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围观能否改变中国?(下)

胡泳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11-01-10 20:11 | 收藏 | 投票

凡是参与,就一定会跟动员是相反的,因为动员可能是他人的意图在决定你要做什么,而参与是我自己的意志决定我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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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3日 星期一

译者访谈No.2

微博/围观能否改变中国?

核心提示1218 21:00-22:00 (北京时间)译者访谈第二期,与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胡泳老师谈围观能否改变中国,以下是本次访谈的MP3录音下载和文字稿。


本次访谈的录音下载MP3,点击
译者访谈:2010回顾——围观能否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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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谈到这里,我想提一下今年在twitter上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叫做twitter劳教第一人。我们希望它能够有一个渐进的方式逐渐的去transform,逐渐去改变我们的社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某一个人,现在他的门槛因为降低到只是发一个推或者转贴一下,即使只是做了这个都有可能有风险被劳教,会不会降低更多人的参与度,然后会让这个公共空间变的更为狭小?因为,过去如果说要组个党或者说要号召上街才会被某些机关盯住,而现在是,只要在twitter上发一个言,或只是转贴一下,就可能会有麻烦。所以,这个过程,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打压得更强烈呢?

 

胡泳:我觉得,它肯定不会变得打压得更强烈。原因很简单,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来打压的话,那需要打压的人太多了,多到无法执行的程度。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个案,但是反过来,也可以看到,因为前面已经举到跨省追捕的例子,这些都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意见,仅仅是发表意见,可能没什么行为,然后就会被治罪,那其实这种反弹力量也是非常大的。因为,除了王鹏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谢朝平的例子。

 

小米:对。其实跟王译这个案子相关的,您刚才说的一个是因为发帖获罪,然后谢朝平是因为写作获罪,然后其他网友的支援又让他脱罪了。王译的案子是因为发了一个推语,然后被劳教,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她有律师在替她维权。但是另一个案子,福建三网民案,也是因为新的网友加入,然后去支援最开始声援的网友,就形成了一个接力棒。就是说中间会形成声援、围观,然后被打压,然后又有更多的人来声援,好像互相形成了这样一个接力棒。您有没有看到类似的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说如果最开始发帖的人被抓起来,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很担心,因为经常在网上发帖,那今天抓了他,明天就可能抓到我,所以他们行动的意愿就更强烈了。

 

胡泳:我觉得是这样,实际上在跨省这个词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以后,网民有一个很恶搞的东西,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免责声明,然后那个免责声明有好多的版本。当然,这是对打压的一种反抗,这样的做法本身会产生一些寒蝉效应,会恐吓住一些本来可能要采取类似行为的人。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层面是,如果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广泛存在的话,就是说它的土壤始终存在的话,实际上它不能从根本解决让大家不去在互联网上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的行为,无法压制住这种欲望。因为,很简单,我记得我前一阵看到《检察日报》的一个调查,《检察日报》当然是中国最高检察当局的报纸,他们的一个调查说到,如果今天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遭受了冤屈,你会怎么办?70%的被调查者会回答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到互联网上去曝光,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换句话讲,这个可能会变成第一诉求,可能以前会有其他的一些诉求,比如说上访,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去起诉等等,但是现在七成的网民会发现上访不如上网,然后他就会来用上网的手段来制约这些不公行为。所以,我觉得,从根上来讲,它会恐吓住一些人,但是它根上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键还是在于它是不是一个群体行动,因为个人和群体行动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谈围观其实也是在谈论它是一个群体行动。就是说,群体行动是更难开展的,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一个个人当然只要自己做出了决策,就可以采取某种行动,那么如果想去调动别人的话,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可是,群体行动固然更难开展,但是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它一旦开始的话,也更难阻止。就是说,群体能够施加一种异于个体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被特别地用来针对某一个现存的不公正的体制的话,那么群体所造成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互联网的这种政治当中,始终会存在一个词语叫做群体性事件,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命名本身就有它的意识形态内涵,有它的政治意味,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学术语的阐述。但是,反过来讲,从这个命名也可以看出,对于群体行动很多人还是非常在意,要努力去加以防范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我觉得,如果能把很多很多孤立的个案都逐渐的变成具有某种联系,然后,在这些个案当中,那些孤立的个体他们都能够寻求更大范围内群体的帮助,那么,可能刚才所说的那种恐吓的效果大概就会减弱很多。所以会看到,在宜黄的事件当中,那个小姑娘说她要去开微博,其实她寻求的就是怎么样把一个孤立的个体行为变成一个更大的群体行动。

