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

周正勇 原创 | 2011-12-18 23:05 | 收藏 | 投票

  企业家是百里挑一的稀缺资源,其价值实现却有赖于资本和团队,而资本和团队自愿“押注”于企业家的创新,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认同,所以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领导力和企业文化。 企业“活宝” 许多企业家把文化视为企业追求卓越的无价之宝。但在现代企业的经营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企业家的“跳槽”或“下课”,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而变。一个企业的文化,通常就是该企业一把手的文化,在一把手“活”在企业之时,他所推崇的文化就是“无价”之宝。由此看来,文化彷佛是企业家的“活宝”--在企业和企业家活着的时候,才是宝贝。企业一旦经营失败,或者一把手因故离开了企业,他所推崇的企业文化也会销声匿迹,风光一时的“无价”之宝会变得一文不值。即使前任定下的规矩必须“萧规曹随”,继任者也会换一套说法,很少有人还会默诵着前任的语录,亦步亦趋。通常只有家族企业才会把家族文化奉为不朽的商业信条。这就提出了一个命题:企业文化究竟有没有商业价值?企业是否存在不因人而异的普世价值观? 警惕过度“文化” 文化一词源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后人解读为“以文化人”,本来不是商业术语。商人讲文化,通常离不开本民族的人文传统,所以很难永续传承。因人而异的企业文化通常带有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在中国,人们可以在“仁义礼智信”中取出的任何一个字尽情演绎,演绎中又可援引诸子百家乃至耶稣佛陀等宗教信条。更有甚者:人未成“宗”,话已成“教”,本来是“忽悠”别人的企业文化率先“忽悠”了自己! 企业经营的决策是要有独裁的,因为“总裁”就是独裁,而独裁者身边必有谄媚之人,于是乎,企业文化在传播中多半会被没有文化的执行者们曲解,甚至演变为公司政治的工具,失信于团队,失信于股东,失信于客户。长此以往,企业就会丧失其原有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过度“文化”是企业经营的一种亚健康形态。 以信为本文以化人,而企业的“企”字却是“人+止”,从制度产生的本源看,企业制度是超越“人”而存在的,这就要把商业文化的一般理念和因人而异的文化诠释区别开来。 在中国,文化正统的排序是“仁义礼智信”,社会正统的排序则为“士农工商”,由此推论,商业文化在中国是排在后面的“智信”二字。文化以人为本,商人以信为本,若把企业家从一般商人独立出来定义为创新的推动者,则“智”字可以代表创新。然而,无论是“信”还是“智”,商业成功的标准都离不开利润,这就要把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与商业文化区别开来。 商业文化,无论商人的姓氏为“赵钱孙李”或“周吴郑王”,成功者都离不开三个字:利-智-信。纯粹做人,可以不言利,可以无智慧,可以不求信,但要做企业家,三者缺一不可:无利不起早,无智不创新,无信不成功。古人云,不成功便成仁,说明成功和成仁是分离的,破产企业的商人也可以把人做好,但好人却未必都能成为好商人。仁德礼义是做人之道,利-智-信则是为商之道,其中以“信”为至尊,所以说,商人一诺值万金。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起步期的企业必须逐利求生存,成长期的企业始于创新求发展,成熟期的企业守本守信求规模,所以利润是根,创新如命,信用为本。 认清“利-智-信” 企业文化不能回避“利”,商人讲文化而不言利,这是商人的虚伪。从商者,可自我冠名为儒商、仁商、德商等等,都是反商业文化的杂交概念,混淆了社会人文与商业文化的差别。商人逐利乃天经地义,亚当·斯密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前者解读财富的性质和起源,解读了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后者诠释社会人的道德情操,解读了理性自然人的行为。企业家群体,是人格分裂的二元化行为主体,作为自然人可立德立言,作为企业家要成长创新。因为,企业家是公司创新成长的永动机,而利润则是永动机的润滑油。自然人的天性可以温文恭俭让,而企业家的天性却必须承担责任,挑战风险。 企业文化若绝口不言“利”,不仅漠视了资本家的逐利天性,而且违背了企业家的诚信准则,看似高雅智慧,其实虚伪愚蠢。在商业文化中,“信”高于“利”,“利”高于“智”,特别是管理上市公司的企业家,诚信为本,“信”有三面:一要面向投资人,求信用;二要面向管理团队,求信任;三要面向消费者,求信心,三者缺一不可。企业家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资本、团队和客户,而资本重“利”,团队重“智”,客户重“信”,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就是“利-智-信”,其价值实现的方式可量化为企业的利润、创新和商誉。 企业家和普通商人的差异在于“智”,没有智慧的商人如过江之鲫,有智慧的企业家是百里挑一。企业之“利”若包含了创新利润就是“厚利”,有别于普通商人的“薄利”。犹太商人崇尚“逐厚利”,中国商人注重“薄利多销”,我们常说犹太人贪婪,这可能包含着自卑。消费者若愿意支付“厚利”的价格,是因为在“厚利”之中有企业家的溢价,也就是“智”的货币化。

