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高于政治，和而不同聚变管理—管理者如何做事先诸葛亮（25）

　　经济聚变讲的是对有不同核心地位的经济体的整合，当然是离不了管理的了。为了与其它管理方式加以区别，我把这种专门整合经济体的管理，称为聚变管理。聚变管理始于中国政府与其香港政府联手反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对香港金融系统所实施的“裂变”。之后，这种经济模式、管理方式被欧盟各国和世界各地管理者所青睐，并衍生出一个又一个经济聚变与聚变管理的成功案例，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欧洲统一货币的实行和至今仍然风靡世界的企业购并狂潮。或许，当初在采取这种方式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将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全新意义上的经济模式、管理方式，但事实证明，这种经济模式、管理方式不仅很快在世界各地时兴起来，且带来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生产力！

　　

　　1·反制裂变，需要聚变

　　显然，“聚变”这个词汇是从核物理学那里引进的。大家知道，在核物理学那里，有“核裂变”和“核聚变”的范畴，它们分别在描述原子核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的过程，或在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子核合二为一或合多为一的过程。现在，我把拿来解释经济现象，才发现它们竟是那么的形象且逼真，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上述讲座中，我已经部分阐述了经济事物是怎么被人“裂变”的，下面我再来具体阐述一下经济事物是如何“聚变”的。诚然，讲述须从“裂变”开始。

　　（1）量子基金，不断轰击

　　首先需要了解，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次债危机、金融海啸和经济大爆炸等经济现象，与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传统经济危机有本质的不同，表现为它们不是因世界大战，自然灾害引起的，而是由一些机构投资者实施的“经济裂变”。虽然，我们一时还不能把它们称为“人工核经济裂变”，但不能不说的是，它们已经具备了明显的“人工核经济裂变”的痕迹。至少，人们应该承认，它们是由人工制造出来的。

　　比如，大家知道，发生于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就是由包括索罗斯在内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通过不断地向东南亚一些国家注入资金，然后再迅速地撤出的方法给制造出来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核物理学家所实施的“人工核裂变”来。学过核物理学的人知道，在人类的科学史上，就曾经进行过“人工核裂变”。所谓“人工核裂变”，其实就是用一定的粒子流，来对原子进行“轰击”，以达到将原子核，核裂变之目的。

　　大家知道，要想成功地实施核裂变，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而非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第一，这个原子核应该是一种能量过剩的物质形式，表现为具有放射性。第二，用于“轰击”原子核的“炮弹”最好具有“中性特征”，因为只有当“炮弹”具有“中性特征”时，“炮弹”便于进入原子核。大家又知道，由于电子携带的是正电荷，所以电子存在着巨大的“库伦斥力”，这就导致具有负电性的粒子不容易进入原子内，也就不要说对原子核实施裂变。正由于此，早期核物理学家一般采用“中子”或“质子”作为“炮弹”。

　　为什么要采用“中子”或“质子”作为“炮弹”？因为“中子”就呈现“中性特征”，而“质子”又是携带了“正电荷”的物质形式。大家亦知道，索罗斯“轰击”东南亚金融系统所用的“炮弹”是美元，而美元是世界货币，是具有“中性特征”的。哪个国家不想拥有更多的美元？因而索罗斯很容易便得手。于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便被索罗斯给实施了“经济裂变”，给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造成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2）中国出手，予以反制

　　可以肯定，如果在索罗斯还没有出手之前，东南亚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者就已经认识到，在当时的经济状态下，有对包括索罗斯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加以反制必要，即能联起手来对进入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实施“反经济裂变”的话，可以想见，索罗斯的阴谋不仅实现不了，而且还有“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可能性。而事实上是，东南亚各国金融系统就是没能认识到有上述之危险性存在，结果爆发了首次金融危机。

　　或许，现在说这样的话，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但是，不能不说，即使是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亦有“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的经济学、管理学意义。大家知道，在索罗斯等人对东南亚实施了“人工经济裂变”之后，他们又把罪恶的双手伸向刚刚回归祖国不久的香港。作为“炮弹”，索罗斯虽然没有将200亿美元一下子投入香港期货、股市，但给香港股市、期货、汇市造成的冲击，还是相当有破坏力的。

