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太坏纠错真难
――从《经济研究》的《通告》谈起
张曙光
《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刊发了“关于撤销《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一文的通告”（以下分别简称为《并存》和《通告》），对具有严重数据错误和基本概念错误的《并存》一文，做出了撤销的处理，并公开申明，“希望所有作者以此为鉴，在做研究和行文上真正负起一个学者的责任，坚持良好学风，反对抄袭、剽窃、伪造、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等各种不良学风”。对此，笔者一方面感到高兴，这一处理决定相当恰当，对刊物和学界都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感到忧虑和悲哀，《通告》以错纠错，编者与作者一样，也犯了数据错误和概念错误。更为严重的是，编辑部与作者一样，背着牛头不认脏，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错误。由于此事皆因我的揭发而起，其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反复，到现在，编者仍然持有这样的错误态度，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现状。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学术界的风气已经是江河日下，病入膏肓。因此，将其中的一些情况公之于众，也许是有好处的。
2007年11月，笔者发现了《并存》的错误，为慎重起见，就此请教了长于计量分析的专家学者，随于25日给《经济研究》编辑部发出了检举信（见附件A）。12月下旬，收到编辑部转来作者贝多广、朱晓莉就检举信给编辑部的答复，承认了部分技术性错误，给出了他们“创造”的计算公式，表明作者犯了基本概念错误和计算方法错误。2008年1月5日，笔者再致《经济研究》编辑部，进一步揭露了《并存》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错误（见附件B）。4月初，编辑部在准备处理时，我和编辑部副主任王利民先生又发现了《并存》的抄录错误。4月7日，作者发给编辑部一封“致歉信和勘误”，按第一次认错时的口径进行“勘误”，未提及我们新发现的错误，并继续进行掩盖、搪塞和辩解。4月12日，笔者撰写了“对贝、朱‘致歉信和勘误’的评论”，发给《经济研究》编辑部，严厉批评了作者的恶劣作风（见附件C）。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笔者在为《中国经济学》（2006）撰写的“前言”中，以此为例批评了当前学界浮躁的学风，但是，在审稿时，责任编辑删去了这一部分的内容，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社长再次出面，提出要删掉这部分内容。因为出版社处于强势地位，该书的出版已经拖期，为了能够尽快与读者见面，我只好同意。对于出版社尊重作者权利，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赞赏和支持，但对于一再坚持删去这些批评学风不正的内容，我无法理解。
无独有偶，我把前言的一部分内容以“中国经济学研究30年：反思与评论”投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不与我商议，即动手砍掉了前后两大段，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年第2期上。前面一段是中国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史，后面一段是有关学界风气和学者担当，包括对《并存》错误的批评。如果说前面一段有点政治敏感性，刊物为了自保，删去尚可理解，这是中国目前出版界的通例，那么，作为号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顶级刊物，而且还是其《内刊》，对批评恶劣学风的文字也不予刊发，岂非咄咄怪事。这还算什么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更有甚者，当责任编辑打电话给我要身份证号码，以便寄发稿费时，我问他为什么不与作者商议和不经作者同意就随便删改文章，并指出这是侵犯作者著作权的侵权行为，该编辑恼羞成怒，蛮横无理地说，“我删了，怎么样，你去告吧”！并狠狠地挂断了电话。可悲啊！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就是这个样子和这副面孔。
2008年5月27日，《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所内编委会，讨论对《并存》的处理问题，为郑重其事，我前一天撰写了书面发言稿，以“恶劣的学风，严重的错误”为题在会上发言，准确而详细地列举了《并存》的错误，严厉批评了作者的学风（见附件D）。第二天，编辑部来件要去了我的发言稿电子版。但是，出乎我的意料，《通告》明知故犯，所列《并存》一文的错误事实与我在编委会上的发言明显不同，犯了与《并存》作者同样的错误。于是，8月11日，我不得不再致《经济研究》编辑部（见附件E），在指出《通告》错误的同时，严厉批评了编辑部负责人的错误态度和恶劣作风，并要求编辑部就此事进行公开讨论。
过了三个月，在我的催促下，2008年 11月13日编辑部终于发来回信（见附件F），一方面承认了《通告》中的一个“小错误”，另一方面，为其主要错误进行了拙劣的辩解，并且说什么他们“请专家核对无误”。我不知道请了那位高明的专家，能否公开站出来写文章为这样的错误辩护。为了使大家明白编辑部错在何处，笔者先把《通告》和“11.13来信”中关键的一段话抄在下面。
