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与中国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科技之灿烂令人自豪。15世纪之前，中国科技独占鳌头，领先世界。除“四大发明”外，领先的技术发明还有100多种。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40%以上。美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古代设立，各项得主毫无争议地属于中国人。17世纪以后，中国科技辉煌不再，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6-16世纪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一直占54%以上，19世纪降至0.4%。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家欢喜一家愁。欧洲科技兴盛，中国科技衰落。一兴一衰，阴阳转换，世事易局。

　　英国有一个著名生物化学家，也是著名科技史专家，叫做“李约瑟”。李约瑟在胚胎发育生化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后来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扬名世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就是“李约瑟难题”。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不止是李约瑟，中国人有浓厚兴趣，所有关心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人都有浓厚兴趣。后来，人们将这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的实质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解答。特别是中国学者，把精力主要放在回答为什么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为此，进行了大量探索和不懈努力，并取得不少可喜成果。其实，李约瑟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在寻找答案。李约瑟的答案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中国缺乏科学成长的自然观；第二句：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第三句：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我以为，李约瑟的这“三句话”，已经非常靠近“谜底”。但是，他本人也觉得不够满意，不够完美。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问题：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为什么在欧洲发生了？在这里，我试图从大历史尺度做些粗略解释。

　　大家知道，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是三大古典文明。但是，欧洲的历史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演化路径不大相同。特别是“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全然不同”。我们可以将欧洲与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一些简单比对分析。希腊文明分为（1）形成期：公元前800-500年；（2）古典时代：公元前500-336年；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31年；（3）其后是罗马帝国，终结于公元467年。这一时期，大体对应了中国周代后期的（1）春秋时代，公元前722-481年；（2）战国时代，公元前480-222年；（3）秦帝国，公元前221-206年；（4）汉代，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2年；以及（4）魏晋南北朝，公元223-588年。我们看看这一时期，在中国发生了一些深刻影响后世的大事件。有四个方面需要引起特别注意：（1）中国周朝存续了800年，这本身就是中国早期历史的大事件；（2）周朝形成的礼制和德治，经孔子师徒系统整理，集结为“儒家思想”，在后世2000多年中国思想史上发挥了巨大影响力；（3）秦王朝开创的帝国体制，在后世2000多年中国制度史上发挥了巨大影响力；（4）以经验式科技为特色的中国科技发明，为后世中国科技发展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历史是制度演变与科技进步的“二重奏”。这一时期，中国的制度发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由此决定了中国历史走向。古希腊—罗马的制度发明并没有给后世欧洲带来重大影响，甚至给人以欧洲文明中制度断裂的印象。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发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其对中世纪的欧洲发展带来重要影响。但更深入分析，希腊—罗马形成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并最终决定了世界科技发展走向。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其源头无一例外，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提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时人们通常使用的溢美之词。历史学家无不赞叹希腊人“虚心、勤于思考、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古希腊“给现代科学留下的遗产，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最主要的是其创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比如泰勒斯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德谟克利特的还原论，阿基米德的数理方法，欧几里德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等。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精神包括探索、怀疑、理性和实证四个部分。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已经把探索、怀疑、理性发挥到极致，唯一欠缺“实证”。文艺复兴时期，“实证”被引入了，因此现代科学由此诞生。与此相比，由易经到儒学，中国人走上系统综合，善于大处着眼看问题，看大势看主流，重视宏观走向，忽视微观细节，重人文轻科技。中国的发明多是实用性、技术性发明，是单个事件的叠加和拼接，缺少科学思维和系统方法。这在中医与西医方法论比较中“一目了然”。