　　好在，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联手对香港金融市场及时进行干预才化解了危机。或许大家还记得，在当时有人主张中国效仿日本和韩国，实行让人民币贬值的策略。而中国政府不但没有采用他们的建议，而且还采取了让人民币坚挺的政策。事实证明，让人民币坚挺确实使中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尤其是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打击不可为不大。但是，它却抑制住了危机的蔓延，使整个世界经济受益。

　　于是，有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中国采取的让人民币坚挺的政策为什么会有抑制危机蔓延的作用，其中的道理在哪里。我以为，在当时让人民币坚挺，是一种“经济聚变”的过程。何谓经济聚变？诚然，它是从“核聚变”那里借鉴、衍生过来的一个经济学范畴。大家知道，核聚变发生在原子核之间，是两个以上的核子聚合成一个较大核子的过程。中国政府与特区政府联手干预市场，无疑具有“核聚变”的性质。

　　

　　2·中国首创，聚变经济

　　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偶然中势必存在必然因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东南亚经济社会财富的消失亦不例外。但是，这决不是说一个突发事件、偶然事件、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就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那样同样也不符合辩证法。那么，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好处”又表现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就表现在它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认识到实施“经济聚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何谓经济聚变？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应对和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而采取的一种既具有防治又具有反制性质与意义的经济手段，如中港联手反制索罗斯。

　　（1）中国首创，聚变经济

　　东南亚金融危机结束后，对中国政府出手救助香港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中国的救助有违自由贸易的原则，一种认为中国的作法对，决不能容忍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为了一己之利，肆无忌惮地破坏国际金融秩序。但不管这么说，由于中国政府与特区政府的联合，的的确确地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的蔓延的事实是否认不了的，说明“人工核经济裂变”不仅是可以防止、避免，亦可反其道而行之。似乎，正是从那时起，各国政府对一些热钱的入境开始警觉起来，并把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当做是一项日常工作管理起来。

　　大家知道，从行政上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经济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这也就为索罗斯等人伺机对香港经济实施核裂变创造了条件——这当然是索罗斯等人为什么要选择香港作为“轰击”对象的一个原因了。当时，如果香港还没有“回归”，还是在英国政府的管辖下，我们就谈不到与之“联手”的问题，因为他们还不能听我的。

　　回归后的香港则不同，在经济上虽然独立，但其在实质上，已经投入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也就为这两个经济体在经济上进行核聚变，奠定了强大的核聚变基础——表现为不再有“库伦斥力”（库伦斥力是存在于两个原子电子之间的一种相互排斥的力量）——由于核聚变是核子与核子之间的聚合，而中国与香港之间又不存在“库伦斥力”，所以实施起经济聚变来，就容易得多。事实证明，中港经济聚变是成功的。

　　可以肯定，随着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的逐步相好，如果再有类似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台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亦能实施经济聚变者也。当然，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两岸必须得提前消除核物理学意义上的“库伦经济斥力”。或许有人会说了，两原子核通过核聚变就成为一个更大的原子核了，可我们却并未见中港成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面再讲。

　　（2）统一货币，欧盟聚变

　　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反制了索罗斯的经济裂变，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经济学人、管理学人对这一经济行为、管理方式的经济学、管理学意义与作用的研讨。不久，统一货币制度便在欧盟率先实行了起来。而谁又能说，欧洲统一货币的实行与中国政府联手香港特区政府反制索罗斯的经济裂变行为没有必然联系？至少，欧洲人应该承认，中港联合反制索罗斯，对他们有所启迪。

　　大家知道，作为“轰击”东南亚金融系统的货币是美元，而美元之所以能够作为“炮弹”，就是由于美元具有“世界货币”的性质与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拥有“美元”这种“炮弹”的国家虽然比比皆是，但其数量均有限也，惟有中国大陆、日本、香港是各例外。但是，当时的香港多拥有的美元数量却不足以与索罗斯抗衡，这也就为索罗斯等人用美元“轰击”香港创造了条件。

