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日本人有多西化

  “我厌恶日本学术界那种充满裙带关系的气氛,”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这样说,“年轻学者应该凭他们的真才实学而不是依靠家庭关系来发展自己的事业。正因如此,我把四个女儿都嫁给了我最能干、最有才华的博士生。这样我就可以像日本传统所希望的那样,帮助我的女婿成为最优秀的教授。我这样做也心安理得,因为我觉得他们值得我这么做。”

  “在我们公司,一切都是西式的,”一位成功的独立电影制片人在他位于东京的现代化工作室里这样说,“我们甚至还有一位负责财务和行政的女副总裁。但是,德鲁克教授,你能给她做个媒,帮她在美国找一位丈夫吗?她现在已经30岁了,应该马上结婚了。”

  “如果您能帮我找一位美国丈夫并安排结婚的话,那再好不过了,”那位迷人的女副总裁插话道,“没有哪个日本男人愿意跟像我这样一个职业女性、妇女解放运动者结婚的。”

  “你愿意接受别人安排的婚姻吗?”我问道。

  “当然,”这位妇女解放运动者回答,“其他方式都太冒险了。”

  “年轻的大平(Ohira)先生在10~15年内将成为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一位处于领先地位的高科技企业的董事长曾经多次对我这么说。但在我最近一次日本之行中问到大平的情况时,这位董事长尴尬地沉默良久。“我们不得不让他走,”这位董事长说,“大平是家里的长子,他父亲在神户有一家小批发公司,现在要求大平去接管家族生意。我们也曾试图劝说这位老人改变主意,但是他很固执,所以我们只好让大平走。”

  “大平本人愿意离开吗?”我问。

  “当然不愿意了,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他继续留在这里的话,也永远得不到升迁的机会。毕竟,行政人员要起到模范作用。在日本,人们仍然认为长子应该继承父亲的事业。”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为我做翻译的年轻妇女问我,她和她研究生物化学的丈夫能否向我请教一些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翻译人员的工资待遇很不错,所以这位年轻妇女挣的钱比她的丈夫多。按照日本的工龄制度,她丈夫还要6年才能成为正教授。到那时,他们俩的经济地位才能颠倒过来。到时她丈夫的工资将是现在的3倍,而她则计划在那时生个孩子。但是,他们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总是为此唠叨个不停。

  “妻子挣钱比丈夫多会让你们烦恼吗?”我问。

  “一点也不。”他们回答。

  “那你们为什么要告诉家里人呢?”我说。他们会心地笑了,说我拯救了他们的婚姻,并再三感谢我。

  “你们真的需要我来告诉你们这一点吗?”我问。

  “当然不是,”他们说,“但是这是在日本,做任何与传统不符的事情时,你必须请一位导师来指导你这样做。我们在请教你之前就已经知道你会说什么了。”

  有很多证据支持那些“日本通”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日本人只在“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里才是西方化的。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这个观点要比我听到的一位瑞士银行家给他的继任者(该银行驻东京代表)的建议更加妥当,他说:“你就把他们当做拿着德国公文包的美国工商管理硕士来对待好了。”在日本被广泛引用的欧共体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日本人的描述则更为夸张:“日本人是生活在兔笼里的经济动物。”这让日本人感到既好笑又气愤。

  一位经验丰富的负责招聘工作的行政人员说:“20年来,我一直都在安排日本行政人员到西方企业工作。那些能成功吸引并留住真正有能力的日本人的企业都知道,不管这些日本行政人员的英语多么出色,不管他们多么喜欢威士忌而不是日本清酒,他们的行为跟其他日本人都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上,最近几年,除了在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日本人变得越来越“日本化”了,“西化”的色彩越来越少。

  例如,在10~15年前,很少有人去看能剧(日本的一种传统的程式化的歌舞剧)表演,去看表演的也都是些老年人,而且他们很可能是冲着剧场里的空调去的。然而当我1980年7月去看能剧表演时,门票都卖完了,场内座无虚席,而且大部分观众都是专业人员和年轻的行政人员。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尤其是在日本,更不会那么简单。请看下面的例子。

  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她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现在已经20岁)学的是哲学专业,她告诉我们:“上个学期,我选了一门时髦的柏拉图研讨课。”

