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有些企业家乐善好施，把财富看成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把大量财富回馈给社会。但也会看到有些企业家为富不仁，他们不仅不回馈社会和使他们致富的人民，反而为了获取更多财富而不择手段。其实这两种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弟子曾参所著的儒家经典《大学》就有描述。在《大学》最后一段有一句“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句话的意思是：仁者利用财富达到自己的理想，不仁者以自己作为获取财富的工具。这里的“以财发身”和“以身发财”其实道出了我们所说的不同的两种人的财富观，“以财发身”是利用财富完成人生的理想，这里财富是一个媒介，是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一个工具而已，财富是人的从属。拥有“以财发身”价值观的企业家就会处理好财富与社会的关系。“以身发财”则是把追求财富作为人生的目的和目标，人变成了财富的工具，成为利益的奴仆。拥有“以身发财”的企业家就会爱财如命，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则，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或铤而走险。“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其实是儒家义利观的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对企业至关重要，儒家的义利观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人们往往会对儒家文化有所误解，认为儒家只讲仁义不谈利益，其实儒家可以说是义利并重的。“仁义”在儒家那里虽然是头等重要，但是儒家并不反对对“利”的追求，认为“义”和“利”并不冲突，只是对“利”的获取应该符合“义”的原则。《论语》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获取“富和贵”即利益是人人都想要的，但利益一定要取的有道义，如果违反道义的去获取财富，是不可以的，所以儒家认为一定是在遵守道义的情况下去取利。《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义与利的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这些都不是对“利”的排斥，而只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义利并生”，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被中国人奉为财神爷范蠡的故事。范蠡一生中，三次将挣来的财富分给朋友和百姓，分完以后又重新创业，而且在创业中始终以诚信和仁义为经营的出发点，他从来不像一般商家那样精打细算，盘剥敛财，而是对合作者谦和礼让，对待雇工十分慷慨。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所以由于他的诚信和仁义使他三次千金散尽后很快又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范蠡这种乐善好施回报社会的善举，更使范蠡的经商之道和诚信仁义远近闻名、流传后世。正因为他仗义疏财，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从而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的商业楷模，史称“商圣”。所以被后人推崇为能带来财富的财神爷的化身。
范蠡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处理好义利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看许多百年企业，几乎全部是诚信负责任的企业，几乎全部是义利并生的企业。百年企业同仁堂之所以能够三百年牌子不倒，正是源于将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和优秀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鲜明的核心理念。所以“以义为上，义利共生"的义利哲学至关重要，只有在这个原则下做到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药品质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才会成为百年品牌。企业一定记住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三鹿奶粉”就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而把义丢到了脑后，结果看似强大的龙头企业，一夜就轰然倒塌。
儒家义利观告诉我们，一个企业绝不是单纯的生产或经商的工具，而是一种经营生产或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组织，因此企业不应当以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的目标。企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所以企业本身也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一个时代的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一个企业家一定要肩负着一种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包涵对社会的回馈，有对人生理想和信仰的坚守，还有对后代做出表率的责任，而不是把获取财富作为企业及企业家的终极目标，成为金钱的奴隶。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一定要处理好义利的关系，一定要树立“以财发身”的财富观，在经营企业时，一定要义利并生，不要“以身发财”，只有这样企业才会走的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