　　走过古典文明时期，欧洲与中国的历史走上各自特色演化轨迹。欧洲发展改变了航道，驶入曾被史学家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封建时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53年）。自公元312年基督教合法化后，基督徒从被迫害者摇身一变，成为迫害者。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被基督徒迫害，从而扼杀了古希腊时代形成的人文精神。在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解体是欧洲历史主线。封建割据，战争频繁，科技停滞，这是欧洲最艰难的时期。就在这1000年，中国比较稳健地走上秦汉两朝开创的帝国文明之路。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称帝，589年隋灭南朝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局面。紧随其后，大唐王朝兴起（公元618-907年）。唐朝历时289年，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同时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之后，经过短暂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代之而起的是大宋王朝（公元960-1279年）。宋朝“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政策影响深远，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因此武力不彰，不敌外敌。史学家认为，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时代。宋朝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279年，宋灭元兴。元朝是蒙古族创建的王朝。元帝国是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大元开创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鼎盛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元朝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南宋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元朝大统一的国家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1368年大元被大明朝所灭，中国历史迈入新阶段。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中国沿着秦汉开创的道路前进，并续写昔日的辉煌。

　　到这里，我请出一个“大人物”：马可·波罗。1254年马可·波罗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他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17岁时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历时三年多，于1275年抵达元大都（今天的北京），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访问过中国许多城市，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马可·波罗回国后于1298年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是欧洲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游记问世后，人们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不断翻印，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深远。它向尚在中世纪的欧洲展示了宽阔而富饶国度，描述了卓越而神秘的东方文明。《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与财富的倾慕与贪婪，引发新航路和新大陆浪潮。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马可·波罗游记》就像是一只蝴蝶，在欧洲引发了“蝴蝶效应”，催化了人文科学复兴和欧洲发现世界，加快了中世纪终结的进程。《马可·波罗游记》错误地记载了中国到日本的距离，阴差阳错，这反而促成了哥伦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行动，并偶然地、历史地发现美洲大陆。从1298年出版《马可·波罗游记》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14-16世纪）和地理大发现（15-17世纪）。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15世纪后期起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16世纪起，欧洲现代科技崛起，并在其后的500年领导世界。欧洲人透过对世界的探索、寻找贸易路线、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欧洲本身不断的政治竞争等释放活力，也让欧洲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欧洲人发现并验证地球是圆的，由此也主导着这个圆球。1765年，由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由此，整个人类工业化文明向前迈进一大步。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欧洲人发现世界的时期，大致对应中国的元朝（1279-1368年）和明朝（1368-1644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发展装上了新引擎，建造了新机制，获得了加速度。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发展保持了超级稳定性：继续沿着演绎着帝国政治，继续推进经验式科技发明，我行我素，亦步亦趋，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15世纪以后的中国，陶醉于1000多年的辉煌成就，自我中心，孤花自赏，傲慢无理，对外部变化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貌似强大的中国，对焕然一新的欧洲显得非常无知，抑或知之甚少。可悲亦可笑的大清朝“回光返照”，竟然出现长达115年的康乾盛世（1681-1796年）。在世界时局大转换的紧要关头，东方巨龙浑然不知沉睡千年的欧洲已经觉醒了、强大了。这时，强大千年的中华帝国，失去了昔日开放、创新、进取的精神，由此沉睡了、衰落了。一贯好学的中国人，变得不怎么好学，以致丧失理性，集体厌学，整个国家弃学西方。从皇帝、大臣到普通民众，无不以为洋玩意虽然稀奇，但却浅薄，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值得中国人学习。钟表是13世纪晚期欧洲人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但到中国却成了“摆设”、“玩意儿”。更为可笑的是，有人认为学习外国的东西就是对祖先的大不敬，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历史上都是外国人向中国人学习，那有中国人向外国人学习的道理？为了祖先的面子，中国人放弃向洋人学习，宁愿像鸵鸟一样，在强敌来临之际把头埋进沙子里。无知的清政府，自恃“天朝上国”，骄傲自满，狂妄自大，闭目塞听。岂不知欧洲资本主义如日中天，工业革命滚滚而来，对拥有广袤领土、无尽资源和庞大人口的中国市场垂涎三尺，虎视眈眈。在西方虎狼之师面前，古老的中国就像绵羊，毫无还手之力，不得不任其宰割。由此，中国付出惨痛代价，饱受百年屈辱。祖先的面子没有保住，而且给丢尽了，5000年的尊严被一扫而光，荡然无存。

