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易经》
对管理概念的定义，西方管理学界虽无统一说法，但是“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人力及其他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实行有效的组合而快速实现组织目标过程”的说法，则为多数人所赞同。如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指出：“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和控制”。他们强调“目标管理”或“成果管理”，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管理手段角度规定管理的本质。然而，从管理程序和手段规定管理的本质，则势必造成对管理主体的忽视。中国管理哲学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虽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这是中国与西方管理学的根本区别。
现在，西方某些管理学家也认识到西方管理科学的不足和片面，十分赞赏中国的“修己治人”的管理哲学。如柯维[1]在《与成功有约》一书中指出：“唯有反求诸己，从观念和品德做起，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才能使你在人生各个层面表现出众”。杜鲁克在《有效的管理者》再版序中说：“一般的管理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有效地管理自己。只有那些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哲学所讲的“人”,不只是“经济人”，还是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所谓以人为本的“人学”，即是孔子说的“政者，正也”[2]，把管理主体和管理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终于“正人”的历程。在“正己”与“正人”中，更重视管理主体的“修己”及其垂范作用。中国所谓管理学，也就是商道即人道的“修己治人之学”。这一命题，是从体用结合的高度来立论的。所谓“修己”，就是要求管理者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形象管理”。“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治人先修己”，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在管理学上，这叫作自我管理。所谓“人”，是在“修己”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管理水平、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管理的问题。“修己”是体，“治人”是用，这是管理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从这一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中国管理学视为一门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学要既能够包含西方科学管理的精神，又能汲取中国哲学管理的智慧，将理性管理和人性管理相互交融，实现管理学的涅槃更生！
纵向看，管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从横向看，管理则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这一结构由手、脑、心、道四个层次组成，涉及到管理的运作与组织等各个方面。
第一个层次是手的层次，这是管理的最基本的层次。实际上，西方语言中的“管理”一词，即Manage，本身就是来源于手（Manus)的动作，指手的运用、操纵、控制、驾驭等，后来才演化成管理、处理、经营、安排等涵义。以此为词根的词还有：Manipulation(操作、操纵、控制)、Manoeuvre(运用、运作)等。这些，都与手有关。管理就是一种布局的能力、操作的能力、控制的能力、指挥的能力、推动的能力，简言之，是手的运作能力。
工具则是手的延长，人用手来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操纵工具。管理就是运用工具来发挥效益，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是管理的硬件设施。人类的发明，从简单的工具到复杂的机器，直到今天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技术、办公室自动化、多媒体传播等等。
但是，工具和机器都是由人来操作的，人通过手来操作机器，具有操作的技术、技巧、技能。因此，手(包括手的延伸——工具与机器)可以看作是管理的第一个层次。
管理的第二个层次是脑的层次。手的操作是由脑来控制的，需要脑来作出决定，进行指挥。脑这个层次的管理是更广泛的管理，它的发展性更高，灵活性更高。脑所具有的能力是一种知识的能力，它能够进行研究和探讨，开发知识，发展知识。脑可以自觉地掌握现实，计划未来。
西方的管理哲学其重点放在脑和手上，从l9世纪末到现在，可以说都是脑和手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脑的发展，所以也可以说西方的管理是一种脑的管理，用脑来操纵手，用手来操纵机器。正因为有脑，才有手的提升、工具和机器的现代化。脑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脑之上还有一个层次，就是心的层次。所谓心的层次，就是要掌握人的主体性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人不仅具有脑的理性活动，而且具有心的情性活动。这种情性活动，透过心灵的感受和经验，能够产生管理的能力，在行为上能够发生作用。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仅限于脑的沟通、手的协作，而且是心灵的感应、情意的互动、相互的协调。心是一种历史经验和价值理念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的管理更广泛更具有整体性，很难脱离历史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群体的文化精神。
