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标准：中国式管理境界（30）

　　又叫真理的绝对标准或发展检验——拿“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简称。与拿“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相比，其内涵与外延均不同，当然有联系。其不同之处在于，“发展”不仅是“实践”的过程，更是“实践”的终极目标，其当然比“实践”更具有“检验真理”的性质与意义也。诚然，此“标准”由邓小平首先发现、提出、敲定，所以有称其为“邓公标准”的必须。

　　实践是什么？须承认，实践的本质就是某理论的延伸。比如，在社会主义时期搞计划经济，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等，无疑都是某理论的延伸者也。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它们统统都是一种社会“实践”。如果是一种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它还有“检验真理”的性质和作用否？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实践”亦可以成“检验谬误”的“标准”，因为其是某错误理论的延伸。用错误的实践能够检验科学的理论吗？马克思让人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了吗？计划经济明明是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实行起来的经济制度呀！

　　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事件，一是前东欧解体，另一个便是前苏联的剧变。中国虽无剧变也无解体，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于是，有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为什么非要发生上述所谓“事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必须得有上述“事件”的发生？为何不能避免上述“事件”的发生？比如，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在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为何也不能幸免？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敢于理直气壮地说，就是由于有人违反了经济社会自然存在与发展规律者也。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恐怕很少有人敢得出上述之结论，除非他们活腻了。即使在邓小平先生开始主持工作时，恐怕也没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样的一种不合时宜的观点。

　　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理论界曾经开展过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指向“两个凡是”，其实不尽其然，其用意是想证明、得到“理论”与“实践”谁更有“检验真理”的性质与意义。最终，大家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 结论。但是，不能不说，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确实存在上述诸多缺陷。都存在一些什么缺陷？我看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如果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然无法克服和保证在“实践”过程中不犯错误，也无法避免和保证错误的实践不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社会损失。比如，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搞“大跃进”和搞所谓“文化大革命”等等。而谁又能说，搞计划经济、搞“大跃进”和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一种“社会实践”？上述实践能检验真理吗？不，只能检验谬误也。而，谁又能够为上述错误的“社会实践”来买单呢？到头来，还不是得让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社会来为其买单？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实践先于之后形成的事实，而如果用实践作为检验实践真理的标准的话，那又该用什么来检验实践的对与错呢？难道还能用实践吗？这不就等于得出了一个“用实践来检验实践”的悖论？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端，邓小平先生才提出了“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这一新标准。

　　什么叫“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简单地说就是，“只有”把“发展”加入“检验真理的标准”中的时候才能够具备“检验真理”的“标准”性质与作用。很显然，这是邓小平先生对过去曾经提出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摸着石头过河”等一些理论的一次较大的修正，是对该用什么来作为“检验”正在行进中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标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修正。毫无疑问，拿“发展”作为“真理标准”的伟大意义在于，其强调了结果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什么主义也不成。

　　拿“发展”之“硬道理”作为“检验真理”的一个“新标准”，显然要比“实践”要科学得多。不仅科学得多，而且还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它不仅解决了错误的实践一般“在先”的问题，有导致一个错误的结果的可能，有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的可能，有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的可能，也解决了如果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该用什么“标准”来“矫正”的诸多问题。

　　而事实上是，用“发展”作为“标准”除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以上诸多的好处与作用外，它还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新标准”，即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如果发展不起来同样不成，也说明其经济社会制度存在着缺陷。

　　这是由于，发展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都是包括生物、资本、经济、社会在内的宇宙万物的主旋律，如果得不到发展，谁都没有出路；这更是由于，发展就是事物、发展就是世界；这亦是由于，一个人、家庭、企业、经济体如果有一个方面得不到发展，就没有未来，因为只有能够可持续发展体，才会有未来，才会有美好未来。

　　由于“发展”这一“检验真理”的“标准”或曰“新标准”是由我们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卓越的管理者邓小平先生首先发现、提出，所以我给它冠名为——“邓公标准”。

　　如此，当然也就说明了另外的一个问题，“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是硬道理”一脉相传，它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果要问“发展”在了哪里？当然是由于在“发展”的前面又加上了“科学”二字。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经济体，只讲“发展”不成，还必须得讲“科学发展”，还必须得讲“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得讲“和谐发展”，还必须得讲“循环发展”，还必须得讲“低碳经济”，还必须得讲“绿色经济”等等。——上述这一切的一切，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中“科学”二字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