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如何变“恶”为“善”？
在企业管理中，管理靠的是人文关怀，靠的是精神理念的维系，对于这一点，我不反对，因为这是人性“阳”的一面。
但管理仅仅依赖人文关怀、精神理念的维系，即“阳”的维系，虽然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之又难。这就像用儒家思想来管理企业一样，强调个人修炼的精神层面的作用，可由于很不具有操作性，因此才会陷入此消彼长的恶性循环当中。
按现代管理的理念，企业由三部分人构成：高层、中层、基层。由个人修炼达到企业长治久安的管理模式只能在企业成员中产生局部的影响，而不可能影响到绝大部分人。理由很简单：每个人的文化层次、需求层次不一样，所以面对同一种精神理念，其接收的信息有深有浅。
所以，既然“阳性管理”无法能完全带动整个团队的有效运营，那么只能借助“阴性管理”去推行。
而这种“阴性管理”就是根据环境的实际要求合情合理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即利用人性的弱点去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性弱点有很多，主要有四种：一是贪命；二是贪财；三是贪色；四是贪功。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主要有五个梯次：一是生理上需求；二是安全上需求；三是情感和归属需求；四是尊重需求；五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目前，中西方管理学者提出很多管理理论，但他们的理论大同小异，且万变不离基宗，大多从人的“贪财”、“贪功”、“贪色”三个层面去挖掘人的潜能，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人性中存在着原始的本性，那么在企业管理中，就要顺应这种人的原始本性，对他们合理加以疏导、利用，这样才能顺应自然规律的发展，而善用人的本性。
没有看透人的本性，不从根源上领悟人的本性，只是一味强调精神、理念的作用，最终是不能达到提升团队执行力和创造力的。
人首先要活着，然后才能寻找更深层次的追求。管理一个人或管理一个组织，正视人性本能，正视人性需求，并合理地加以利用、优化，不仅不会对组织产生损害，相反会帮助组织的健康成长。
但是人有欲望，是否就片面地强调物质的作用了呢？是否就不需要精神信仰了呢？针对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讲这么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一个公都子和孟子相遇了。
公都子问道：“同样是人，有人是君子，有人是小人，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顺应身体重要器官需要的就是君子，顺应身体次要器官的就是小人。”
公都子又问：“同样是人，有人顺应重要器官的需要，有人顺应将要器官的需要，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耳朵、眼睛这类器官不会思考，所以被外物所蒙蔽。耳朵、眼睛也只不过是物。物与物接触，就会受到诱惑罢了。心的功能在于思考，思考了就会有所得，不思考就一无所获。这是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所以，心是重要器官。先把心这个重要器官的地位树立起来，那么，那些次要的器官就不能夺走人心中的善性。这样就成为君子了。
从孟子和公都子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成为君子或小人是自己的选择，关键是自己如何修炼，要把自己修炼成什么样的人。
一些人为什么成为小人，是因为只注重满足耳朵、眼睛等次要器官需要，满足于感官享受；而一些人为什么成为君子，是因为注重心这个重要器官的需要，满足于心灵的享受。
因此，一个人要成为君子，虽然也需要满足耳朵、眼睛的需求，但这些需要不是重要的，是需要克制的，而更应该满足心的需要。只有克制自己的感官上的需求，追求心灵的上需求，才能够达到变“恶”为“善”的标。
如何变“恶”为“善”？
人都有欲望，有欲望会会有索取，有索取就会损害别人的利益，从而有了“恶”的源头。
《孟子·离娄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回，孟子去参见齐宣王时，齐宣王询问何谓君臣之道。孟子说：“君主把臣下当作自己的手足，那么臣下就会把君子当作腹心；君主把臣下当作狗马，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作平民；君主把臣下当作土和草，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作仇敌。”
齐宣王又问：“那么怎么样才能使臣下为我服孝呢？”
孟子说：“有劝谏，就照着做，有什么话，都听从，恩惠普及于百姓；臣下如果有事离开，就派人引导他离开国境，又打发人先到他要去的地方作好准备；离开了三年还不回来，才能收回他的田地住宅。这叫三有礼。这样，臣下就会为他服孝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做臣下的向君王劝谏，君王执意不听，君王的恩惠也不能普及于百姓；臣下有事离开，君主就把他捆绑起来，又设法让他在所去的地方走投无路；离开的当天，就收回臣下的田地住宅。这叫仇敌。对仇敌一样的君主，有臣下的还服什么孝呀。”
其实，在生活和企业管理中，关于“君不仁，我不义”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产生了无数的背叛与不忠。
背叛与不忠，不是无缘无帮的，总是在日积月累中造成的，这就涉及到领导者的个人修养，领导者自身对别人的正确态度与否。正如孟子所说：“你都把臣子当狗与马、土与草了，那我又何必对你忠心与善良呢？我离开当天，你就没收了我的田地住宅，如此不仁之君，何必要为之效命？”
《易经》有句话说：“阴谋不可外泄，阳谋不可内藏。”在组织管理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关键是如何令“阴谋”从“善”去“恶”。这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权衡：
第一，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处理。
管理的“阴谋”运用，要以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为权衡标准。