  企业文化与有文化的企业家现实生活中的企业都是由个性化的企业家所代表的,有文化的企业家就像名牌商标一样,以其个人魅力和领袖气质使企业流光溢彩,但却不能因此说没有文化的老板们就不是企业家。企业文化的价值和企业家的文化素养不同,这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标准化和差异化的和谐。 有文化的企业家会给企业带来特殊的溢价,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化认同会产生团队的凝聚力,从而淡化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股权投资产业中,投资的成功仰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和”最为重要,天有不测风云,商场无穷变幻,惟有“人和”是可以经营的。 因此,有文化的企业家能把企业文化较快从“利”升级到“智”和“信”的层面,将企业的逐利行为升华到智慧与诚信的货币化,而创新和守信是企业的厚利之源。现代企业的文化是厚利文化,所以资本市场才会给企业两种溢价:创新溢价和成长溢价。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起步期的企业必须逐利求生存,成长期的企业始于创新求发展,成熟期的企业守本守信求规模。所以,利润是根,创新如命,信用为本。 但这仅仅是企业需求,与企业家的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最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家有着系统的商业理论和文化认知,能够为企业打造适合自己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但这样的情况却并不多见。

  商业伦理:走出误区企业发展需求的文化支撑与企业家的文化理念大多数并不相同,甚至还常常陷入违背商业伦理的误区,中国企业家尤其如此。比如:人们常把经商称为“下海”,两字间道出对经商的文化鄙视。 许多中国商人的梦想是后代不再经商,和学界盛行的学而优则仕一样,商界盛行的也是商而优则仕。企业文化是商业伦理的核心部分,但在中国,国学正统是不承认商道的。 所以,企业家讲“儒道佛”是文化误区之一,往往源于企业家作为自然人,在内心深处不认同或不理解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讲国学正统而不认同商业伦理的人,多半也没有理解正统国学,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积极入世的利-智-信,而儒学求正统,道家重无为,佛教讲出世。 厚利文化:候时转物中国的传统商业文化推崇薄利多销,而“薄利”之说有虚有实,有些企业是求“厚利”而求之不得,有些企业则是藏“厚利”而不说实话。 中国的商道之祖是陶朱公(即越国名相范蠡),他的商业原则之一为“候时转物,逐十一之利”,即10%的成本加成定价。这句话常被引用来证明为商不可逐厚利。其实在这里,陶朱公讲的是贸易,“候时转物”是要把握天时地利,流转货物。春秋战国时期以农为本,工商为辅,商业税负较轻,还有政府保护。当时的商贾地位很高,社会地位不在农工之后,而在农工之前,地位仅次于士,文武百官退出政坛时,褒者从商,贬者归田。当年商家开业常用的对联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两人都曾是大政治家。现在不同了,工商业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的税负很重,以中国为例,企业的广义税收包含60余种税费,通常要占到企业税前利润的50%以上,若仅“逐十一之利”,企业何以为生?何谈创新成长!

  薄利多销,“候时转物”,现在仅是企业在起步和生存阶段的根基,既然利润是根,创新如命,诚信为本,而厚利文化的支柱正是智与信。现代企业创造具有高附加值的厚利只有两个公平合法的来源,其一是人的智慧,其二是信用杠杆。企业经营一旦融入人的智慧与社会资金,才能真正走出生存阶段,开启创新驱动的可持续成长。 智信文化:成长创新在生存阶段,企业可以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薄利多销,“候时转物”。但在智与信的文化层面,企业不能只做贸易,要创造高附加值。创新产品的厚利来自于人的智慧,守信创造的厚利来自于信用杠杆,来自于企业融资创造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旦企业的经营融入了人的智慧,融合了社会的资金,就能够创造超额利润,在高成长中为社会不断创造更新的产品,并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守信是融资之本,创新是融智之源。有了融资融智,企业的厚利未必来自于提高商品价格,反而会将因循守旧却薄利多销的企业逐出市场。 现代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其中利是厚利,智在创新,信可融资,三者合一才能构建高成长的创新型企业,在商品市场中享有高信誉,在资本市场上获得高估值。

个人简介
企业管理领域知行者,曾任职浙江省两家知名上市公司,担任企业中高层管理职务。2018年,任职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担任研究会理事职务,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研学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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