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在哪里?——深圳的创业经验

徐明天 原创 | 2009-05-24 14:30 | 收藏 | 投票

春天在哪里?——深圳的创业经验

访《深圳商报》首席记者《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作者 徐明天

     深圳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强势的利益集团。现在应从产业和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深圳。深圳一定要坚持自己制造业基地的定位。
    中国经济过一两年可能才是最坏的时候,房地产业逐渐衰落,地方政府就要逐渐向企业要钱了,企业的日子难过了,这才是中国的经济危机。

 

  价值中国:无论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还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大都写的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您的这本创业史呢,写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徐明天:
我写的是有特点的人物,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总的来说,还是以小人物为主。他们有一些共性,一个是他们的创业精神、梦想精神;另外,就是在他们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有故事性,即使有些创业失败了,也是有细节的。

  1978年中国企业开始改革,那时候是没有企业家阶层的。这个群体是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逐步成长的一个群体,当年他们创业既是被生活所迫,也是被当年的形势所吸引,关键是改革开放政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走上了创业道路。

  价值中国: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史》中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的位置。如果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一部电视剧的话,他们永远是男三号,政治家永远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深圳特区的发展过程,对这个排序和关系是否有怎样的颠覆?深圳的企业家阶层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徐明天:
我觉得深圳确实是颠覆了这种排序。深圳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公务员耍特权的事例,但是我想,深圳的企业家阶层和商人阶层还是很自豪的。很多人也许企业做得没有像任正非、王石那样成功,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他们没有被淘汰。随着这个潮流,无论大小,都创造了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深圳的企业家和外地的企业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深圳企业家的自由度相对比较高,受到政府的干扰还是比较少的。   
   
  价值中国:您也提到过,深圳北有华南中心城市广州,南邻国际都会香港,按照一般城市学原理,广州和香港之间不可能再出现一座大规模的城市,而现在深圳已经接近广州的规模,竞争力远在广州之上。造成这种发展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徐明天:
深圳借助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机会,发展成为了一个世界工厂,也在世界城市中形成了自己的突出特点——新兴世界制造业基地。和欧美老的工业基地不同,它不仅承接了世界制造业,并且借助地缘优势,将运输、信息与香港服务业结合,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兴制造业为产业基础的城市。因此,深圳和香港、广州产业上不冲突,反而能够互补,互相促进。特别是深圳与香港互补性更强。  

  价值中国:改革开放先行者敢闯敢试的精神对深圳前一阶段的推动有目共睹,但在政策上与其他城市平起平坐之后,深圳仍然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的原因是什么?

  徐明天:
我认为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产业基础。三十年来,深圳发展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大的国际化大企业,特别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一个县的区域创造出一个中等省份的GDP,深圳的产业和经济竞争力已经确立起来。因此,现在不能再以政治、政策的因素来看深圳,而应从产业和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深圳。  

  价值中国: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产业、企业的角度来探寻她的竞争力,深圳与其他特区有什么显著不同?

  徐明天:
我觉得是起点不一样。虽然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一样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无论是中央,还是人们的感性认知上,都认为珠海都比深圳好。但为什么三十年之后,深圳从特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我觉得正是因为深圳当年的基础差,人口少。当年宝安县一个县实际上就只有两万人,于是在开发的时候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这在其他特区是做不到的。像厦门、珠海这些城市当年因为本身还不错,外来人反而很难进入并找到机会。但深圳反而给外来人口提供了一个立足发展的机会和优胜劣汰,脱颖而出的环境。从起点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最要害的地方,即人的不同,深圳吸纳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来创业发展,也使很多人找到了用武之地。  

  价值中国:反而更包容,而且没有既得利益,大家都一样。

  徐明天:
不仅是包容,而且是能力几乎成为评判人的唯一标准,资源也很容易得到和使用,这个地方可以有梦想,即使一无所有也可以有用武之地。一无所有的人可以睡大马路,但是可以想一下明天我可以做什么事。深圳很多人,即使是现在已经成功的人,不少都有睡马路、住十元店的经历。

  就像最近大家讨论很多的海西经济区,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些政策都非常好,但是是不是有了政策,就能把海西经济区做得很好呢?我觉得不一定。当年的台商到大陆投资的也很多,却为什么选了东莞和江苏的昆山?我想这里面不仅仅是政策的因素,人的因素也很关键。包括这个地方能不能给我创造条件,提供和当地企业一样的机会?包括官僚阶层,有没有一个大洗牌的过程?  

