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ook.ifeng.com/dushuhui/special/salon041/
凤凰网读书会 No. 41
闾丘露薇VS胡泳、金玉米
拒绝“偏见”报道
本期凤凰网读书会于2011年1月15日在单向街举办，邀请到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闾丘露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及来自南非的金玉米。闾丘露薇的新书《不分东西》完全是站在一个媒体从业者角度看待和思考中外媒体存在的“偏见”问题。近两年，中国的国际角色日益凸显，此次我们希望通过借闾丘的新书，从中外从业者、研究者的视角来看看偏见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避免。
胡泳：我们特别欠缺批判性思维
闾丘露薇：说到这样一个偏见，我举个例子。我最近去印度，去之前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喝那里的水，喝了之后会拉肚子。还有些人会信誓旦旦地跟你说，我前一段时间去了，回来之后就拉肚子了，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但问题是我跟我同事去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俩个都没有拉肚子，我们在当地也喝水，吃当地的食物，所以很多时候你会有一种概念，然后就传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大家相信它就是真实的。
想想刚才听玉米讲到的网络后面的评论，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虽然我一直觉得网络民意只是民意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很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评论里面真的要去把握到底大家在怎么想是蛮难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策略，搞得你不知道大家在怎么想，甚至会产生一些比较错误的判断。
胡泳：我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北欧，跟很多留学生聊天，他们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反应，就是因为离开祖国一段时间，对国内所有的事情的认知大部分是来自互联网。他们就跟我说，胡老师，我们特别困惑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互联网上的信息这么多，多到你没有办法有效筛选的地步，其次，如果你看了特别多的评论、帖子，你会经常发现这个人说得很有道理，他说的有很多的证据，逻辑很对，但是你忽然发现另外一个人也用了另外一套逻辑和证据，你又会觉得那个人说得也很有道理，令人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来判断。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特别欠缺的一个东西，叫批判性思维，就是英语叫做 Critical thinking。我们说大学最主要的宗旨就是经过大学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学习，能不能培养出这种批判性的思维，不会人云亦云，不会简单地凭借他人给予的一些证据下结论，甚至像刚才闾丘讲的，不会简单地因为一幅煽情的图片就觉得这个事情就真的像图片所展示的那样。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作，我老是说中国大学在这个方面是交了白卷的，严格来讲，我们培养的人基本上是流水线上的加工的产品，很难讲有很多合格的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这个是特别复杂的问题。
具体说到互联网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属于基础工作，我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是很多基础工作，就是你有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法，然后有没有一种思维方法来考虑事情，这是一件很基础的工作，但很漫长。
另外是完全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你的信息组合当中，这个组合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多元渠道？在漫天的信息当中，你有没有自己一套获取信息、对这个信息作出判断的方法，我觉得是可以训练的。我特别强调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变成虚拟化了，很多东西从网上走，有没有迈出虚拟世界的勇气。比如，你能不能够走到社会当中跟真的人去打交道，真的认识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包括你自己的人际圈子。我觉得有效的信息组合加上一个你自己跟整个社会保持一种物理的或者叫身体接触的一种手段，还是可以在基础层面上取得很多东西。
交流互动
闾丘露薇：严肃媒体和商业媒体是不矛盾的
读者：闾丘老师，你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我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书里面写到现在中国媒体虽然是被管的，但是都要靠自己来赚钱，我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过，现在中国商业媒体商业化的太远了，所以导致了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严肃媒体，那么我想请教您的是，您对这种真正的严肃媒体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它怎么样来运营？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闾丘露薇：谢谢。说到所谓的严肃和商业媒体，这不是矛盾的，这是媒体的定位问题。
