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十年取得巨大成就，但环境牺牲不容忽视。西部大开发要避免“开发到哪里破坏到哪里”的发展逻辑和历史性缺憾，须要首先落实科学发展观。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一个富有科学理性观念、最大限度避免个人有限理性局限，并按科学、民主、法治原则来做管理决策的理性政府。
一、建设理性政府的重要意义
（一） 建设理性政府的重要意义
中国西部大开发已经整整十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环境的牺牲不容忽视。中国西部并非一直是落后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建设缺失，曾经一度毁灭过西部发达的文明；而造成这些不可挽回的重大环境破坏，都是源于政府缺少科学理性观念。例如一千三百年前存在了八百年的楼兰古城，那时有没有“先知”能够预料到，破坏自然的灭顶之灾终有一天会光顾这个灿烂的文明？再如古代文明发源地西安，在唐代以前曾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在一千年前的两千年间曾是中国顶极风水宝地，那时陕西一带森林茂密、土地肥沃，是一个农业大国的重要依靠和大国王朝得以长治久安的根基土壤。可是在这个历朝高官和知识精英群聚的地方，他们当中难道没有一个或一群绝顶聪明的人能够预见到，西安的皇城地位将伴随森林砍伐、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而一去不返吗？人们在长期糟蹋和破坏自然的过程中，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大自然的报复终有一天会疯狂到来吗？事实上在任何情况和历史条件下，总有一些个人和组织能够预见到：非科学发展必然会挫败所有发展。四书五经中的《孟子》就警示过“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但是历代的开发者尤其政府没有听进去。政府为什么听不进去，就是因为不理性，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在数千年的肥沃“王土”上，黄土高坡是怎么出现的，黄河是怎么变黄的——这些都是历史上政府理性缺失的严重后果。黄河流域不只是陕西的环境生态遭到破坏，而是近10个省区全部遭到破坏，所以“黄河”也是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破坏的悲伤记录，是永久性破坏最鲜明的例子。
千百年来西部破坏环境、挫败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富有科学理性的政府组织。由于政府的非理性和放任不作为，人们只顾现在而不顾将来，“先知”理性在缺乏政府理性的保护下，被众生的本性和自利欲望击得粉碎。所以“天灾”说到底是“人灾”，是缺乏科学理性发展观念和放任非理性决策的政府“人灾”。由于政府的非理性和不作为，古楼兰的“先知”们注定要斗不过众生及其盈利组织的本性和自利欲望，注定要怀着他们的理性抉择和真知灼见，与鼠目寸光的人们一起被黄沙淹没。
西部大开发十年来，经济发展从不良方面看，是以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十年大开发，几乎每个角落都搞大开发——没有一块油田不开采、没有一个煤矿不挖煤、没有一个金矿不出金——全部挖、深入挖、加速挖，有不少地方至今依然走不出“开发到哪里破坏到哪里”的发展逻辑。这说明不少地方政府仍然没有从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和惨痛教训中吸取科学理性养料，依然没有全面树立起科学理性的发展观念。靠牺牲廉价资源、环境来支撑的发展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2010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但能否转变则取决于政府是否理性。转变发展方式是目前对西部地方政府最严峻的考验，而如果政府理性，就能顺利通过这个考验。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谈到西部大开发时指出：“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在十年已经过去八年，任务十分紧迫艰巨。要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建设一个能够脱离恶性博弈循环的理性政府。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错误的观念必然导致错误的行动；科学理性观念的缺乏必然导致政府的不作为或错误作为。政府非理性行为可能会在短期内取得一定发展成就，但最终会由其非理性行为所造成的恶果将发展成就破坏殆尽。有一首古谣言说“天无时不风，地无时不尘……人无所不为。”人们在面对“无所不为”的“人灾”时，一直都很无奈，一直没有良法。笔者认为必须要寻找一个根本良法，这个良法就是建设理性政府。
（二） 建设理性政府的可行性
从历史长河和世界层面看，理性政府建设令人失望。就历史逻辑而言，理性总是经不起自利本性的诱惑，理性在自利的本性面前总是显得软弱无力。有许多在理性、大局和长期选择上是明白无误的事情，却会遭到自利人性、局部利益和短期选择的错误对待。但在我国由一党领导的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各级政权单位，都属于一个紧密的政治、利益共同体，任何竞争博弈产生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提出和建设理性政府完全可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过错、责任追究原则，是避免独断专行的应急、应时良法之一。就长远来说，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善权力结构，从制度上有效制约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个人权力的过度作用，从根本上把理性政府建设好。
建设理性政府与建设法治政府的关联度很大，规范和秩序永远是理性的产物，但二者不能互相取代。政府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立法者和最重要的执法者。但是如果政府行为不理性，它的制度供给和执法行为就不会符合长远、全局利益和体现科学发展观。如果没有理性政府，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科学发展观等都会流于形式。法治是治表和治末的，而理性、德治则是国家管理的治本之策，如果没有符合德治要求的理性政府，就会法不治政，有法也等于无法，那么法治社会就建立不起来了。
二、建设理性政府的重要指标
（一） 理性政府必须避免个人独断专行
