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退出思维的改革迷途思索

姜明 原创 | 2014-06-18 12:57 | 收藏 | 投票

缺乏退出思维的改革迷途思索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一个问题上栽跟头:不患寡而患不均。于是在20世纪初一批革命者引进了北欧新型的思想体系,力图消除“患不均”。事实上,今天患不均仍存在,且有愈走愈烈的趋势。有人尝试用改变规则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如何有待观察。本文试图从人的基本思维模式和生存逻辑的层面分析人们目前所面临的困惑,以及大局变化对未来生活的影响,并尝试思考规则改变是否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上升通道”与“退出机制”并存的循环生态链已存在了千年

本人曾在海南呆过一年,有一次听有一个在海南买豪宅的人发出这样的言论:“海南这种地方,应该是富豪住,让有钱人都来,穷人应该统统赶走。”听了这话,你一定会很生气。但且不从道德的层面来定性其是非与善恶,只论这种想法背后的逻辑。因为他的话有其“合理性”、“合法性”。

先说“理”。我深信,持这种想法的人一定很多。当你没车开,坐公交车,看见交通拥堵,就怨恨开车的人多;公交车拥挤,怨恨交通系统的车还不够多,甚至怨恨哪来这么多坐车的人。于是,等你有车开了,仍然拥堵,于是继续怨恨车太多,人太多……其实,怨恨的本源是“哪来的这么多人”。于是,大家都在怨恨“人太多”,下一步的逻辑就是需要一种规则赶走一部分人,至少应该限制不让别人再来“添堵”了。当大家都这么想,“排斥”自然就成为一种力量了。所以,要干掉某一类人自然就了众人心的“理”。这种“坐车”思维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

再论“法”。先到先得,不抢不劫不偷不赖,先占的先富,后来的人也认为“我可以像他那样”干,以后“我可以像他那样”活。久而久之,前赴后继,大家都一致的认为“我可以像他那样”,这便合了众人心的“法”。 某一类人倘若不能做到“我可以像他那样”,就破了规则的平衡,自然应该被干掉。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软暴力,天天存在,各个领域均存在。

如今,不少城市在制定措施限制外来人,提高门槛挡住外地人,甚至设置各种壁垒让外地人“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思维的背后逻辑是:我们在这生活的很好了,要他们来干什么。要我们失去利益,凭什么?我宁可维持现状,要不能往前再走一步。

这一思维模式对中国如今的发展是致命的,对制度改革与社会进步形成巨大阻力。

原因是:这些排斥的背后,是基于对失去利益的恐惧而建立的集体性自我防卫,而且都一致的认为我的防卫是正当的、是正确的。而不曾考虑这是否是合理的、合法的。而要改变这一“思维”模式,短期无望。

过去几十年里,诸多“穷人”通过各类渠道脱贫(注:该词“穷人”,即同一起点的人。故分为两类人:穷人,已经致富的穷人。不含未来的继承者),有一类已经致富,甚至成为巨富。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自然过程。而在这个进步的“最后一公里”,有一类已经致富的“穷人”思想起了变化,制造障碍挡住后面的“穷人”,或拆桥,或关门,或加价卖票,或道德辱骂,或描述前途的黑暗而恐吓后人……总之,设法把他们仍得远远的,稍有距离缩小,他们都感到脊椎发凉般的恐惧。就如同登陆“诺亚方舟”,上船者脱掉鞋子使劲砸爬上船舷的人的头,让他们掉下去,而且不施以人道援助,以维护船不被压沉,也不能撞冰山。

