宗庆后的偷逃税事件，也成为商战的锐利武器。
还原事实，达宗之争就是一桩单纯的商业事件。宗庆后对于与达能的合作产生不满。强人宗庆后自始至终掌握了生产与营销命脉，并且通过狂风骤雨般的产权改革基本厘清产权关系，获得了公司的控制权，由此对初始合同产生强烈不满，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撕毁原初协议。达能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倚仗资金大规模并购营销手段拙劣，无法与中国市场很好融合。强人宗庆后在其丛林法则的逻辑上披了一件民族的外衣，开始设法驱逐合作出资方。
我国的市场仲裁机制、法律条款存在很多漏洞，这给了双方以可乘之机。比如反垄断法的具体执行机构与程序迟迟不能出台，比如对企业收税过高，等等。但宗庆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达能作为知名外企，前者可以行使相应的政治权利，提出相关议案，而不是利用特殊关系在私下使政治绊马索，将对方绊下民粹深渊；后者可以行使“院外游说权”，争取国民待遇。实际上，宗庆后不是跟达能过不去，而是在给政府出难题。相关部门如果被拉入民粹大旗之下，就会受到各国政界与商界的指责；如果对民企呼吁无动于衷，就会伤了国内企业家的心。
可怕的是，目前的商战泛政治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企与普通投资者往往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梯队，而民企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第二，全球市场化的核心是金融战争，国人在这方面是弱项，出口几亿件衬衫只能换回一架飞机，好不容易积累的外汇资产名义价格两三年间就因为美元贬值下降30%——多数国人对于金融战以及金融战中的失利痛心疾首，对于老实做工者被金融鲨鱼盘剥怒不可遏。达能经营能力如此低下却能通过并购控制中国乳品市场，这刺激了金融战中的失败情绪，引发了对于外资掠夺财富的警惕。
一件完全可以按照法律、商业规则行事的商业案件，被硬生生搞成了一桩政治案件，并经过社会情绪酵缸持续发酵。不管如何艰难，宗庆后与达能之争和宗庆后的偷逃税事件，都应该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依法处理。只有主事部门的公平与理性，才能将事件从政治轨道拉回到商业轨道，才能让中国的信用市场不付出太高成本。
(叶檀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