　　但是，如果把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恐怕十个“量子基金”也不是敌手，这也就为索罗斯等人的最终失败做了心里暗示。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量子基金”是绝对不足以与中国大陆的巨量的外汇储备抗衡的。于是，在这一背景下，索罗斯只好知难而退。这就是中港经济聚变留给世界的宝贵经验与启示。当然，它必定会坚定欧盟走上同一货币制度的信心——虽然欧盟至今并未发挥出统一货币制度的作用。

　　“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无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欧盟至今没有认识到统一货币制度不仅只有统一货币的作用，它更有抵御各种金融风险的作用与能力。当然，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管理形式，聚变不只是一个将货币统一起来，抵御外来货币入侵的作用与意义，提前关闭一些“无小企业”和不同企业主动实施购并等也都有经济聚变与聚变管理的性质与作用，因为其作用与意义还表现在，能防止突然引爆经济裂变。

　　

　　3·不同文化，制约聚变

　　在实施经济聚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许多影响经济聚变的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排斥。我们现在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而还是在英国政府的管辖下，可以想见，中港联手反制索罗斯的经济裂变，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能办到的事情。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土耳其的入盟之所以这么难，恐怕也与其存在着的文化冲突有一定的联系。这又不禁使我想到了存在于不同原子之间的“库伦斥力”来。莫非，不同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就如同是存在于不同原子间的“库伦斥力”？

　　（1）世界兴起，购并狂潮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经济模式，经济聚变在世界各地掀起，其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要说是欧盟统一货币的实行和企业购并了。大家知道，欧盟各国原本有属于自己的货币，其货币一旦统一起来，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固有的货币。尤其像放弃德国马克、法郎那样的货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其自身，本来就是具有一定的“世界货币”的性质。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放弃。

　　大家又知道，在企业购并这种现象产生之前，企业间只有“吞并”，而压根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购并”一说。于是，有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人们为什么不再称其为“吞并”而非要把它改称为“购并”。当然可以肯定，两者肯定有所不同，否则人们也就没有区别它们的必要。那么，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经过分析与研究之后，我得出了下述结论：购并是购并双方自愿进行的，而吞并，有一方是被迫或是不得以而为之。

　　诚然，我也没有说在购并中一点被迫的成分也没有，而是说“主动性”代替了“被动性”。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两个企业之所以会走上“购并”之路，与曾经有过的市场竞争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更多的还是迫于市场竞争给两个企业带来的压力，使它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购并”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更大的经济学、管理学价值。当然，在我们中国，由于企业多为国家所有，所以购并起来就不像西方那么困难了。

　　当然是因为决定权、决策权不在公司，而是在政府手中。经过研究发现，企业购并有以下好处：第一，购并后的企业，其经济实力会大大增强，竞争力自然会增强。第二，可共享包括销售、信息在内的各种资源。第三，减少了生产、管理、市场开发和新产品开发成本。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了。诚然，关于“第四”条，社会主义中国有比较高的认识，但在西方国家、企业，认识还不够高。

　　（2）不同文化，制约聚变

　　关于企业购并的好处，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优势互补，劣势相蚀”。但是，不能不说，如果是在不同的资本所有者那里，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表现为是否购并，非是由一个资本家说了算，因而经常会发生购并不成的事儿。那么，又是什么影响了不同企业的购并？分析来分析去，我得到如下结论：存在着企业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简称为“企业文化矛盾”。何谓“企业文化矛盾”，而不是“企业文化差异”？因为“差异是相互吸引”的关系，而“矛盾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我把它称为“库伦文化斥力”。

　　在这里，我显然把国家间、企业间的不同文化，比喻为在原子核周遭旋转并具有相互排斥作用力的电子了。诚然，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比喻，如果不存在，我也难以将两者撮合在一起。为什么有的企业很快就能实现购并，而有的企业最终实现不了购并？为什么有的国家很容易就能加入欧盟，而有的国家却步履艰难？如果不是由于存在“库伦文化斥力”或存在“企业文化矛盾”的话，相互之间也就不会有“非溶性”。

　　正由于如此，我才说，要想实现共产主义，须具备“地球所有制”这个条件。为什么？就因为不同文化、不同所有制形式很难实现“大同”。诚然，前马克思主义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并把这种主张应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事实证明，“武装夺取政权”是可以实现的，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是不科学的。

