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心理咨询形同虚设！
文/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谭小芳
前言：
今年四月，富士康再发“两连跳”。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多次在这个全球500强名企里发生。去年和今年，新京报两位记者先后“潜伏”富士康，通过体验，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富士康的企业生态。
据著名心理学家谭小芳老师了解到在富士康的20天里，小张体验了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角色：流水线，穿着灰色工装的工人；门岗亭，手持探测棒的保安。种种波澜曲折或扣人心弦的桥段，并没有在“潜伏”中上演。这或许就是真实的富士康。
住在上铺的，不是兄弟
萌生去富士康探访的想法是在去年的9月底。彼时，太原富士康刚刚发生骚动，2000多名愤怒的流水线工人，围殴了之前园区内飞扬跋扈的保安。起身前往富士康已是10月底。在此之前，可以套用《那些年》中的几句歌词来形容我所做的准备，“将头发梳成颓废模样，换上一身破旧衣服”。
2012年10月31日，太原富士康，走完入职流程，傍晚时分，我被分进了一个10人间的宿舍。这些舍友的年龄，下至十七八岁，上至三十五六。但无论长幼，他们混迹社会的经验远在我之上。他们之中，既有经商失败负债累累的，也有出身寒门习惯漂泊的，还有遭遇车祸落下病根的。
玩笑和打闹在富士康的宿舍内有些珍贵。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体现在不少的细节里。比如，每个人给手机充电时都会放到一个带锁的橱子中，向别人借宿舍钥匙成功的几率极少。也鲜有人主动问起对方的名字和电话。即便相处二十天后，宿舍内最活跃的两个人，大家也多以“眼镜”和“胖子”的绰号指代。他们的真实姓名，没几个人知道。也许在他们看来，住在上铺的，不是兄弟，而是些萍水相逢之人。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二天醒来，就会有熬不住的舍友背起行囊，悄无声息地离去。
凌晨的流水线
我是新人里第一个举手申请上夜班的。夜班是从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8点。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起沿流水线顺流而下的手机内壳，把它们放到托盘里。里面的工人把这个动作称作“收料”。根据大致估算，我第一天晚上大致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做一个收料动作。两天后，我的胳膊和后背酸胀得厉害。更加难熬的是，凌晨三四点左右，脑袋里昏昏沉沉，但手上的动作却不能停。再加上十一月的寒风吹进车间，那种复杂的滋味，无法言表。
著名心理学家谭小芳老师认为除了能真实地感受工作的单调机械外，流水线是一个能够让人敞开心扉的地方。所有的工友都认为埋头干活的我与他们一样。在流水线的轰鸣中，我听到了他们对流水线生活的厌倦和咒骂，他们对自己现实的不满和嘲讽，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迷茫和无可奈何。
工友中有个十八九岁的男孩，个头不高，家境不佳，脸上还挂着走出大山不久的青涩。他到富士康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在工厂里找到一个女朋友。但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提醒他说，你将来能在太原买得起房吗？
工人与作为最基层管理者的线长之间的矛盾，使得流水线上的工作更加压抑。我特意观察了那个女线长的管理方式。她会在我开小差时吼上几句脏话，也会用调到更累的岗位上的方式惩罚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女孩。
有一次上班时，一堆赶着进车间的工人，争抢着过安检。那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保安，突然大吼一声“给我回去排队”。顷刻间，工人们默不作声，排成了长队。威严是发乎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吗？我当时在想，工人们敬畏的其实是那些无形却严格的规章制度。与老保安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骚乱之后，富士康保安的强势地位已大不如昔。许多人告诫我，千万不要穿着保安制服走出厂门。
怪相三形同虚设的“心理咨询”
和我同宿舍的工友王二猛最近非常煎熬，他说：“我压抑得快疯了。”他拨打了富士康N连跳之后设置的员工关爱热线的“请帮我帮我”(78585)，但无果。4月23日，我来到心理咨询中心，向心理咨询师陈述了我室友的困境以及我的困惑。心理咨询师更像一个有满肚子怨气要突然发泄的大妈，已失去了心平气和，对我数落道：“不要在乎你宿舍人说的话，你来富士康前就该知道富士康的工作情况，如果你不适应，你就离开富士康……”
怪相背后何处是我家
种种怪相之下，“没有家的感觉”，是打工10日来，我听到的富士康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由宿舍、食堂、流水线编织的三点一线的枯燥生活使绝大多数富士康人感到压抑与苦闷，而种种冰冷的制度又让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触碰红线出局。
4月27日，郑州富士康园区，23岁河南女孩跳楼身亡。跳楼前，她旷工三天，无法再入职。4月25日，卧底十日的我离开富士康园区，结束打工时光。富士康流水线莫名少了一个人。但至今，我没有接到一个富士康管理人员的问询电话，没有人关心我是谁，我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