在市场化的运作下面，媒体可以自己选择去针对什么样的受众，你可以看到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你可以有大报小报的，大报小报可以注重娱乐化一点，八卦一点，虽然别人认为我的报纸是不可信的，但是我拿着这张报纸，觉得看着就开心，这也可以是你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也可以对自己有非常高的要求，我希望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对所有新闻深度和商业程度都有很高的要求，那我就确认这样一个定位和在公众心目当中这样的形象。
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又要用中国的事情很复杂来表达，因为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商业化媒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很难要求媒体完全的商业化。
所以我会认为在中国谈论中国的媒体有的时候也很矛盾，比方说我们经常拿媒体的一些规则来要求中国的媒体说，你这个没做够，你没有按照严格的新闻准则来做，但是这样对中国媒体来说好像不太公平，因为它能做的空间那么有限，你却又要求它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做得那么的好，我觉得就像政府权力是无限大的，但是你又要求所有下面的公民只要承担这些义务，却不能提自己的权利，这也是一样非常矛盾的状况。
胡泳：如果你是学新闻的学生，首先要对中国整个的新闻体制有一个非常切实的认识，从法律法规上来讲，私人是不允许办任何新闻媒介的，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是国有。
在国有的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因为这两年市场化改革后，国家把很大的一方面东西视为负担，它不再用财政来支持，因此把这些东西放到市场上，但是放到市场上的同时，政治的要求并不因此松懈。
在这种情况下，用单纯的西方的所谓严肃报纸和小报之间的区别来套中国的现实，是套不上的，因为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我也不认为就是商业化。现在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商对于媒体的巨大的操纵性，导致大家对记者对媒体的印象都不好。但是你要意识到从这么大的一个发展阶段来讲，商业化对中国媒体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因为它促使中国媒体从单一的控制之下走出来，我们的投资可以变得多元化，真的追求市场化的需求，就会满足今天中国读者很多迫切需要知道的信息。你像都市报这些好的媒体，它们可能去做好的调查报道，而如果没有商业化的钱，谁做调查报道呢？所以很多东西你不能单独地认识，商业化你也不能单独的说它是好或者是坏，要把它放在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情景下来讨论。
闾丘露薇：说到商业化媒体是不是等于不严肃，我想金玉米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为拿南非来说，媒体已经没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在这样一个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下，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严肃的媒体。
金玉米：我同意说商业化并不意味着媒体是不严肃或者不靠谱。南非包括以前种族隔离时候，比如说70年代、80年代也是有管制。最好的报纸，尤其是80年代的报纸是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报道，都是很商业化的赚钱的媒体，所以我觉得这并不一定是个问题。
还是中国那么复杂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英文版的《环球时报》，又完全不一样了，英文版的 《环球时报》没有愤青的感觉，没有老说美国不好，其实英文版是有很多批评中国的文章。他们是2008年开始出英文版的，但它们并不做中文版的翻译，它做的比《中国日报》还要自由派，所以商业化不一定是不好，不一定是不严肃，也得看是谁做。
闾丘露薇：在很多时候，商业化的情况之下，媒体的经营者的理念就会非常影响媒体的走向，包括在一家媒体里面编辑部的独立自主性跟商业化的媒体里面老板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让它保持独立性不受广告的影响，其实也是会影响到媒体最后出来的效果。
胡泳：围观有必要，但是不能靠单纯围观
读者：闾丘老师，您好，您刚才说通过不同的渠道去获取更多的信息，可以更接近事实，那么，我不知道在国内作为我们公民来说，了解事实真相，除了对自己的Critical thinking方面有帮助之外，还能对社会的进步或者对政府的改革有哪些益处呢？因为我在澳洲悉尼大学读新闻硕士的时候，那些公民追逐真相的时候，会有一些民意的表达，比如说参加一些集会，参加一些游行从而改变一些政府最后的决策。但我们去努力的追寻真相，意义何在？
闾丘露薇：我想这个很简单，你可以倒过来这么想，你不关注的话，这个真相永远不会出来，永远不会有改变，如果你没有看到有改变的话，可能是最近这两年改变要来得比较慢一点，但是我们再往前推几年的话，会有效果。比方，孙志刚事件。虽然说现在有很多讨论关于取消“收容条例”到底是好是坏，后因为大家有更深入多元的看法，但至少在当时，这样的一个个案经过媒体的关注，被大家关注，产生了压力之后，它确实是带来改变的。
如果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循环的时间要长一点，比方说拆迁，从唐福珍的事件出来以后，我们以为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一个转机，至少有一个法律上的保障，就像孙志刚事件一样。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很多，个人觉得可能是它涉及的利益，牵涉的人更多了，涉及到的阻力就更大了，可能花的时间要更长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它未来不可能带来转机，它带来的一些转变可能比我们想象和期待当中要稍微的少一点点，但至少它会带来一些改变，它不能被逃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意义所在。