  “你们有比较好的日文版柏拉图著作吗?”我问。

  “我们不读翻译作品,”她有些气愤地回答,“我们读希腊文的柏拉图著作。这个学期,我们读德文版的康德和叔本华作品。我还选了非常有意思的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符号逻辑学课程。当然,这些都是英文教学。”

  “那你们有什么娱乐活动呢?”我问。

  “这些就是娱乐活动呀,”她回答,“当然,我还得学点东西,将来好找工作,保证我的生活,所以我正在练习柔道。一年半以前我就取得了柔道的黑带级别,现在我正在准备柔道教练考试。我现在已经是我们大学柔道俱乐部的顾问了,我希望在明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学能聘请我做柔道老师。你别笑,”她嚷道,“我是认真的。日本女孩现在学的医学、会计学,甚至工程学,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如果想在社会上被平等对待的话,我们日本女人必须做一些纯粹日本特色的事情。有什么能比柔道更有日本特色呢?”

  我们初次认识惠子(Miyeko)的时候,她还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当时她为我们的一次露营活动当翻译。这次,她带着丈夫和6岁的女儿来拜访我们,她丈夫是一家大型外贸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她向我吐露,他和丈夫很想再要个小孩,但是后来又放弃了。

  “我们都希望再有个男孩,”惠子说,“但是,那样的话,公司就不会让我们去海外了,或者是要我和孩子留在日本,而只派他一个人去海外。你知道,在日本,一个男孩要想被接纳为日本人的话就必须在日本长大。现在,我丈夫正在排队等待去纽约或洛杉矶的机会。”

  “你们为什么这么想去国外呢?”我问,“这样对你们的事业发展会更有利吗?”

  “恰恰相反,”她丈夫回答,“如果我一直待在日本的话,我在10年之内就有机会晋升到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如果我去海外,我就只能被视为外国专家,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升迁的机会了。但是,能在国外过那种自由的生活,这点代价是值得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被派驻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的那7年,我和惠子过得有多快乐。那时,我们晚上可以一起去听音乐会或去看戏,周末我们可以登山和野营。但是在日本,习俗要求我们和惠子的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希望我们周末照顾他们。平时,我很少能见到我的妻子和女儿,因为每个工作日的晚上都要在银座的酒吧陪老板或同事聊天喝酒,直到深夜11点。你无法想象我和惠子是多么厌倦这种没完没了的日本式聚会。而且,我所有曾在国外工作过的同事都有同感。”

  日本人有一个古老而有趣的风俗,那就是在狭窄而空荡的住宅中,摆放一件精美昂贵的艺术品,作为室内唯一的装饰品。现在这种风俗正在复苏。但是,现在的年轻夫妇在开始组织自己的家庭时,很少买日本艺术品,他们通常会买一副毕加索的蚀刻画,或是一件由墨西哥或秘鲁产的具有前哥伦比亚文化特征的瓷器,或者是一副印度莫卧尔王朝时代的细密画,再或者是一个据称在意大利埃特鲁斯坎人古墓中发现的赤陶小雕像。

  六月里一个炎热的星期天,在东京南部的沙滩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过。这里好像还和20年前一样,到处是年轻的家庭——父亲、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在玩。20年前,父亲在前面两手空空地大步走着,母亲在后面拉着一个小孩,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还带着大包小包的随身物品。现在的情形刚好相反,年轻的妈妈牵着大孩子在前面走着,丈夫则在后面跟着,抱着小一点的孩子,手里拿着袖珍电视机、冰桶、沙桶、铁铲、午餐盒、气球和各种充气动物玩具等。年轻小伙们骑着摩托车,在拥挤不堪的海滩上来回穿梭,到处寻找年轻的单身女孩。不过你看,那边突然出现了一群骑着摩托车的年轻女孩,也正在四处寻找年轻的男子。

  日本民间有一种传说,一个人在他60岁生日那天将会获得新生,就像婴儿一样开始新的生活。去年春天,日本天皇80岁生日时(也就是第二个20岁生日),皇后为她的丈夫选了一件最适合这个独特传统习俗的礼物:一把电动剃须刀!(1980年)

个人简介
极视智库专家詹文明:师从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亲获大师指导,从1992年起担任彼得德鲁克“高阶管理课程”:《全方位经理人——经理人与组织》、《有效的经营者》教授,是资深的德鲁克管理研究实务专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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