当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冲突时，关键是考虑到这种“阴”是否符合整体的利益。如果符合，那就是符合“道义”标准，就应该大力加以倡导。
而如果只符合局面利益，那么这种“阴”的运用就要慎重使用，以免落得奸佞小人的下场，甚至不得善终。
第二，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处理。
管理的“阴谋”运用，要以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权衡标准。
涉及到个人利益，是每个管理者最为头疼的问题。其选择，无疑是两种：一种是选择个人利益，出卖整体利益；一种是牺牲个人利益，成全整体利益。
对于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除了“牺牲自我，成就大我”和“成全小我，成就大我”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客观地加以分析。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用正确的人”这样的话。
如果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都合情合理，那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急着选择，让时间来选择”。
因为，当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选择哪一种，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既然这样，还不如先不选择或者是尽量拖延选择。
《易经》云：“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一件很难抉择的事情，只有等时间的变化才可能会有转机，由“不好”变为“好”，由“不利”变为“有利”。
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也是如此。
在这一段时间，整体利益可能会与个人利益相冲突，但下一段时间，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就没有冲突了。
当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把它暂时冷藏起来，放下来，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
第三，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处理。
人都有利已的本性。当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冲突时，我们首先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受影响，或者说不受大的影响。
在这种关系处理上，其实潜藏着“舍与得”的智慧。
孔子说：“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暂时舍弃小利给他人，关照他人考虑利益，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得到损害，恰恰相反，是为了舍小利而得大舍。
一个人要得到周围朋友的支持，你能处处斤斤计较吗？这肯定是不行的。相反，面对利益时，尽是站在别的立场，如此，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得到别人的拥戴。
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把自己的利益“恩惠”给别人，虽然表面上是自己失去了很多，但实际上自己得到的会更多。
项羽与刘邦都是秦汉末年的乱世枭雄。但最终的结局是刘邦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原因何在呢？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刘邦懂得“惠则足以使人”的道理。
例如，刘邦大军攻陷咸阳后立即颁布“约法三章”，用最简单的方法收笼了咸阳百姓，乃至全国百姓盼望结束暴秦乱政、和平稳定的期待。
但项羽是恰恰相反。项羽入主咸阳后，用四个字来概念就是：“烧、杀、抢、掠”。这种粗暴而缺乏智慧的举措与秦朝暴政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把咸阳城“烧、杀、抢、掠”之后，最坏的结局是失掉民心。正是个人私欲的作怪，最后导致了项羽的灭亡，刘邦的胜利。
因此，我认为，与其说刘邦的胜利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智慧，不如说借助了项羽本人的愚昧无知。
领导力修炼的四点正面认识
修炼是一种选择。人是感情动物，但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区别在于人会选择，会通过自己的思维去选择善恶得病。
中国式领导力优化务必要有四点正面认识：
第一，领导也是凡夫俗子，是凡夫俗子，就要正视其原始本性。
领导是凡夫俗子，是凡夫俗子就有其凡夫俗子的原始本性，如欲望、吃住、伪装等本能。而潜藏就是一种伪装本能。
在领导力优化上，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不善于潜藏自己言行的人，他如何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在中国式领导中，虽然仁人志士和明君贤将都说自己有多么贤良，多么开明，多么大公无私，没有个人私欲，但总结中国上下五千年，上至尧舜、唐宗宋祖，下至黎明百姓陈胜吴广，哪一个没有鲜明的个人欲望呢？
因此，否则了自己的动物本能，就是对自己现实处境的背叛。
只是在面对人的本能的背景下，有的人懂得克制自己，然后成了圣人、贤人、君子；有人的放纵欲望，骄奢淫逸，以至成了暴君、奸佞、卑鄙小人。
而这种克制本能，说到底，就是一种人生的修炼，一种“潜藏”做人的处世智慧。
第二，领导也有欲望，有欲望就要正视。
领导是凡夫俗子，因此有欲望是人之常情。同时，有欲望就要去正视，而不能忽视它，这才符合自然规律的“道”。
正因为有欲望，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首先要有这么一个信仰或意识，即为自己设定一个能承受的底线。然后，在这个底线之上，变通自己的处世习惯，达到安身立命、兼济天下。