　　大家知道“郑和七下西洋”的雄壮故事。1405-1433年，“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在同时代的欧洲人还不可想象的庞大远航船队，七次下西洋，访问了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距今600年了，郑和创造了古代人类航行的伟大奇迹，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最辉煌的海上奇迹，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为之感到由衷地自豪。令人遗憾，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并未发现世界的全貌。在短暂的海上辉煌过后，中国的海上行动噶然而止，与发现世界全貌失之交臂。也可以说，15世纪的中国海上行动“虎头蛇尾”，“浅尝辄止”。在此之后，中华巨龙酣睡不醒，中国历史驶入长达500年的“休眠期”、“静默期”。史学家至今无法理解，昔日的海上巨龙，为何顷刻之间成为惧怕海洋的小虫？以今天的历史观看，那时正是人类海洋文明、蓝色文明快速兴起的时代，而这时的中国忘却了海纳百川的道理，逆历史潮流而动，错误地实行了“海禁”政策，从而让中国发展错过了发现世界、融入世界的重大历史机遇期。这时的中国人，不但没有向洋人学习的内在冲动，而且试图刻意回避这种潜在的学习。中国人在探求知识上似乎患上了“排外症”。“海禁”也许能够禁得住中国人，却禁不住从海上远道而来的“客人”。第一个登门造访的是葡萄牙人。郑和下西洋之后大约100年，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明朝官吏，取得澳门停靠码头便利，1553年又贿赂广东海防官员，以货船遇风浪为借口，请求在澳门借地曝晒浸水贡物，上岸搭棚暂住，一住就是464年。接踵而至的是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诺大一个中国，俨然成为一大块肥肉，任由西方列强宰割。从8世纪到18世纪的1000多年里，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但经历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经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迅速崛起为亚洲第一强国。强势崛起的日本，野心膨胀，想“欺师灭祖”，企图吞并中国，演绎“蛇吞象”的故事。中国人窝囊透顶，一次又一次败在“西洋人”手里还不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惨败在“东洋人”手里。在无数次来自海洋的撞击中，中国人终于睡不着了、苏醒了。

　　但是，沉睡500年的中国人，却没有沉睡1000年的欧洲人那么幸运。当年，欧洲人觉醒时，惊喜地发现了“两大金矿”。首先，欧洲人在过去的1000年，自己就躺在金矿上。这个金矿就是古希腊人已经创造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这是一切财富的源头活水。其次，神秘的东方刚刚酣睡，金银财宝取之不尽。这时，地球上还有不少国家尚在沉睡之中，是“财富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可谓是“钱多、人傻、快来！”在中国人觉醒时，没有惊喜，只有惊叹：西方人高挂“科技桂冠”，抢占了科技“制高点”；西方人瓜分了地盘，主宰了世界，没有了“天堂”，也没有“乐园”。诺大一个中国，只能在西方列强夹缝中寻找自我发展的道路。