  价值中国: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

  徐明天:
对,就像当年的深圳,第一是没有既得利益,既使是有利益,当地人也没法分,因为人太少。当时广州人都不愿意到深圳来,派到深圳的干部也是最多干一年就回去了。深圳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强势的利益集团。正因为如此,深圳才没有排外的问题,才能吸引到全国有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人来。  

  价值中国:金融危机之后,怎么看待深圳这个世界新兴制造业基地的发展?

  徐明天:
从财政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是中央从深圳拿走得太多了。按一千万人口计算的话,深圳每人上交的税大概是一年三万,这个数量是很大的。如果还是延续过去的政策,企业承担的税赋会轻一些,自然能够有更大的积累。

  另外,我认为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在喊制造业,但是却都不真正重视制造业。虽然现在都在讨论要将深圳建设成为金融中心,但是我认为深圳一定要坚持自己制造业基地的定位。因为高科技、服务业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如果没有制造业就没有金融中心。制造业永远是产业的基础,无论是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离不开制造业。

  而且,重视制造业,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企业能够生产自己的产品。我们现在出口的大量产品大都只是国外企业在中国设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这三十年,我认为我们做得最失败的是电脑产业。比如说联想,它也只是一个电脑的销售公司,它的产品是台湾企业做的。如果我们不自己制造,技术创新是无源之水。

  中国制造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企业太浮躁。大家都去抓所谓的机会,做产品又不重视精细化,于是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产品质低价廉。比如我们现在的电话机大部分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但是像传真机、复印机、打印机这些办公自动化产品,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企业生产的,其中60%是在深圳生产的,而且都分布在2个小时内可以送到货的范围内,但是中国企业做不到这一点。我曾经请教过很多人,因为这些都是高科技产品吗?有日本朋友告诉我,“不算什么高科技,其实我们最早向中国输出的技术就是传真机、复印机、打印机技术”。把这些产品的零部件买来,让中国企业组装,组装出来的产品肯定状况连连,不是不运行,就是卡纸,或是扫瞄不齐。这类产品是光机电一体化产品,要求非常精细,我们的差距就在精细化上。既然是这样,我认为这些其实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潜力所在,如果把精细化、质量抓好,我认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比不上中国产业。

  可是,现在中国企业很畏惧制造业。据说当年柳传志就是到台湾考察,看到台湾制造非常强,我们比不过,因此就放弃了制造。现在很多企业认为制造很麻烦,要把产品外包出去。我到青岛,听说海尔也要把冰箱、洗衣机等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外包出去制造。这种现象非常危险。   
    
  价值中国:一个偌大的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世界上只有苏联和中国。中国并没有走苏联的道路,避免了巨大的动荡。您怎样看待中国改革背后的经济逻辑?或者有怎样的中国特色?

  徐明天:
我觉得没有太复杂的逻辑,我想最根本的实际上就是思想解放,即人的解放。中国人的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创造能力都很强,允许人们自由去做想做的事就可以了。以前我们喜欢把人管住,总是在说“不能做什么”,如果把这个去掉,不限制人们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的创造性都会发挥出来,经济就发展了。

  我们跟俄罗斯不同的是,他们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烟稀少,所以他们的改革开放是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自然资源,像石油在他们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力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包括我们的外汇不就是农民工制造的产品又廉价地卖到国外去赚取的吗?中国的经济现在还处在一个低级的产业状态,怎样让我们的农民工不仅仅是出卖廉价劳动力,并且通过产业和企业的升级,也让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得到一定的改善,这是中国制造业和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外汇不一定要拿到外面去,为什么不拿去让企业搞科技创新,拿去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让他们能安心地学技术,做产品?  

  价值中国:您刚才提到了思想解放,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经历了七次经济周期,三十年的改革也出现了反反复复的现象,除了经济周期的因素之外,是否也有哪些意识形态的问题?您怎么看待改革反复的现象?

  徐明天: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利益很多了,所以主要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利益分割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而应该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者,但是现在政府成了利益的拥有者。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和发展的惰性。现在有些人不是通过劳动和创造去拥有财富,而是通过权利去获得,这样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做事情了。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这样强势,很多人都要挤破头去当公务员,制造业和企业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受重视?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靠权力能获得利益,必然会产生权钱交易,创造财富的人有不公平感,就会扼杀人们的创业精神和创造力。

  价值中国:每个人对历史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您所梳理的深圳创业史背后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

