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卓越领导的哲学

周正勇 原创 | 2012-09-14 20:07 | 收藏 | 投票

  中庸蒙尘已久,被人误解甚深。就好比人们说到“七月流火”,以为是烈日炎炎;不知其本意乃秋意渐凉。人们误解中庸,多以为是折衷、平庸、得过且过、息事宁人、明哲保身,殊不知中庸乃修身养性、内修外化从而卓有建树的最高哲学。错别字害人,“错别意”误人。所以,孔子很早就说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就是说,中庸这么好的东西,人们很久不再体用了。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二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中庸》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
可以说,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大学中庸之道,是修身成功之道,亦是企业管理之道。中庸,是一种实效智慧,一门领导艺术。甚至被高度评价为“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仔细品味,受益终身。
然而五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兴人类们更多的赋予了这个词语以贬义。“中庸之道害我们国人不浅。”“世风日下,中庸横行。”诸如此句不绝于耳。中庸之道成了老好好、无原则、无主见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实在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恐怕与我们这些年来,忙于学习、引进西方的大师圣经,而对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有关。
动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贪婪的,而且天生具有独占、垄断的欲望。在圈养的两只猪中,其中强势的那只猪总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不让弱势的那只猪公平进食。当那只弱势猪在食槽旁边怯怯地偷吃几口时,那只强势猪还会不断用嘴叼他,用头撞他,总之不断以武力压倒对方。这只猪垄断资源的欲望十分强烈,毫无中庸之意。
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垄断欲等等方面,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虽然人类在满足欲望、攫取利益的时候更加注重跟环境的协调,但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征与其他动物一样明显。即使在某人很谦让、很中庸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被相应的环境逼出来的。
可见中庸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一种调节自私本能、更加低成本地捍卫自己长远利益的智慧。如果走极端不需要付出高成本、高代价,那么没有哪个群体愿意中庸。如果某个群体不愿意为长远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适当放弃一点眼前利益,那么这个群体也就不会奉行中庸之道。
很多跨国企业的西方领导者到了中国之后感到很困惑:当他们延续西方领导模式的时候,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发现——仅仅简单复制西方最佳领导行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究竟应该怎样“本土化”?此外,中国的领导者到底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笔者所找到的答案是,中国领导者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中庸。
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作为领导,在工作中处处做到以人为本,处事尽可能不过分,也不能不及,拿捏好分寸,从而形成一股凝聚力、向心力。“和为贵”的为官原则,“立中不倚”的服人方法,“和而不同”的用人尺度,“志同道合”的共创精神,“言而有信”的口才技巧,“预则立”的远见意识,“慎独中正”的魅力修养。构建和谐社会,每个团队、每个组织的领导都应该确立“和为贵”的为官原则。
《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国学大师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称赞。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儒家早已提出,领导者首先“动之以情”,然后“晓之以理”,情理相容,才能得人心,合民意。“法”当然重要,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法制社会,但在人情上说得过去的“法”,人们才比较容易接受。儒家并不排斥“法”,社会的分工等级,必然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在一个团队内部,制度是存在的,但如果要更稳健地发展,仅停留在“法”上显然是不够的。法是谁制定的?人,即统治者,或领导者,而制法的人的个人行为虽有合法的前提,但并不一定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领导工作既需要“法”的保障,更需要“厚德载物”的精神动力。
作为领导,除了要处理“情、理、法”的关系,还要处理“责、权、利”的关系。首先说“权”,权是权力,是权变,只有手上掌握权力的人才更易于权变,善于变通。权变是为了避害就利,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利”,关于用权力来为谁谋利的问题,孔子认为,按照利益来行事,会多招怨恨。利益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以致儒家“羞于言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重义轻礼,并不是对老百姓而言,而是对君子而言的,这些君子是为政者,或准备进入政坛的人,包括他的学生。
“政者,正也。”为官者最大的考验就是利益的考验,所以一定要“义胜利”,而不应“利胜义”。摆正了利益关系,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责任,否则是很难的,因为利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感叹“人才难得”了。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很多,而能掌握“中庸‘’的人很少,不是权力欲过盛,就是过于追求个人的利益。什么是”责“?权力本身就是责任。如果这话不正确的话,那么用人授权也就太容易了。
国内权威的领导力研究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领导的行为还涉及三个字:“言、行、品。”这三点其实是在情、理、法和责、权、利中体现出来的。孔子虽然肯定“讷于言而敏于行”,但他自己却是个善于说话和论辩的人,无非强调说得巧妙和精到,做到“言而有信”这正是好口才的最高境界:以最少的语言取得最大的实效。
慎言,不等于不言。孟子是雄辩家,荀子也是善于演说的人,传道、授业、解惑,历来儒者无不在磨炼自己的一张嘴皮子。作为领导,好口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今天,你如果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口才推行施政或管理理念,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你也就无法站住脚。但说得好不等于干得好,领导的“行”比“言”更重要。“行”的内容是很多的,落实到管理工作上,领导的行为应透着一种“远见”意识,慎行,就是要求不乱来,要“三思而后行”。领导的行为事关团队的切身利益,把大家带到什么地方,是能力的检验,也是修养的检验,所以,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他是注重自己的“品”的;品行,品与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说了这些,无不归结为一个字“和”。君子以和为贵,和气方能生财。可以说,“和”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乃至团队的稳定与协调,要求人们能够倾力合作、精诚团结。谭小芳老师认为,对于一个团队、集体或组织来说,只要上下戮力同心,事业自然就会兴旺发达;内部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内耗,这样就更有竞争力和创造力。