　　中国就是中国，不仅“块头大”，而且“时间久”。历史悠久的大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短时间卸不下来。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彻底脱胎换骨，变为谦逊的学习者，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搭上西方经济快车。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感受了西方科技所带来的震撼力，自知技不如人。然而，不知是何方“神圣”，却硬硬造出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师夷长技以制夷”。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代的中国“洋务运动”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西化”，是“半拉子”学习工程。被列强羞辱是一回事，在国人面前保存“颜面”是另一回事。为了保住大清朝的“面子”，中国人丢了发展的“里子”。中国人试图成为学习者，但不是“谦逊的学习者”，而是“傲慢的学习者”。这种学习，自然是表面的学习，而不是骨子里的学习。“半拉子”学习工程，自然免不了是“半途而废”。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人们在拆除“半拉子”学习工程留下来“一半”的一半，但仍然很不情愿，很不干脆，很不彻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这是千古未有之机遇。然而，世事难料，命运多舛，国际风云诡谲多变。1950年代，中国毅然关闭了东南“海上门户”，排除了向西方学习的可能。实行向北“一边倒”政策，学习“老大哥”科技、学习“老大哥”体制，这无异于是一个“偏执的学习者”，死读书、读死书。后来老大哥“翻脸不认人”，绝情绝义，断绝了“知识供给”。中苏决裂后，中国一不做、二不休，关闭“北大门”。 1960-1970年代是“闭关锁国”的20年，也是“中国迷失的20年”。19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打开沿海、沿江、沿边门户，全方位对外开放。从此，探求知识上的“排外症”基本痊愈。中国在经历了傲慢的学习者、偏执的学习者之后，向谦逊的学习者转变。四海之内皆兄弟。由此，东的与西的，左的与右的，资的与社的，都成为中国人学习的对象。中国进入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伟大的学习时代。东与西，左与右，社与资，不再牵动中国人的敏感神经。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积淀深厚，影响深远。这里，需要我们认真清理，透过现象看本质。首先，在中国人“骨子里”，“重礼轻理”自然而然。记得一位中国式管理大师说过，中国人讲理是有前提的。这前提就是“给我面子”。如果你给我面子，我很讲理；如果你不给我面子，对不起，我会蛮不讲理。所谓“给足面子”，就是“做足礼数”。李行到位、理性到位。早先，儒家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竟然发展到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这种文化气场下如何讲理？敢讲理吗？所以，子女难得和父母讲理，下级难得和上级讲理。尤其是在各种组织中，下级向上级讲理，一般会被认为是莽撞、顶撞，不恭、不敬，理直气壮会引来不识时务、不会做人，惹祸上身。轻者讨人嫌，被“穿小鞋”，重者受到强权打压，甚至当异己清除。如此这般，中国人面向上级时，像“绵羊”，唯唯诺诺，恭恭顺顺，惟命是从；面向下级时，像“霸王”，惟我独尊，刚愎自用，不容分说。在不少场合，谁地位高谁就说得有理，谁就说话算数。地位低的人，由于说话不算数，又可能引火烧身，能不说就不说，非得说时不多说，话到嘴边留半句。所以，在中国人生活中，用得上讲理的地方不多。长此以往，就只能多讲礼、少讲理；重讲礼、轻讲理；甚至只讲礼、不讲理。由此，不思进取，怠于学习便不足为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应付光景，明哲保身，也就成为既是不得已，也是明智的选择。难怪外国人经常批评我们，说我们面部表情呆板僵化，像兵马俑似的。智慧是思想交流、碰撞、激荡出火花。理是事物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机制道理，方法原理。无处讲理、不讲理，使得中国的学习激励机制严重缺陷，从而无情泯灭了无尽的探索精神和创造力资源。试问，一个不讲理的民族能有光明的未来吗？

　　其次，就是“重技术轻科学”。中国人向来喜欢科技，并为人类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一般认为，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繁荣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四大发明”扩散传播至西方，对欧洲文明发展提供了异乎寻常的推动力，从而加快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但是，客观地说，这些重大发明带有经验性、偶然性。不要说火药的发明与皇帝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炼丹”活动有关，即就是指南针的发明也带有偶然性，以至于在其发明后的1000年里，没有人能够科学解释其内在原理。造纸术、活字印刷术也是多少个年代不断实践、不断试错、不断改进的结果。有人认为，上述“四大发明”不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提出了新“四大发明”，即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现在，有人提出现代中国“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这些重大发明都很重要，但离重大科学发现、科学创造还有很大距离。中国科技似乎在掷色子，走捷径。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中国科技发明比较多，与中国人口多、社会稳定等有直接关系。可以这么说，中国著名的工程师不少，但科学家不多，科学大师更少，科学巨匠少之又少。毕竟，时代变了，靠经验式科技发明推动历史发展的时代终结了。15世纪以来，科学革命滚滚而来，科技面貌为之一新。最近500年先后发生了四次重大科学革命：（1）16-17世纪，爆发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哥白尼“日心说”为标志，形成与中世纪神学、经验哲学不同的科学体系，宣告近代科学诞生。（2）18-19世纪，爆发第二次科学革命。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取得重大理论突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三项重大成就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3）20世纪初，爆发第三次科学革命。发现X射线、电子、天然放射性、DNA双螺旋结构，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进人微观领域，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生物技术、微电子与通讯技术飞速发展，科学发展进入现代时期。（4）20世纪后期，爆发第四次科学革命。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纳米化学、生物医药等方法整合，从而形成实验与系统二维度的科学体系。至此，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落”。从地球是圆的到“地球村”，在这四次科学革命中，难觅中国人的踪迹。