心的管理与脑的管理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哲学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哲学不仅可以包含物质，包含科学，而且可以包含精神，包含艺术，包含宗教，是具有整体性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因此，心的管理是一个更大的层次、更完整的层次。
在心之上则是道的层次。“道”是一种本体的存在，它是自我圆满的、自我创造的。“心”可以把“道”作为模范，来发展管理,即可以通过吸收“道”的精神，来充实“心”，并用之于管理。从宇宙发生论来讲的话，“心”的原始根源就是“道”。中国的哲学，特别是《易经》[3]哲学、道家哲学，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道”对于“心”来讲，既是一个源泉，又是一种模范、一个理想，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学习、吸收和借鉴的对象。
道是管理的内在基础。虽然，在实际的管理操作中，道不是一个管理的具体层次；但是，它是管理的一个理想境界。就此而言，道是管理的最高层次。达到了这样一个层次，这样一种境界，管理就变成一种不需要管理的管理了，“无为而无不为”，自然就做得最好了。
对此，我们在法家与道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韩非子的法家哲学中，为君者即主政者自觉地建立法律，推行法治，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管理境界。但是，法家与道家有所不同。法家是以“法”作为管理的理想境界，强调法治的基础；而不能像道家那样完全放弃法，听任道本身自我的发展。如果真正达到了道的境界，人的因素应该减少，甚至完全放弃，无私无欲，道法自然，这就是管理的理想境界。
上述手、脑、心、道四个层次可以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与了解。
从主观方面看，第一个层次的管理可以说是信息管理。主要是运用信息、运用工具、运用机器。信息管理可以自动化。不牵涉到思想的作用，完全是一种行为的安排。第二层次我们称之为技术管理，它主要是了解信息、组合信息、优化信息、发展信息。如果说信息管理好像是设计好的程序，技术管理则是创造新的程序。就像使用电脑，一般人只是使用设计好的程序；如果没有技术，已有的程序一改变或者发生了其他的情况，电脑就无法使用。而电脑工程师则可以创造新的程序，所以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层次是知识管理，就是掌握知识的理论来改进技术、发展技术。就像电脑运用，可以建立基本语言并发展新的语言程序来改变技术，这就是知识的运用。它可以掌握更多的概念来达到技术的改进。第四个层次则是智慧管理，就是运用智慧来统领和更新知识。智慧管理是整体的，它能够统合不同的经验和知识来逐渐发展一个活动性的、开放性的、有效性的知识系统。它使知识能够合用，能够学会举一反三，具有推展性。
主观的信息、技术、知识、智慧都是管理人的一种心知状态，是一种管理的主体结构。但它必须成为一套能够学习、运作的东西，别人能够遵循的东西，这就是管理的客体化。从这个方面看，第一个层次是程序，即可以把处理信息的方法变成程序。第二个层次叫规律，即能够把技术变成规律(规则)，规律可以掌握程序，就像技术可以掌握信息一样。第三个层次是原理，即把知识变成原理，原理可以掌握规则，就像知识可以掌握技术一样。第四个层次是体系，这是智慧的运用，是客体化的可以遵循的根本性的持久性的法则，不但可以维护原有的法则，而且可以产生新的法则。
从主客观的结合来说，体系和智慧是相配合的、原理和知识是相配合的、规律和技术是相配合的、程序和信息是相配合的，它们相互结合的基础是作为本体的道。道是宇宙人生最根本的真实，最后的依据，它来自于客观的宇宙和人的本性。
从中国哲学来看，道的本体同时表现在宇宙、生命和人性上，这正是道之所以为道的特点。
C理论认为：
Dao 道 本体体验
Heart 心 价值判断
Mind 脑 知识体系
Hand 手 操作技术
道，被认为处于管理的最高层次。西方的管理分析理论和工具被认为分别存在于脑、手、机等各个层级，远不及“道”的境界。
为了强调个人欲望的合理性，以人性的“真”作为评判标准，自然欲望由于是“真”，因而被大大推崇。道德因为“伪”，因而被贬低。当中国社会出现了高尚道德，一些“普世价值”的传教士，立即以“真小人”的姿态，把所有的道德都贴上“伪君子”的标签。
道德教化有虚伪的成分的确不假，但是道德虚伪的存在并不是否定道德教化的理由。“普世价值”以“真伪”标准替代“善恶”标准，提倡以“真小人”为荣，以“伪君子”为耻，其理论来源就是卢梭主张的“自然人”。
西方文明在反对西方宗教道德禁锢的相反方向，建立了一个鼓励和保障追逐利益的社会制度。教育除了传授固定知识以外，不再具有其他功能。从而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全部逼到必须做小人、必须自私自利的境地。没有道德教化，民主、自由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民主、自由只是“术”，而道德教化是永恒之“道”。“道”之下，可以用各种“术”；没有“道”，任何“术”都没有用。
道德与民主并不相悖，有道德必然有民主，有民主未必有道德。道德教化之后的民主，才是有益的民主。没有道德教化的民主，往往是有害的民主，是一群真小人、衣冠禽兽的民主。
在西方管理行将就木，中国管理蓬勃而出的时刻，让我们再次聆听那时代的最强音——民族复兴，文化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