　　为啥？就因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大于政治利益”。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政治利益”应当退居到“二线”。比如，当面对列强入侵的时候，国共两党就有过两次“合作”，而在时下，“胡连会”就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如此，我又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想说明的是：民族矛盾、文化冲突比政治矛盾、冲突要大得多，而要想实现经济聚变，首先须克服掉文化矛盾与冲突。

　　

　　4·和而不同，聚变管理

　　这里讲的聚变管理，是指对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经济聚变事件所进行的管理。诚然，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为什么要将“将要发生”放在前面，而把“已经发生”放在后面？因为我们可以把“已经发生”归纳到“一般管理”中去，而“尚未发生”不仅更需要“管理”，而且还是具有“经济预测”性的。研究发现，随着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产生，聚变管理将会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的普遍关注与推崇。这是因为，聚变管理不仅有防止、避免经济危机的作用，还是一种新型管理技术。

　　（1）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我以为，作为管理者，首先需要做到的，是能够“分大小”。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事实上是，能够“分”出“大小”的人不多。现在就是有那么的一些人，竟然不懂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成天在那里叫嚣什么“资本主义民主”，而把比“民主政治”不知要高多少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兴衰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不管所谓“资本主义民主”都代表谁的利益，和“为什么人服务”。

　　难道，他们不知道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只能代表少数资本主义政治集团的利益？是不同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在那里角力？他们的所谓“民主”连自己国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又这么能用它来解决13亿中国人民的问题？这简直就是在开国际玩笑！退一万步，就算我们现在把共产党给推下了台，从此实行起了所谓“资本主义民主”，而谁又能保证，新上台的那个政治集团就能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看，谁也保证不了，也就不要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谁拥有资本，谁就说了算”的问题了，就更不要说“谁拥有资本，谁就有主义”的问题了。大家知道，竞选是需要花大把的钱的，难道那些接收了政治捐款的政党就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看，简直就是痴心梦想。而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我们走上了国富民强的金光大道。这，难道还不够好的吗？

　　如此，我又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想说明的是，实行聚变管理的前提，需要首先“分大小”。如果连国家利益与政治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大小关系”都“分”不出来，就不要谈管理，就更不要奢谈聚变管理了。这是因为，聚变管理不是别的，而是“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的学问。怎样才能实现“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如果连大小都区分不出来，成天追逐所谓“绩效”，能成吗？

　　（2）和而不同，聚变管理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位能够分出大小的人，也是一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的世纪伟人。而在上个世纪，如果不是由他老人家首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先不要说香港和澳门不一定就能够顺利回归祖国的问题，恐怕也实现不了中港联手反制索罗斯“量子基金”，更不要说与曾经的“敌人”那个“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签署《两岸合作计划》的事了。

　　我相信，海峡两岸人民总会有唱《同一首歌》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也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的时候了。当然，能够发现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着“聚变引力”而不是“聚变斥力”，是能够实行聚变管理的前提。它不只指中港、大陆和台湾两个经济体的政治经济聚变，也包括 “十+三”模式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种形式——这些都属于聚变经济学、聚变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研讨的课题。

　　诚然，即便是这样，我们亦然还不能就把上述直接认定为是“核经济聚变”，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核经济聚变”必须得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兴核经济体”——表现为能唱《同一首歌》，举同一面旗。但是，我相信，不仅是我们中国，全世界人民总会有唱《同一首歌》，举同一面旗的时候。诚然，这也不是说一旦实行了聚变管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就再无差异，而是和而不同。

　　何谓和而不同？我是否在说，即便实行起了聚变经济、聚变管理，管理对象也是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经济体、社会体、政治体？是的，因为聚变管理的对象仅仅停留在对和而不同体的管理上，一旦完成了对“尚未完成”聚变事物的管理，就转入“已经完成”聚变事物的管理程序中，那它就不在属于聚变管理的对象了。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管理的层次比我们的聚变管理的层次高，比聚变管理的价值大，比聚变管理科学的科学性强的。如此，那个叫彼得·德鲁克的人，凭啥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

　　关于具体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聚变管理内容，由于有专门的篇幅予以介绍，这里我也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