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之“贼”

　　前面在“文化的困惑和困惑的文化”中提到了人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这几乎是人们对待变迁中的文化的基本态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近期的一次朋友聚会中再次体会到了这一问题：大家谈到某一人，几乎毫无二致地称其为“大人”，有反对的人即刻遭到了众人的“攻击”。但是，奇怪的是，后面说到的关于这一个家伙的事情，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目前揭露出来的坏事！又形成了我上次说到的情况：多年来，在被教育的过程中，这些人心目中已经深深地打下了“大人”的印记，即便现在知道了他干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当这些坏事还不足以推翻他们的“印象”或者没有从“组织”角度得到确认时，这种累积多年的“文化”在一时之间是难以改变的。

　　说到这里，想起了王阳明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名句。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位统帅千军的将领，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在平定地方“造反”时，他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认为要通过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此外，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通过官员的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感化民众，以“破心中贼”。

　　从文化学角度看，“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说的其实是文化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即便在外部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后，这种心理还会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文章开头说的故事，可能就属于这一类。

　　类似的文化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昨日看到对张艺谋电影“三枪”的评论，在觉得好玩儿之余也体悟到了这一文化传承的“心理结构”。鉴于很多观众觉得电影没有意思，评论的文章说“我们已经习惯于在文艺作品中寻找社会意义，”找不到的时候就觉得“你侮辱了我的智商”。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要求从文章中寻找‘中心思想’”，这种要从每一件文艺作品中“追求现实意义”的习惯性思维和我们前述的“深层心理结构”，让我们患上了“解读强迫症”！

　　由此，我们对文化的一些性质做以下简单的总结：

　　    1．文化的习惯性。在很多时候看待一种文化，它就是一种习惯，而且似乎这种习惯是没有什么原因和来由的，是没有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所谓群体无意识就是指这个。明代的作家袁枚多次谈到习俗的力量，他说，习俗对人的影响真是太大了，秦孝公废除井田制度，遭到百姓的怨恨；王莽恢复井田制度，百姓也怨恨！赵武灵王改用胡人服式，百姓不服从；北魏孝文帝禁用胡人服式，百姓也不服从！这些情形，都是习俗囿人的结果。

　　2．文化的累积性和遗存性。上述的深层心理结构，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一个人进入一种文化很难，但是只要被文化通化了，要从这种文化中走出来同样也很难。同时，文化尤其在心理与精神层面的文化的变迁，往往滞后于现实环境的变迁。

　　    3．文化的惰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近代著名的文化学家陈序经先生的一段话来描述：“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方式，人们习惯于某种生活的方式，往往不愿意加以改变。有时因为历史既久，就以为这种方式是天经地义的，是精神的表示，结果就当了这种方式做一种永远不能变化的东西。比方，中国人相信孔子的学说，以为这种学说是施诸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可用。又如中国的大家庭的制度，有好多人当作尽善尽美的制度。中国的衣服，好多人当作合理合宜的衣服，因而对这些东西都觉得有保留和发扬的价值。同时，对于一切外来的学说、制度、服饰之与中国的各异的，都要排除，这都是因为这些中国人习惯于这些东西，因而这些东西发生了惰性的作用”。

　　4．文化的隐性。文化是隐含在我们日常一切思维和活动背后的东西，你刻意地去找它时，似乎不好发现它，尤其是在一个习惯的文化圈子之中时。当时，当你想跨出这个圈子或者遭遇环境的突变时，文化的“狰狞面目”就浮出水面了。看到海信收购科龙后一位科龙高管的牢骚：作为科龙的老员工，尽管公司一直在讲企业文化，但从没有像强调的那样感同身受。自从海信收购了科龙，来自海信的高层入主，管理行为方式大变，使自己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终于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文化的影响！他发誓，如果情形持续下去，就将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