  徐明天:
我的逻辑关系应该是,民营企业从外资和国有企业中延伸的一个过程。像现在深圳很多企业的老总最初是给外资或者国有企业打工的,他们完成积累之后,找到自己的土壤就自己去做企业。深圳最早的企业是外资企业,还有一些内联企业为主体,而这十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的天下。不能说在深圳,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博弈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民营企业逐步在深圳成为主流。  

  价值中国: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似乎无一不是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忧心忡忡,您呢?在写这部深圳创业史的时候内心是怎样的感受?怎么看待这三十年或者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徐明天:
我也是忧心忡忡的。西方从亚当斯密开始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时就认为中国缺少民主法治,政权对民营资本无端掠夺,这个问题现在还依然存在。实际上现在来看,深圳的民营企业发展空间要大很多。但是现在也面临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为什么有些企业做大之后有的人很低调,尤其不愿意出头露面,这些问题隐隐约约在他们心里都会是一个阴影。  

  价值中国:在现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做反思和价值判断,常常会引起人们的非议,而且也容易使人的思维走向极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历史,有一半都是当代史的写作。站在当下,给企业写史,有什么感受,或者会不会觉得冒险?

  徐明天:
肯定会有冒险,但是真正的话有时也发不出来。作为学者,最大的原则就是真话不能说,但是坚决不说假话。  

  价值中国: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到一个反思的时候?

  徐明天:
我觉得其实现在反思没用,也不允许你去反思。  

  价值中国:现在整个社会还是很浮躁。

  徐明天: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从企业面来说,中国这三十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完成工业化,但是实现了非常充分的商业化。商业化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利益,工业化也是为了利益,但是它有一个过程。我们这些年,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常常为了利益是不讲过程的,这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

  价值中国:您对富人阶层和中国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是怎样的态度?

  徐明天:
我觉得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是比较可爱的。但是对富人阶层呢,我们需要先看看财富是怎么来的,如果是靠例如制造业、科技产业等等,这些是应该鼓励的。但是如果是通过房地产或者股市等圈的钱,抑或是通过政商关系拿的钱,这甚至可以说是不义之财,很多人自己内心对此也是惴惴不安的。这并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对财富来的过程有些看法。  

  价值中国:中国改革是从违规违法开始的,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有很多悲情人物。

  徐明天:
但我以上说的并不是违法违规的问题。像现在讨论原罪,我认为其实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原罪这一说,真正的原罪是财富本身的原罪。像贷款不能去骗吧,欠债要还吧,官商交易是哪一种社会都不允许的,否则,这就是财富的原罪。  

  价值中国:虽然说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贫富差距也是过去30年从来没有过的,而普通老百姓也觉得权利和金钱的关系没有像今天如此之近。

  徐明天:
这关键是政府在公平分配利益方面做的不到位。像我们现在赚取了很多外汇,但它不应该是政府拿在手里,而应该是反馈到创造外汇的企业手里,让他们去促进创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另外,土地是全民所有,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注重的,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生产越来越枯竭,创造财富的利益也没有返回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还不是最坏的时候,过一两年可能才是最坏的时候。前几年,地方财政都还是很好的,但是这几年房地产业逐渐衰落了,地方政府就要逐渐向企业要钱了。这样,企业的日子就难过了,这才是中国的经济危机。  

  价值中国:一方面放开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紧紧抓住财富的分配,这样一方面是对创造性的抑制,另一方面激起人们对财富的仇恨,这种导向,只会使社会越来越穷。

  徐明天:
我们是希望大家去创造财富,如果创造财富的人受到制约或者不公待遇,而另一部分不去创造的人却得到很大利益的话,社会的公平是有很大问题的,社会导向也会越来越差,反过来就会影响到创业和创造财富的人。  

  价值中国: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轮创业潮。第一轮是改革开放时,没有人提倡自己干;第二轮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下岗,不得已而为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是第三次,很多人看到机会,是主动的选择。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四轮,您怎么看待现在的这股创业潮?

  徐明天:
这次的创业潮是被逼的,过去自发的相对多。现在的创业真正能提供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比如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是很失败的。像农民的孩子去上大学,几乎是倾其所有了。现在国家提倡创业,那能不能先把学生这四年的学费返还给学生,作为创业资本?中国现在讲拉动内需,我们给老百姓钱,让他们去消费,我们的内需自然就拉动了,企业也自然好了。美国的经济危机是钱太少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钱太多了,花的不对。

个人简介
徐明天 籍贯,山东济南。当过兵,任过教师,做过党政干部,在企业做过管理。现任《深圳商报》首席记者,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中信出版社签约作家。尽职财经报道的同时,致力于中国企业研究,著有《博弈危机——创维16年实战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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