　　最后，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教育轻学习”。重视教育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华文明香火不断的根本保障。中国教育一贯带有驯化驯服功能，比较重视既有知识传授，不大注重学习力成长和独立思考精神培养。教育成为统治者的“玩偶”，而不是学习者的“盛宴”。其实，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这就是长期潜存在中国教育中的“僵化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遗毒”。中国的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历史上，官学基本上是一套僵化的东西。私学具有一些生机，但常常受到官学打压。师道尊严。学生“不听话”就会被“打板子”。“打板子”是老师的权杖。所以，学生只能向绵羊，服服切切，规规矩矩，亦步亦趋，顺从老师意志。中国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从教育知识型、技能型人才向培养创造型、发明型人才转型。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渔是捕鱼的意思。这等于是说，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获得知识的方法。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方法。知识是“鱼”，学习是“渔”。彻底的教育，或者说好的教育，应当是将既有知识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也就是将鱼和渔一起教给学生，让学生得到广博的知识，也获得深厚的学习力。过去的科举，现在的高考，应试教育，八股遗风，僵化教条，机械学习。学校考虑更多的是向学生授以考试所需的“鱼”，而不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渔”。这不利于知识向智慧升华，学历向能力跨越。当然，如果教师本来就只有“鱼”而没有“渔”，则另当别论，不要强人所难。读死书、死读书，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知湮灭了多少高智能人才。中国还有一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以比喻人经过学习或教育后得以提高，学生超过了老师。这里需要有个前提，就是学生吸收了老师的知识，也掌握了老师的学习方法。孔子是我国民营教育第一人，可谓“桃李满天下”。但在孔子门徒中，没有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知该说这是中国教育的“硬伤”，还是中国教育的“软伤”？由于教育“不接地气”，在中国存在三套话语系统：（1）学术话语。专家学者自说自话，高射炮打蚊子——不着边际。空处来空处去，不解决实际问题。（2）官方话语。大话空话套话，堂而皇之，是为“官话”、“官腔”。甚至假话连篇，见怪不怪。实话实说，有话直说，倒是很新鲜。（3）百姓话语。街坊邻居、亲亲朋友在一起，说三道四，都是心里话、肺腑言。语言的分裂为社会和谐发展埋下隐患。

　　知识是发展的活水源头。郑和下西洋之前的1000多年里，世界发展的活水源头在中国。在其后的500年，世界发展的活水源头转向欧洲。20世纪后，世界发展的活水源头在美国。如果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知识池子”（这里的知识，泛指自然与人文的现代知识、信息和技能），那么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池子”高大深邃，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知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16-19世纪，欧洲的“知识池子”高大深邃，世界各国分享欧洲知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时，美国科技“如日中天”，美国的“知识池子”最高大、最深邃，欧洲、日本则紧随其后。20世纪的美国、欧洲和日本是发达国家，是“第一世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与欧美国家高大深邃的“知识池子”相比，中国的“知识池子”干瘪羞涩。在高大深邃的欧美“知识池子”与干瘪羞涩的中国“知识池子”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知识落差”。落差越大，蕴含的势能越大。知识就是力量，学习改变命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在中国“知识池子”与欧美“知识池子”之间建立起密切关系。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日益加密，制造的知识，交易的知识，奔涌而下，滚滚而来。中国这个“谦逊的学习者”受益匪浅，这便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知识机制。从发达国家“知识池子”中大批量、高速度吸取知识，加之新中国30年基础教育积攒的根底，以及人口爆炸所形成的巨大劳动力资源，使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