不过说到这一点，我想问问胡老师，就是刚才所讲的，你写过一篇文章，你觉得关于围观的力量，我们想象得有点过于乐观。
胡泳：“围观”其实是一个比较文绉绉的词，就是看热闹的意思。现在只不过是在互联网时代，看热闹的空间扩大了，看热闹的人群急剧增多。对于围观，我一方面非常肯定它的价值，刚才这个同学问的核心问题就是围观到底有没有用？
围观其实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围观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发起某种投票。很多网民的行为聚集在一起，会产生舆论的压力，尽管有可能有些事情不能够得到全部的解决，但是也可能会得到局部的改善，那么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有可能会得到全部的解决。而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比如说房子拆了就拆了嘛，对不对？人死了就死了嘛。你想想看，在没有微博的时代，信息传不出来，当地的媒体不会报，那实际上就发生了。但是由于有这些网民的围观，造成中国没有地方性新闻，所有的地方新闻都可以变成全国新闻，这个力量非常大，这是围观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另外一个很大的意义在于围观其实是一种相互支持。一方面说，大家去验证一个事情，同时让大家彼此能够看见对方。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围观的门槛很低，即使大家只互相看见对方，都可能产生很大的一种威慑力量，我觉得这是它的作用。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单纯围观能改变什么，看热闹本身其实是不能改变什么的，因为中国所有的事情还是要靠一点一滴地去做，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可能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每个人做的事不一样，但是只要你做，这些行动可能才能够最终推动一些制度层面的变化。围观是必要的，但是单纯靠围观是不行的，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闾丘露薇：如果我们来看看最近新闻，包括乐清公安也在微博上公开表示说，欢迎于建嵘到现场去，这个时候，我想于建嵘代表的不是一个身份，就是在那里一开始看热闹的网友。今天上午，我在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他其实是不想去的，因为等他去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在后期被太多的解读，而且你到那里又能接触到谁呢？
如果关键资料你看不到，其实是做不到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意义在于有一批网友已经从单纯的围观走到现场，这就是一个比单纯的围观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但是金玉米，你怎么看“围观”这个词？
金玉米：可能你在外面看热闹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很多人看热闹，知道有人在干坏事，这已经是一个进步。这里应该提一下维基解密。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说了一个目标，他希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能够停下来，他透露的信息比所有的英国和美国报纸十年报道的还多得多，而且他透露的信息很多都是本来支持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和英国的民众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今年在网上的一个视频，美国的武装直升机杀了几个公民，其中一个是摄影师。这些美国军人在直升飞机里跟玩电子游戏似的开枪。可是这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全世界都在围观美国的战争，现在知道的比去年知道的多，但是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应该乐观，还是不乐观，我觉得挺担心的。
胡泳：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读者：金玉米，南非2004年的时候我也去过，开普敦、约堡都很漂亮，还有库切的小说什《耻》、《青春》也挺好看，你怎么舍得离开那么漂亮的一个国家来中国这么多年？谢谢。
金玉米：南非是很漂亮，南非的库切很棒，他是我的大学老师，他当时还在南非，开普敦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库切现在在澳大利亚了。我们国家也乱，问题很多，有的问题好像也解决不了，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南非有的方面比中国强多了。南非你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你想做个报纸，明天去印刷厂印个报纸，没事，随便做，但是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中国也是很复杂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是其它的国家可以学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是1995年到中国，目前为止我还是特别好奇对这个国家，它的好、它的不好，我都感兴趣。