想一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体系能够这么久,自有他的道理,至少大家对一个问题在内心深处达成了共识:“我可以通过怎么样”做到“我可以像他那样”。地主有宅有地,佃农认为我租地好好能够生活下去,将来莫一日我有了地,也可以成为地主;反之,地主也认为,我失去了土地,我可以过佃农生活。注意,后面这一点极为重要:地主认为,他的利益是可以失去的,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失去利益,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同样,底层的人可以通过服役、考举等形式进入权利层,甚至是能上升到权利顶层。权利层的人也可以失去一切,重新做平民。所有人都墨守成规,上升通道畅通,下降通道也同样打开,形成一个循环的闭合,有进有出,一个活生生的生态链。因此,封建体系下的“诺亚方舟”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有票就可以上船,又有人下船(且不论是什么形式),故能维持平衡而不沉默;同时有一套规则能让专业人士掌舵,而不至于撞上冰山。

所以,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人们可以一定渠道“改变家族命运”,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都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如,一人中举,族人受益;重要人物犯错要诛九族。没有人冲撞这个规则。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出现群体性事件。上下通道畅通的生态链中,虽然皇室更迭,战争频发,但社会权力结构总体稳定,体系平衡,人们感觉是安全的。

 

二、家庭结构在城市化过程中分裂,个人能力在社会生态链中变得苍白无力

排斥城外的人,无非就是保护城里的人。用“拒绝”的手段来维持平衡,直接结果就是阻止了优良基因的进入,对生态链的破坏也是存在的。古希腊的城堡很坚固,最后都被摧毁;清代中期关闭海岸线,阻止外国人进来祸害国人,结果国门仍然被撬开。21世纪的头十年,一帮地产商收买了一群专家和官员大力鼓吹“城市化”的好处,从而搅动“土地”和“建筑物”的市场流通,带来了极好的经济效益。这一条奔腾咆哮的经济洪流,站在河边的人伸手就能舀一瓢豪饮,惠及了很多人,也吸引了更多人向河边靠近。而后,发现河岸围堵严重,而且洪流减速,先到者一看势头不对,充满迷茫。于是人搞“城镇化”,鼓动人们往小溪流那边去。

经济手段调节人流和城市分布是比较合理的,至少是合法的,也是最有效率的。因为,你是为经济好处而来,无利可图你自己会走。这是买卖,双方自愿,得失自担责任。但是,往这个过程注入政治,情况就复杂了。如果好,大家都好。如果坏,责任问题及其复杂,要想解开这个麻团十分困难。试想这样一种情况:镇政府引导把一个镇变成一个城,拆迁时镇上的人获利,盖房的人获利,来镇上发展的人获利……某一日镇成为了城,配套跟不上,人民生活质量不升反降,本地人骂政府,外来人骂政府,甚至官员生活的憋屈也在骂政府。上船的人在骂,船下面的人在骂,掌舵的人也无心开船,船晃晃悠悠,大家都害怕极了。这是否能称之为进步,值得思考。于是,质疑“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法性”的声音会越来越多。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看,中国已经没继承千年来的循环式生态链,“退出机制”缺失,上升通道打开,下降通道延后(甚至在某些领域是缺失的)。直接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我可以像他那样”完全是梦幻泡影,而且未来有这种感觉的人越来越多,当清醒的人越来越的时候,就是复杂问题来临的时候。

在北京西城区某一地段,拆迁把60户北京土著人移走(当然获得了高额经济补偿),盖起了漂亮的建筑引来300多山西煤老板成为业主,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事后有人反思,这种人口转移,到底有没有“并发症”?在海南三亚,新建房屋的主人是来自岛外的富人(即前文提到的已经致富的早期“穷人”,其特点是:骨子里痛恨别的穷人成为他这样的人),挥金如土,一顿饭的钱就能盖过本地人一个月的收入。这两类巨大反差的人隔着一墙生活。鸡犬声相闻,偶有互通往来,人的相面大同小异,而内心世界大相径庭。

过去二十年,以房屋为基础的家庭组织,彻底摧毁了“血缘式”家族体系,打破了千年来的个人“改变家族命运”的传统,家庭组合与分裂的速速越来越快,社会基本单元变得很脆弱,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对此都充满了忧虑(有的是焦虑)。人们的脾气暴躁多了,主动承担责任的原意少了,社会的安全性面临考验。