　　在20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科技革命引发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推动社会革命，进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爆发政治革命。汉唐宋元创造的灿烂文明，源自无与伦比的科技成就；长达1000多年中国赢得国际尊重，源自无与伦比的科技成就；中国对世界产生持久而深远影响力，集中体现在“四大发明”。15世纪以前，世界科技中心在中国。15世纪以后，世界科技中心转移至欧洲。16-17世纪，西班牙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霸主，率先制造“日不落帝国”的神话。随后，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先后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场波澜壮阔，旷日持久的海上争霸，最终大英帝国取得了胜利，并成为威名远播的“日不落帝国”。科技革命导致工业革命，让英国获得无可争辩的经济强权。大英帝国全盛时代，其人口占全球25%，领土占全球20%。大英帝国对世界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世纪，世界科技中心转移至美国，世界霸权也随之转移至美国。美国的科技革命，无疑对20-21世纪人类发展进步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世纪末期，曾经创造奇迹、貌似强大的苏联“轰然倒下”，其深层原因是“外强中干”。苏联“知识池子”远没有美国“知识池子”高大深邃，不足以支持旷日持久的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长达150年时间里，中国一直从欧美“知识池子”中引进科技知识，虽中间有所中断，但最近30年加快了步伐，呈现出“加速度”。这个“加速度”，使得中国“知识池子”逐渐摆脱干瘪羞涩的尴尬。从大趋势分析，中国“知识池子”与欧美“知识池子”的位势差呈缩小态势。我们中国人寄于未来的希望：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位势差将越来越小，直至最终消失，并在21世纪50年代以后发生逆转，形成倒起的位势差。到那时，中国将实现由“知识净进口”向“知识净出口”的历史性大跨越。相信，到那个时候，一定是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的时候，中华民族重新赢回历史上曾经拥有的荣耀，站在21世纪的制高点上。

　　15世纪以前的1000年，中国曾经是世界科技中心。以中国人的视野看，这个中心离开我们600年了，几经辗转将会最终回到出发地。我们渴望在世界科技中心尽快重新回到中国大地。中国人不光向世界贡献“中国制造”，也向世界贡献“中国创造”，更向世界贡献“中国知识”。一般认为，世界科技中心需要条件：（1）思想自由无禁忌，科学发展无禁区；（2）经济力量雄厚，科技转化快速，科学回报高效；（3）本国人才迅速成长，他国人才纷至沓来。现在看来，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也许，在未来一个时期，人类呈现出科技“多中心”的局面。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应按照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创造条件，迎接世界科学中心回归。为此，我们必须给力“三个转变”：（1）由“重礼”向“重理”的转变，彻底实现思想的自由民主；（2）由“重技术”向“重科学”的转变，真正尊重科学、尊重人才；（3）由“重教育”向“重学习”的转变，彻底医治教育“僵化症”，学习“排外症”，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国家。当然，这三大转变绝非易事。但我们不得不尽力而为之。

　　21世纪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进入了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过去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模式，正被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模式所取代。科学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活动。发展的活水源头在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在科学。目前，中国与欧美“知识池子”仍存在较大位势差，我们要尽力使之微小再缩小，直至位势差为零。在两个“知识池子”位势差为零以前，中国都将是知识净进口国家，也就是知识贸易逆差国家。当位势差为零时，实现知识进出口平衡。当位势差倒过来时，也就实现了知识贸易顺差。实现知识贸易逆差向知识贸易顺差的历史性大跨越，就必须建造世界上最高大、最深邃的“知识池子”。这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