闾丘露薇：我想提一点，有很多时候人是有选择自己到哪里去生活的自由的，而且离开自己的家乡或者哪里也好，并不代表我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了，或者是因为很多其它的原因。我主要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好奇，我对某个地方非常的有兴趣，而且人生那么短，你为 什么不想想我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生活一段时间，那我的人生会多么的丰富，我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说舍得不舍得的问题，而是你自己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自己做选择的这样一个问题，至于说那种无力感的话，我倒是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是你自己得去调解自己的感受。作为这个职业，无力感会有，经常你会发现在不断的重复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几年前、几年后好像还是一模一样的，你做的事情好像看不到任何的效果。在这两天我已经重复了好多次了。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动力，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你需要继续去做，因为如果它已经看到效果或者已经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某些人会感到非常的失落， 因为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再做什么样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说任何一个事物不要非此即彼，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尝试找出一个比较乐观一点的想法来鼓励自己继续做下去。
胡泳：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对世界采取一个简单的分法的话，世界有很多二元化的分法，其中一种分法叫做悲观与乐观，就是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我个人始终信奉的一个信条就是，如果你要做事情，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是一种限定的条件，除非是你不做事情了，做事情你总得乐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会享受做事情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乐趣。这是我的回答。
最基本的教育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
读者：大家好，我是一个退休教师，在你的这本书上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是成功的教育？我想你对我们中国大陆的和国际上的教育应该有自己切身的体验和比较。
前天我们听到陈丹青的讲座，在这个讲座当中我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尽管我们教育有这么多问题，但是我们学校还要办，我们教育还要办，我们的孩子不可能都到国外接受教育，那如果你认为应该怎么在现有的情况下当好一个教师？
闾丘露薇：我们的教育整体来说确实有很多的缺点，甚至是非常的糟糕，但是，刚才您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想，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教育体制非常的糟糕，而你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做老师的话，我真的是鼓励他继续做下去，因为你的离开只会让糟糕的因素又增加了一点，而你的留下来可能会让这个糟糕的因素稍微减少一点点，虽然可能做的不是太多。
因为我最近听到我身边朋友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北京的一个重点学校里面的历史老师，是海外留学回来的，他告诉同学说，你们如果是为了考试就可以不用听我的课，你们自己看教材，但如果你们真的想学东西的话，你们就认认真真的听我的课。他是一个初三的老师，在那里讲三权分立，讲了三节课，然后告诉这些中学生们什么是公民社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真的是在每天的日常教学当中在做，而且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没有家长去告发他，所以不能说这是什么现象。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环境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发生着，而这些所有好的东西是每一个人在那里尽自己的能力一点一点的在做，而且我觉得好的东西是会引起共鸣的，不然的话，如果有一个孩子回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了，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教的是这个东西，很难保会不会有家长跑到学校去投诉。当然可以看到至少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批学生和家长，不管是认同，还是默默接受，允许一些好的东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
其实大学里面教书，胡老师应该更有感受，我个人觉得大学里面我们更需要鼓励的是老师真的能够 教书的时候敞开来讲，而不是有很多的担心。我去北大做过一次讲座，说老实话，我蛮担心的，但我会告诉自己，下次我再去的话，就好像现在坐在这里，大家既然这么坦诚的提出问题，朋友们、同学们毫不顾忌，我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顾忌呢？我为什么不能讲我想讲的东西呢？
胡泳：这个我可以接着刚才的再说两句，因为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就写到一个警察对自己警察生涯的回忆，说刚开始当警察的时候，因为都觉得警察就是要捉坏人嘛，所以很努力的去捉坏人，但是警察干的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坏人可能就在自己身边，而且你还不能捉他，而且很多时候你捉的都是小的坏人，他就反过来说那我做警察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要做警察？既然这个所谓的好坏是如此的难以分辨。