过去某些时候,个人能力能发挥很多作用。而今天环境变了,家庭结构和人们对某种传统的担保条件信誉度破裂了。过去,家庭中某个人失去劳动能力,会得到家庭的赡养和照应;而今天,这样的人只能去找政府要补贴。家庭不再对个人提供互动保障,或者说这种保障力降低了。婚姻会破裂,兄弟姐们会翻脸,儿子和父亲之间的经济账会算得更清楚。总而言之,家庭把个人赶走了,个人只有到社会中去。这是过去城市化过程中快速形成的,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等有人慢慢反应过来时,这已经成为定局。

当然,这过程中,人的价值体系崩溃的还远远不止这些。1982年到1997年之间,很多地方的墙上标语为:勤劳致富。随后被其他的语句代替。自2004年之后的十年里,墙头最多字为:拆。如今,勤劳已经无法致富。拆,伴随着很多群体事件,有关资料称一年要200万人次特殊人员去处理这些事件,规模和战争相当。

于是,穷人想成为富人,难度大多了,在任何势力、组织、机器面前不堪一击(比如,商人把食品价格上调一倍就可以让他们哇哇大哭);富人,脱离了自己的团队,仍然什么也不是,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其他人,脱离群体,也不名一钱。

个人能力只有放到平台平台中才能发挥效用。如果把人比作金子,过去自己把自己擦一擦就金光灿灿,而现在需要一帮人把他放在聚光灯下才可以。这和人类狩猎时代几乎很相似,一个人打猎很难,一帮一起能打很大的猎物。因此,人的安全感是个大问题。在人重新走向社会化的这个过程,既是进步,也是一个死结:社会心理多元化,个人心理不可知(我猜想很多人会变得阴暗)。

这也可以解释“穷人当前很迷茫,致富的穷人拼命往外国跑”等现象背后的缘由。

 

三、“主动退出”与“被动退出”机制的探索

有一个问题,中国人一直讳莫如深:对合法性的追溯。这个问题大如天,神仙下凡也解决不了。因为万事已成定局,回头翻篇,大家都不好受。二十世纪上半期,多次外国入侵与国内革命,颠覆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随后便是价值再造的过程。商品经济起步初期的大胆贸易、国库券浪潮、早期混乱的股市、房地产膨胀的洪水效应……多轮次的经济大潮让人批量的致富,而且是一波一波的。所以,善于滚动的操作的人,或者使用手段的,如今已进入“福布斯排行榜”,而后伸手的人,也逐步成为中产者。

每一次巨大的经济浪潮,让参与者价值观改变,让旁观者世界观改变,让所有人的人生观改变。

所以,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翻开历史,对任何事的清算,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只不过是找几个加害者重罚一下,慰藉众人愤愤不平的情绪而已。之后,时代仍然随时光一起往前走。

但是,对结构变化的审视与过程裂痕的反思,对现有规则的制定与未来文明的推动是有意义的。

对合法性的追溯,是危险的,因为涉及到责任意味着有人要付出代价。对合理性的思考,则是优雅而有安全的,无非是总结过去的不是,为将来提点看法。

历次经济浪潮,都增大了整个货币体系。局部的货币快速流通,让人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穷人之所以“穷”,并不是财富数量比别人少,而是缺少“货币流”。生活中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人:他身无分文,但神通广大,需要钱的时候能找人筹到,生活得有滋有味,一年到头,没存钱,但花了很多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另一个人他账户上存着百万现金,自己无忧无虑的睡觉,一年下来新衣服也没买一件。所以,很难受说清到底谁有钱。发达地区,交易频繁,货币流通快,人们在互通有无中感受快乐。而落后的地方,货币量少,流通慢,财富转移效率低下,很多东西都没发挥效能,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很低。而2008年的“四万亿”以及其杠杆撬动的更多货币泡沫,让数不胜数的人苦不堪言,让穷人生活质量降低、让已经致富的穷人倒退几个踉跄,这个伤痕需要时间来磨平,而且时间痛苦的时间还比较久。