中庸之道,是手持两端,不偏不倚。不偏的前提是把握两端,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不多不少正好恰好。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具体来说,谭小芳老师认为,我们的领导者应该从中庸思想中借鉴如下几点——
1、尚中——不偏不倚的平常心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又给《四书。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平常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就是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头,也不要欠缺,不要不及。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中”,就是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就是做下属不要低三下四,为上级不要专横跋扈;就是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失败时不要心灰意冷。联系我们目前浮躁的现实社会,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吗?
2、时中——审时度势,与时偕行
“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就是“时中”。“时中”要求人们要关注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对变化有清醒的观察、了解和认识,并据此设计自己的应对策略,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者为俊杰。”“时中”的理念要求我们在时刻注视和观察客观世界变化的同时,以变应变,以变制变,随需应变,变中求生,变中求胜。而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对外界的变化不问不问,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3、中正——恪守规范,正心正身
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场规则。同时,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就是名正言顺,以身作则,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对于我们现今的职场人士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4、中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5、控制情绪,和谐共赢——小不忍则乱大谋
“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这叫做“中”,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达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了,而万物都开始生长发育了。
被誉为领导力“教母”的谭小芳老师表示,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职业人,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愠怒不能于外。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可能会祸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
曾国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由于他总能启动自身的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所以,在勾心斗角的险恶官场环境中,他虽然没有耀眼的精彩,却留下了人生的绚烂。
6、学、问、思、辨、行——职业成功的五步骤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个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
7、择善固执,金石为开——“诚”的修炼过程
《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于是,“择善固执”一词成为儒家的处世原则。但是,有些人误会了“固执”的意思,以为那是顽固而不知变通;同时又以为“择善”是选择自己所认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闭而自大的心态。事实上,“择善”需要灵活的智能,“固执”有赖过人的勇气。智能加上勇气,同时还以“仁义”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为职业领导者要讲究“择善固执”和“从善如流”的领导艺术。所谓“择善固执”,就是坚持正确原则和价值观不放弃,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气。所谓“从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并及时消化。领导若无“择善固执”,决策必将动摇不定,前瞻后顾;领导若无“从善如流”,处事必将执迷不悟,刚愎自用。
晚清权臣李鸿章的误国就是因为他在“择善固执”上出现了心误,陷入了思维误区而没有警醒。他错就错在“择善固执”选错了对象,错在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所以,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
例如,在处理1875年至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理亏,却为了“了事”而签订了《烟台条约》。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签订了《中法新约》。而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丢掉了台湾!对于朝野批评,李鸿章不以为然,不能“从善如流”,结果由“择善固执”而变成了一意孤行!如果能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从善如流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总之,对于领导者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中庸和谐,是一种智慧的提升,是一门精湛的领导艺术。作为领导者,无论决策、用人、授权,还是谈判、沟通与激励,都要“致中和”,善于“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把左右两个极端把握住,平衡各种力量、各种倾向,作出恰当的优化选择!

个人简介
企业管理领域知行者,曾任职浙江省两家知名上市公司,担任企业中高层管理职务。2018年,任职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担任研究会理事职务,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研学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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