《通告》：“（5）原文表6中数据指标使用定义错误，涉及指标3个（CPI累计值、PPI月度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错误数据149个”。
“11.13来信”：“通告中第（5）点指出，原文表6中数据指标使用定义错误和运用错误定义的数据计算错误，涉及指标3个（CPI累计值，PPI 月度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错误数据149个。经专家核对无误。具体分项是，CPI累计值定义及其运用错误64个，PPI 月度值定义及其运用错误64个，中房指数季度值定义及其运用错误21个”。
请注意，尽管《通告》和“11.13来信”的表述有一点差别，即后者增加了“运用错误定义的数据计算错误”的说法，但二者并无根本不同。如果说《通告》的表述还有那么一点点笼统和含糊，那么，“11.13”来信的“具体分项”表述则明白无误地大错而特错了，虽然增加的那句话为编者的辩解留下了一条暗道。既然“11.13”来信如此这般，并用“经专家核对无误”来压人，那么请问，《并存》中“CPI累计值的定义及其运用错误”究竟错在何处？同样，PPI月度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的“定义及其运用错误”又错在什么地方？《通告》和“11.13来信”都认定这种“错误数据149个”，那么请问，这149个数据中哪一个是错误的？《经济研究》编辑部能指示出来吗？核对无误的“专家”能列举出来吗？须知，这三个指标及其数据都来自国家统计局，其定义完全正确，其数据基本上也没有错误（据笔者核对，个别数据小数点后的四舍五入稍有出入）。而“数据指标使用定义错误”和“运用错误定义的数据计算错误”均发生在这三个指数的“变化率”指标上，而指数变化率指标的数据只有147个，而不是149个。这一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价格变化率错误地当作价格指数变化率（即价格变化的变化率），二是把同比指数错误地当作环比指数来计算指数变化率，即把环比指数变化率错误地当作同比指数的变化率。在“11.13”来信中增加的那句话也救不了编辑部，如果说表6中价格指数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时间表述（“年份”一列）的混淆。这种混淆有二，一是CPI累计值的时间应当是，例如，2002年1－2月、1－3月，而表6中为2002年2月、3月；二是中房指数季度值的时间表述应当是1季度、2季度，而表6中为3月、6月，但这种错误也只有86个。这与编辑部对《并存》错误的认定也是两码事。
由此可见，为了个人私利，《经济研究》编辑部负责人与《并存》作者一样，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走到了置《经济研究》的信誉于不顾的地步。其实，这一招并不高明，明眼人一看便知，其目的在于把水搅混，搞它个错误人人有份，一方面以假乱真，为《并存》作者的错误开脱，一方面为编者自己的错误辩解，以便掩盖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再打笔者一巴掌，往本人身上泼脏水，反诬笔者“以错纠错”。令人痛惜的是，《经济研究》这样一个曾经有着巨大影响的好端端的学术理论刊物，眼看就要葬送在这些人的手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研究》发生的这类事件是现行学术评价和管理制度的必然结果。在现行制度下，《经济研究》在经济学界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它能够和敢于这样去做，因为，只要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不仅可以立功受奖，各个学校和机构的奖金多少不等，少则1万元，多则数万元，而且可以晋升教授、副教授，大家都千方百计与编辑部拉拢关系，编辑部负责人也就成了各个高校的坐上宾。对于刊物上出现的错误和怪事，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回避和漠视，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批评和抵制。
事情发展到这种荒唐的地步，我不得不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公之于众，借以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和讨论。
附件A：就“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致《经济研究》
附件B：就贝多广、朱晓莉先生的回复再致《经济研究》编辑部
附件C：对贝、朱“致歉信及勘误”的评论
附件D：恶劣的学风，严重的错误――在《经济研究》所内编委会上的发言
附件E：就“关于撤销《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一文的通告”致《经济研究》编辑部
附件F：2008年11月13日，《经济研究》编辑部致本人的信
2008－12－01
2009－03－19，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附件A：就“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致《经济研究》
《经济研究》编辑部并刘树成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