为什么市长对GDP下滑怕得要命,除了个人绩效考核之外,最主要的是这意味着经济运转速度下去了,货币流少了,有些人们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他们”很不高兴。

货币体系的膨胀,逼迫着人们参与社会活动,人一旦脱离社会,无法动弹。因此,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社会,需要社会的安全感。只是如今这种需要更加明显。

要获得“货币流”,要么自己账户里有很多钱随便花,要么能筹到钱花。现如今,筹钱能力是富人回归穷人的一道魔咒。有煤老板,嫁闺女花七千万,几年之后债务缠身,还不如一个普通百姓活得自在,这是活生生的现实。筹钱,融资,设计到资源调配。

资源的配置,需要权力,需要配套能力。改革,就是增强资源调配的灵活度,让人们更顺畅的参与生活活动,从中感受美好的东西。财富本身是不会增加的。只是资源周转加速后,增大货币量,让你感觉拥有的钱比前多了。而在这个流通过程中,又解决了很多问题(如,买了车,换了大房,吃更多美味等等),带来了快乐的感受,你是差价中获得了好处。举个例子,你有一个价值百万的名画,放在家十年,市场名义价变成200万了,似乎财富增加了,实际上它还是那幅画,作为一件财产而言,只是别人对它的标价变化了,而在持有者没把它流通出去之前,它就是一张纸而已。如果,十年前卖出去了,假定了得了80万,你用这笔钱做很多事情,十年后变成500万都有可能,然后再花200万或者稍多一点买回来。这是不是享受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当然,80万由于投资或者做别的事变没了也是可能的。但,画在家也有风险,火灾烧掉了呢?不能这么比)。这里插一嘴股市,股市不会增加财富,也不会增加货币,只是通过股票作为标的物加速资金的周转,涨跌中的差价被人吃掉,散户亏的钱都到企业去了,企业拿了钱流通到别的地方去了(注:美股不是这样的,IPO成功后企业要每年分红并往股市付息,通过新增的资金推动指数)。2007年开户人数的膨胀注入巨额资金退高指数,随后不断有人扯资,加上增发新股抽水,就步入了慢慢熊途。

货币流的区域速率不同,势必推动贫富差别的扩大。甚至在有的领域,劣币驱逐良币。意思就是流通慢的钱(甚至是不干净的钱)跑进来,把流通良好的钱赶走了。这种事太多了,典型的是,煤老板或阔太太买走了大量房产,空着等涨价出售获利,好端端的年轻白领却买不起,到最后价格涨高了更是租不起。

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就一定好吗?或一定坏吗?目前无法定论,但是通过资金流来配置资源,吸引人口集中,或者引导人口分离,效率肯定比行政干预要高。至少,人们是自愿参与经济活动,自愿选择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自己不喜欢东西。

主动退出,仅仅面临被人对合理性的拷问。被动退出,隐藏着合法性的考量,会埋下很多矛盾。人家不愿意拆迁,你用各种手段赶走他,这个何必呢?

试想有这样一组电影镜头:

村民:“镇长,我没粮食了,请帮忙想想办法。”

镇长:“农业税不是早取消了吗?你又没交税,我给你想办法!凭什么?”

村民:“尼玛,不道德!”(走了)

过一会,他又回来了。

村民:“镇长,我户口在这呢。”

镇长:“啊?哦……民政那边领100斤米吧!”

又来一村民。

村民:“镇长,我也没粮食了,请帮忙想想办法。”

镇长:“你户口不是迁走了吗!”

村民:“户口在城里。可是我常住这啊!”

镇长:“不管!”

村民:“那我怎么办啊?”

镇长:“到城里去!”