 

小米:对。现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些在收听我们的直播的网友的问题。有一位网友问,胡老师您怎么看待微博维权者抱团的情况?就是说在微博上的维权者可能过去都有不同的诉求,但是都选择了上网的途径,就在微博上碰到了,于是他们就结成了一个维权团,这样的状态。这个问题其实前面您已经有涉足了。我觉得,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第一是比较新,在过去的社会运动中可能还没有很明显的实践,它是在新的工具下一种新型的组织方式。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演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原来意想不到的东西。以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说以过去那种组织的方法,除非有领导指派,否则在金字塔下层的人没有办法横向联系,所以它也不可能自动地形成某些团。但是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有可能形成大大小小的群,群和群之间也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互动效应出现。到底它会怎么发展我们可能还不能完全预测,因为过去见到这种的状态不多。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新浪微博和twitter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两个不同的微博圈,新浪微博上据说有3000万的用户,而twitter上至多最乐观估计的是20万。

 

胡泳:新浪他们自己公布的是他们已经超过5000万了。

 

小米:然后腾讯公布的是新浪有多少我们就是它的两倍。

 

胡泳:因为新浪是11月份的时候正式开了一个大会宣布他们突破5000万。

 

小米:对,这些数字我一般都是取最低值,大家知道新浪上出了很多僵尸粉丝,比较难统计。但是,肯定可以确认的是,新浪微博上的使用者数量比twitter要大得多。但是看起来,我认为,在影响力上,twitter上的影响力并不低,所以这个情况就蛮有意思的。因为,要说社会运动,肯定是参与的人越多越有力量,或者一个群人数越多大家会越关注。但是,twitter就形成一个很特殊的群,比如说它没有禁区,能够绕过审查;人数比较少,但是能动性很强。刚才我们提的好些中国今年微动力的案例当中,twitter上占得并不少,所以这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胡泳:所以它并存是更好的,有不同的场域、不同的空间,而且我在twitter上就一直说,我希望twitter上的活跃用户都去使用国内的微博,尽管当时我说这个的时候,还有一些人认为我的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都去尝试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表达空间或者行动空间的扩大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小米:另外一个网友问,胡老师如何评价《乌合之众》和《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这两本书,怎么能够避免书中提到的问题?

 

胡泳:我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争论,而且这个争论在当下非常切题。到底群体聚集以后,是变得更为愚蠢了还是更为智慧了?像勒庞他们所写的这本书,他们就是认为,群体作出的决策可能甚至比个体更加愚蠢,某种非理性可能会形成暴力的行为。但我们知道,在互联网出现以后,对这种新工具有很多期待的那样一些人,他们基本上都认为,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机会,我们可以汇聚群体的智慧,有一本书就叫做《群体的智慧》。

 

小米:对,这个好像是新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尖端领域,叫做Wisdom of the Crowds [译注:群智》],就是一大堆人在一块反而变得更智慧了。我读过摘要,好像是说,群体要形成智慧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比如说股市,有一句话是没有人能够打败股市,股市也可以说是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的,那为什么它好像比每个单个人更理性一些呢?因为它说前提条件是,每一个人都能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在这种乌合之众或者街头运动的情况下,往往是被周围的情绪所裹挟,忘了自己干嘛来的,为什么要参与这个事情,会觉得在这个热血沸腾的时候只要能够参与到某个革命性的事件中就很满意了,就形成心理上的一个缺陷。但是股市从来都是独自在想是买还是卖,所以他有每个人独立的思考在里面,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形成群智,而不是大家在一起反而变得更笨了。是有人在很认真地研究这些个案,群体在一起到底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笨。

 