个人独断专行在短期间和局部范围内会出现行政高效，但在长期和大范围内，其弊端远大于暂时的高效率。政府首脑独断专行，会造成政令不一、朝令夕改、无法可依，让执行者和行政对象无所适从的混乱状况，从而影响行政效果。独断专行在表面上似乎上下一致、高度服从，事实上执行者和行政对象多是阳奉阴违、有令不服、有令不行，造成政府失信于民，是对诚信的极大破坏。为什么独断专行会像肿瘤一样难于根治，原因就是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使得处于权力顶端的个人有限理性过度发挥，甚至有时完全是个人性和情绪化的发挥。独断专行、任性妄为源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和个人情绪，政府组织是由公务员自然人个人构成的，个人理性永远是一种有限理性，任何绝顶聪明和具备完美知识结构的个人，都不具有天然完全的理性。如果政府决策是由个人理性甚至个人感情支撑的决策，那就必然缺少顾及长远和维护全局利益的科学依据；按照个人意志办事，必然造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状态。
（二） 行政行为必须规范有序
政府制定一个体现公正精神的规范并不难，关键是执行不易，所有的法律纠纷都产生在“执行”问题上。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事，这本身是公正价值的要求，也是其体现。一个公正、高效、廉洁的政府必然是一个高度理性和依法行使职权的政府。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政府要根据法律对各种纠纷进行公正裁决，公正裁决的标志就是高度理性地以法律为准绳、为尺度。政府切忌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片面追求行政效率，或为了局部非法定的公正需要，而抛弃或减损法定的行为准则和程序。那样做只会损害全局上的公正和降低整体上的行政效率。公正执法要求政府职能的发挥必须程序合法，按照规则来管理社会事务，同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必须承担责任。市场主体出了问题，政府必须依法从管理的根本上找原因，而不能以传统行政模式那种非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一刀切”、“一锅端”的方式搞运动式检查、整顿。这种“运动式”的行政行为，看似严肃认真、极为重视，其实是一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治理效果，而且会使行政相对人无法把握安全交易的法治预期，从而丧失对法律和政府的信任，使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陷入困境。政府代表人民利益要通过提供法治、规则服务来实现，而不能怜香惜玉、当“大保姆”去为企业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开绿灯。
（三） 理性政府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政党、政府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尤其西部开发，不能继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果再这样下去，大自然的报复最终会彻底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大自然可怕的报复和抵消作用已经开始，而且显示出凶猛的势头，因此建设理性政府迫在眉睫。西部大开发这几年来，笔者遇到过不少煤矿老板、地方官员和矿山百姓，当和他们谈及非安全煤矿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破坏时，老板们说那个污染破坏是下辈人的事了，官员们说这是发展的代价，老百姓说哪个会为了“干净”坐在“金山”上讨饭吃啊？可见如果没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性政府，一切违背科学发展、后患无穷的破坏行为将无法禁止。
人的自利本性不管再犯多少错误，都不能再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错误。2005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江西、湖北三省考察时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2006年3月，在两会即将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新唐书》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可以说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和心存安危、治乱、存亡理念就是一个理性政府的思维方式。政府必须是理性和法治的化身，如果政府在保护环境、建设生态上无所作为，那么这些工作就注定是败局无疑；而且历尽艰辛取得的经济成果，也会最终因为环境生态的恶化而付诸东流。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理性思维，但只有理性政府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没有理性政府，“科学发展观”将会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口号。
（四） 理性政府必须脱离恶性博弈循环
建设理性政府的最大难点，是政府难以脱离追求短期、局部利益的恶性博弈。有人把商场比作战场，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争当这个战场上的战士，都非常重视眼前利益，抢抓开发机遇。潜意识里追求短期、局部利益的自利本性支配的恶性博弈就是：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必须这样做。例如：我不破坏环境获取眼前利益，别人也会破坏环境获取眼前利益，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要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不可逆转地日趋恶化了；我不引进污染企业，别的地方也会引进污染企业，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要引进——我们原本绿色清洁的地盘就这样一天比一天缩小。中国人的许多无奈，都是源于贫穷和贫穷得难以忍受的欲望，为了追求眼前利益，都顾不得长远，最可怕的是政府也被迫只顾眼前而陷进了恶性博弈的泥潭。恶性博弈中的政府不可能作出科学理性的管理决策，即使作出了也不会认真执行。
如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各省区、各地州、各县市之间也存在一种竞争博弈关系，那么我们应该用一个理性政府的运作机制告诉大家——在大开发战略行之有效地实施若干年后，最大的成功者、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地区，不是那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漂浮急躁、追求短期政绩和形象工程，单纯把开发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而是全面坚持科学发展观，把开发工作、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同时做得最好的地区。
（陈嘉珉，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