我后来拿这个例子写过记者的困境。记者是一样的，记者发现自己要去披露真相，要去主张这个社会的正义，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所努力的方面遇到的障碍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体制的力量远远大过个人，这个时候你也会质疑，我为什么做记者呢？因为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他会问自己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安身立命的东西在哪里？因此就是无论做记者，还是做警察，你最后做到一定时候，满腔的热血就会冷却，所有的理想就都会变成现实的东西，因此你会产生个人的无力感。
这个问题跟教育有关系，我自己是记者出身，现在转到大学做老师，老师也是一个被赋予太多的正面言词的职业，就像记者本身就被赋予很多东西，老师是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我觉得这说法特别可笑，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会给这个职业赋予一个高于这个职业的意义在里面。
你很多东西不能讲，现在的学生也不用听你讲，学生一进学校大概有两年的工夫还能够读点书，到第三年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就已经不在读书上了。因为在北大，至少我们学院的学生60%到70%都在学第二学位——为了就业。在我看来，在四年当中学两个学位是扯淡，因为一个专业都学不好，还学两门专业，你把大部分工夫用在考试。所以每次我上课的时候，学生最关心的是你的考试方式是什么，因为他不是根据你上课讲什么东西来选择课，他根据哪门课好过，可以得到高的分数，他可以有更多的余力做更多的事情来选择课，所以我从来不公布我的考试方式，我觉得你愿意学就学，不学就不学嘛，对不对？所以做老师的话，你马上会遇到这种现实的挑战。
如果所有人传递的价值全都是你在社会上怎么混，比如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量的谋略书，看各种厚黑学，然后所有企业家都是热衷于毛泽东经营思想，这样的一种现实你当然会产生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如果你追求意义的话，在你的职业当中追求你安身立命的东西的话，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内心或者是强大的自我来使你克服所有的东西的话，你还是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尽可能影响你周围的世界，哪怕这个影响可能仅仅只限于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所有这些学生当中，有一两个学生让我觉得很高兴，那我觉得我就很高兴，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读者：金玉米能不能讲一讲你怎么看？
金玉米：我只想说一点，就是前一个星期在美国出了一本新书，一个美籍华人写的一本关于她教育孩子问题的书，她的理论是作为中国妈妈，小孩子必须跟中国的学生一样，考试必须百分之百，每一课都是A+，有任何不好的成绩，妈妈就特别不高兴，就不会原谅。她说这个跟西方的教育比较起来，西方人现在更重视一些自己喜爱的东西去发展自己。
我觉得这两种之间有一个平衡，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确实很多，但是西方也有，这本书中文版的名字叫《我在美国做妈妈》，从这里我觉得能够看到中国人养孩子的这些习惯是可以学的，在中国，中国人还是觉得美国养孩子的习惯也是可以学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闾丘露薇：其实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比方说我们在谈论很多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觉得这个教育体制不好或者怎么样，我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每个人可以自己做一点点什么，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发了一个帖子，他自己反省自己，觉得大环境很差，老师不认真教书，都见不到老师，同学都不读书，女孩子追韩剧，男孩子打游戏机。
他觉得至少有一点自己是可以掌控的，那就是我自己选择怎么样做。我忽然觉得这一点在我们的教育里面一直很缺乏，也就是教育大家自己为自己负责任。其实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养成这样的习惯，尤其是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意识的去养成这样的习惯，但是这需要一定的舆论环境，包括我们有一点点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过来人。
我一直觉得很大程度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决定了孩子会是怎样的人，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规则是50年代的人、60年代的人去制订的，话语权其实是在这些人的身上，出版商都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人。
所以我们这些过来的人，平时既得利益者的人能够偷偷地反省一下，我们自己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真正考虑一下。
胡泳：全世界最好的维基百科是德语版
读者：三位老师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书的认知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平常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会想到我们要去Google上搜索一下，得到答案，但是在中国就会像“知道”方式这样，我来提出一个完整的问题，由别人来回答，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比较适用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问三位老师，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认知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对我们媒体的一种表达方式 有哪些影响？