胡泳:对,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去研究的话题。如果简化来说,第一,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人类天然地有一种要通过聚集群体来做事情的倾向,这个我们可能无法否认。但是,一旦聚集为群体,其实它就变成两种东西,要么是一个小型的群体,要么是一个大型的群体。小型群体的核心特征是成员可以更紧密地互动,所以大家更容易形成更共识,而大型群体的特征可能跟这个完全是相反的。

 

首先,我们要讲到小和大是相对的,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它那个小和大跟今天的小和大就不能完全地等同。其次,这个跟参与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大家通常会觉得,只有在小型群体的范围内,参与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参与。因为你会发现,我在这个地方说的话是有用的,或者能够被他人听到,能够产生效果。但是,如果在一个大型群体当中,大家就会觉得个人是无足轻重的。比如,我们说巨型的政治民主制度,大家为什么懒得去投票,因为会觉得如果多投少投这一票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从道理上来讲,特别鼓吹参与的人,一定会遇到这样一个悖论,真正的参与只能存在于小群体,就是有一个规模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参与设定为是一个小型的群体,是有规模的,组织参与的人会发现自己掉掉一个陷阱里,反而成为精英论者。因为,所谓精英的定义就是有一个最佳的参与规模。

 

小米:对,它有一个门槛,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胡泳:所以,不能单纯地高唱参与万岁、参与都是好的,一定要考虑到它是在一个小型的组织之内还是在一个大型的组织之内。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这里面有一个好的东西,在于参与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是自发自愿的,不是被迫的。因此,凡是参与,就一定会跟动员是相反的,因为动员可能是他人的意图在决定你要做什么,而参与是我自己的意志决定我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为什么我始终强调,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需要做的事情是改善我们的微型民主,改善我们的微观政治,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为更大结构的变化提供一个关键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大型群体的存在,尤其是通过网络工具的存在,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小米:是的,您答得很精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问,胡老师怎么看待中国本土化微博在一些压力下对社会问题起到的作用?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其实像微博虽然可以把一些事件转移到传统媒体,然后传统媒体又受到压力,但并不是每一件在网上形成热点的事件都能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还有一个新的趋势,比如,新浪微博在前几天突然关闭好几个小时,大家也是知道,如果真的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出现的话,要控制网络舆论很简单,拔网线就可以了,所大家有什么话都没法说了。这个很极端了,但是像新疆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单靠微博肯定会面临这种障碍,最后会连平台都没有了,那它能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很有限了呢?

 

胡泳:我觉得,这些平台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在促使管理者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此投入的成本和要获得的收益之间的比例。如果集一国之力,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当然能够控制非常多的东西,甚至可以完全像清代一样搞海禁。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计算这里头的成本和收益是不是合乎比例的,是不是对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维稳上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成本,维稳的成本可能高过真正解决问题的成本。换句话讲,如果把这些成本拿来去解决所有的那些问题,可能是绰绰有余的。用这些成本来维稳,第一,成本过高;第二,要想到维稳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最终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如果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和方法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就要问问看目的在哪里,不能够忘记当初到底为什么干这个。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工具的存在的确还是有一种可能性,它们可能会在某一天之内彻底消失,但是越来越多的工具会导致,如果假设管理者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他就会计算到底成本有多高、收益有多高、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在哪里。

 

小米: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不能够持续,就像新疆断网之后经过半年还是要重开,据说这个事情让新疆的GDP下降了不少,它的损失还是很大的。

 

胡泳:对,还可以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事情幸亏是发生在新疆,如果是发生在浙江的话,能不能够承受,那就是另外一套计算了。所以,姑且我们假定说,我们的管理者是理性的,那么在理性的程度下,他就要计算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如果他经过计算,会得出一个应有的结论,就是做有些事情的成本完全高出获得的收益,所以不值。除非认为他是不理性的,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小米:这个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下。好的,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参加我们的《译者》访谈,也谢谢各位推友、各位听众的参与,希望有机会还能够向胡老师请教。

 

胡泳:谢谢大家,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个人简介
价值中国网荣誉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社交媒体全球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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