中国式领导力弱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环境的影响；二是自身价值观混乱。第一种原因是因为看到别人或别人的驱使、诱引，然后令自己的欲望膨胀；第一种原因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一种健康的价值观，认为欲望本就是一种天性，享乐本是一种生活，追求感官享受与追求。
所以，当今的中国，虽然天天在讲领导力优化，提升素质，但为什么很多领导没有被“优化”，而是散失了基本的做人原则，失去了人生目标与追求，除了环境的外在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自身没有好好地正视自己，没有一个设定一个做人的底线，没有树立一个正视自己欲望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因此，当今的中国，对于所谓的那些精英阶层，只有在正视自己的欲望，正确处理好欲望与为人准则的前提下，才能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自己才不至于被人贬为“有修养，没涵养”，自己的领导力才能得到优化。
第三，领导修炼要从“恻隐之心”开始。
孔子认为，“仁”是一种恻隐之心。而什么叫恻隐之心呢？就是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内心里也会有同情的怜悯之心。孔子认为，这种怜悯之心，是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为人底线。一个人如果对于别人的痛苦已经到了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任之且之的地步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已经到了自私、冷血的地步了。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优化自己的领导力，就必须从最基本的“恻隐之心”修炼起。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恻隐之心”，就不可能带领一个团队，更不能令这个团队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和树立自己的“软威力”。
商纣王为什么会被周武王打败，难道是周武王财力、军事实力更强大么？难道是周武王法律、典章制度更健全么？不是！只是因为商纣王的残虐无道、众叛亲离，已经散失了领导整个诸侯国的能力。
红军长征中，难道是毛泽东的军事实力比蒋介石更强大么？也不是。只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一种“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共产主义信仰。正如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围剿红军的张学良说过这么一句话：红军要枪没枪，要炮没炮，缺吃少穿，穿的大都是打着补丁的衣服，而我们国民军呢，有枪有炮还有飞机，还有军饷命，但为什么无法打败这群形同叫化子一样的农民队伍呢！
对比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领导方式，其实就很好理解了。
毛泽东带兵，偏重于“德”治，争取的是民心，靠的是“道”；而蒋介石带兵，偏重于“权谋”，失掉的是民心，靠的是“术”。
第四，修炼成“君子”还是“小人”是个人选择。
按《易经》的阴阳原理，一个人可以修炼成君子，可修炼成圣人，也可能修炼成一个小人。如图：
既然领导力优化要靠修炼，但修炼就一定能成“仁”吗？不一定！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就是说，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尊礼重道是一种仁德，只要每个人去修炼礼义廉耻之礼，尊礼重道，那天下就会是一个仁义之邦，礼义之国。
但问题是，如何去让每个人自觉、自主地修炼这种尊礼重道、礼义廉耻之德呢？靠什么去做呢？
为此，孔子提出了一个方案，即：“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哉？”意思就是说在达到修炼成正果的目的，靠的是自己，而不能靠别人。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什么孔子只说是“为仁由己”。其实，孔子目的很清楚，那就是一个人修炼成什么样的结果，只有靠这个“己”本身去选择。如果这个“己”已经决定了，即使别人如何影响，都无法影响“己”的选择。
而这种选择，无非是两个方向：一是修炼成君子；二是修炼成小人。
而正是这种选择，必将造就了很多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就是一个奸佞小人，如《水浒传》里的高俅、童贯等，为了维护自己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致百姓于之水火不顾。这种人不管如何“修炼”，都绝对是小人。
而有的人虽然刚愎自用，却有一颗正直的心，如秦末农民起义的将领之一的项羽，虽然其行为也极为残暴，但由于其本质不坏，所以也不影响其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正直、可亲的印象。
老子说：“性相近，人相远。”人的本性，不管是善还是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在人生历炼的过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以致有些人成了“君子”，有些人成了“小人”。
在企业管理中，一个领导的修炼也是如果，修炼的目的要纯正，要符合伦理道理，否则，越是修炼，危害越大。
《孟子·尽心》中，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意思是说：“鸡一叫起来，孜孜不倦地行善的，是舜一类的人；鸡一叫起来，努力追求利益的，是跖一类的人。要想知道舜和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只是求利与求善的不同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