闾丘露薇：我在哈佛的时候，老师经常提醒大家，做功课不要直接从维基上面把条目拷贝下来，这样和我们从“知道”上面把东西拷贝下来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并不是在方法上面会有这样的区别，我觉得其实还是从一个人个体来看，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在美国的中国妈妈有这样的一种方法。我觉得你还是要看到即使在同一个中国人或者美国人，个体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
胡泳：如果你是在大学里求学，如果你写论文，你的论文参考里面如果用搜索引擎得到答案，交到我手里，我是会给你很低的分，因为这个不是有公信力的知识来源，首先维基百科都不是，这个在美国学校里面有争议。
当然，我们知道维基百科的英文版比中文版的质量高得太多了。其实全世界最好的维基百科是德语版，因为德国人的那种做事的方式，包括他们对于事情描述的那种确切性的追求，导致了德文的维基百科是做得最好的。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通过用户生产的知识性 的问答性的东西，你用它来，比如说，我不知道单向街这个地方，我去百度上问一下，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你如果想讨论更深刻的东西，更需要思索那些知识，用这些体系是完全不成立的，Google不应该来回答你应不应该去信仰。
读者：三位老师好，我是一个国际新闻的编辑，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三位老师。首先，就是像闾丘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可能都停留在一些经济、政治，这样一个比较泛泛，离我们普通人比较远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现在做国际新闻就开始关注一些民生、文化这一类的话题，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们做的一些新闻，像我们最近报道的一些极端天气，还有澳大利亚洪水的话题，看起来跟中国的一些地方发洪水或者什么火灾新闻没有什么区别。我想请教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对这些新闻加以处理，让它变得有别于我们看到的国内的新闻。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个普通受众来说，我们如果想了解国外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信息，可能需要通过看国外的一些报纸之类的，但国外很多的报纸是针对当地受众的，所以有一些当地约定俗成的文化，它不会大篇幅去报道，这样很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无法去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存在的一个差异。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让我们的思维更活跃一些，去发现一些文化上面的细节方面，还有深层次一些方面的东西？
闾丘露薇：我想具体从国际新闻的操纵来看，互联网对编辑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以往你只是依赖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这几家外电，大家的稿件几乎都不是差别太大。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你可以搜索一下事发当地的媒体，甚至你可以通过 twitter去找到当地一些微博朋友，然后你通过blog去找到当地事件当事人，透过他们的博客找到所表达的一系列的东西。
我觉得对于一个国际新闻的编辑来说，现在的一个考验是你怎么样去整合这样的消息，你怎么样去相互确认这样一个消息。因为之前我听一位同行讲了这样一则消息，说今年是“千年极寒”，中国的媒体都相信了，认为一年前最冷的天气都出来了，但我有一个中国国际部广播电台的同行，他就让自己在波兰的记者去查这个源头是哪里，最后查到所谓的“千年极寒”是当地本地的编辑在广播这条新闻的时候并没有用过“千年极寒”，只不过当他广播完之后，把文字稿变成网稿的时候，做了标题党，结果这个标题党效果很好，跑到中国，中国媒体就不假思索地相信了。
我一方面比较佩服现在很多的中文编辑发现标题的快速感，敏感程度是蛮高的，另外一方面大家都是用一种不带思索、不加思索的方法去接受它，我一向认为，即使是媒体报道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找到它最早的源头，你在引用的时候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至于说，中国文化的关联，我觉得你要考虑到中国的观众可能对于发生的这些洪水、天灾等等地方背景其实是不了解的，你要自己再去搜索更多相关的背景资料，这就跟我们自己在报道我们新闻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了，要做的功夫更多。
另外在表述方面，即使是对被访者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术语，对于我们的中文观众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写这条新闻的时候，你从头到尾都需要从你受众的角度来考虑。
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怎么做国际新闻，因为很多时候对国际新闻的误解也是语言方面所造成的，如果我们过分的依赖的二手的信息去做国际新闻，而不是直接去向原文的地点拿获第一手的资料，确实是会产生偏差的，因为翻译的质量是有高有低的，像金玉米应该是非常的清楚，把中文的文章翻译成英文，一个翻译的技巧或者它的能力完全会让原来的一篇文章变成另外的一种意思，完全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