这就是市场与非市场的解决问题的区别。2002年取消农业税,给农民松绑,但农业物资上涨很多,农民忍受不了不种地了,到别的地方去谋生。城市化,集中人口,必须要有良好的经济配套支撑,让来的人能够顺利的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通过货币流获取生活的必须品。如果没有良好的企业容纳就业人口,人们要么选择离开,要么出现社会混乱。以户口把人集中在一起,未来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做支撑,否则一旦经济出问题,不少人突然醒悟:哦,原来我不管如何都没法实现“我可以像他那样”。后果是严重的。

在前面文中提到,规则能够持续下去而不被打破,缘自大家内心深处达成的共识:“我可以通过怎么样”做到“我可以像他那样”。因此,“诺亚方舟”船上的人之间,船下的人之间,船上下人之间,都能和平共处,维持正常的前进。而这是基于对规则的默契——无论规则本身合理与否。

中国在2003年到2012年间,经济发展很快,船跑得太快,船下感觉被抛弃了,船上的人出现了秩序紊乱,甚至猜忌。已经致富的“穷人”开始对和“穷人”对立(主动对立,或者被动对立)。先进城的人开始设置障碍阻碍后面的人进城,教育门槛、就业门槛、住房门槛、交通出行门槛……五花八门,总让人行动不便。而现在的新家庭体系又迫使个体的人进入社会,所以,有一类人现在面临“前有强敌挡路,后有追兵驱赶”的两难境地。

水开了,要么把火关了停止加热,要么把盖子打开让它释放开水的能量。如果是捂住开水壶的盖子,甚至火上添火,是很危险的。

目前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就在释放能量缓解压力,但也会遇到重重阻力,十分艰难。但无论如何,是时候探索合适的“退出机制”了。主动退出,换取更大空间,更有利于发展。

 

四、2018年开始中国进入严重的生态体系变形期,甚至有特大风暴

脱离了文化背景和长久的人文基础谈论规则以及规则的改变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很久以来依照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等来生活,再加上后来其他文化秩序的嫁接,如今已经变得十分多元,有些生活方式,甚至西方都会吃惊。

多元的文化氛围,会让人无所适从。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相互悖论;所言的,所行的,所知的的,相互背离。这是很麻烦的。

欧洲最近几年经历了很多动荡,经济下滑,劳工罢工,等等,但人们照旧生活,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拿着钱想往外国跑的人似乎不是特别多。为什么他们能够动而不乱,这是有原因的。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就会站在广场上演说,可以试图通过谈判的形式裁定冲突双方的对错;基督教的文化告诉人们,你们可以信赖一个不层谋面的两千年前的神话人物,他还能帮忙解决问题——如果政治领袖不可信的话,你还有的选择。美国建国200多年了,先后发生过内战、大型的暴力冲突、严重的经济危机,但社会矛盾似乎没到令人忧心忡忡的地步。除了知识界经常乐道的什么“三权分立”、什么“监督”什么什么先进制度外,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根源是开国之初有一帮高明的知识分子订立长久不用修改的《宪法》。它明确了公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而且这是可以做到的。以至于长久以来,人们可以参照它去维护既有规则。所以,北美和欧洲的人,遇到麻烦时,有“选择”的机会。

而在中国,“自助餐”是比较少的,很多事是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意味着没法退出,意味着被迫往前走(有时,即使方向错误也得走),意味着无法跟随自己的内心感受去行动。这,在过去,人们可以勉强忍受。而现在,有一批年轻人不干了。

如果把一代人的完全进入社会的年龄设为25岁,那么1993年开始怀孕的那批婴儿,在2018年要陆续上市了。这批娃娃是“市场经济的婴儿”,从出生那一刻起,就生活在市场经济氛围中,你和他做买卖可以,但买卖要公平,缺斤少两的他们肯定不答应。

2018年开始,1978年恢复高考的那批学生,即将进入批量退休期,逐渐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领域的顶层让位,完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

所以,2018年至2025年,中国将会发生很多变化,在某些领域可能发生颠覆性的裂变。既有规则可能在某些时候失效,甚至需要重新谈判。在“公司”里,过去有人不干了,你给他涨工资、发福利,哄着他能继续干;再罢工了,给期权,他又可以相继干……但到那时候,这些诱惑可能就失灵了,他会拍着桌子跟你叫板:我要坐在你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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