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生态产品
所谓生态产品，从狭义上讲，是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生长的森林、适宜的气候等看似与人类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产品”；广义上的理解，除了狭义的内容之外，还包括通过清洁生产、循环利用、降耗减排等途径，减少对生态资源的消耗生产出来的有机食品、绿色农产品、生态工业品等物质产品。由于其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和生态环境的复杂性，至今生态产品仍未有一个权威统一的定义。
生态产品是指维持生命支持系统、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环境舒适性的自然要素，包括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无污染的土壤、茂盛的森林和适宜的气候等。而生态农产品、生态工业品等只是生态友好型产品，不是真正的生态产品。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和生态产品是支撑现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三类产品。如果说前两者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层面需求，那么生态产品则主要维持人们生命和健康的需要。生态产品这种提法，重点在“产品”这两个字上，要充分认识到生态要素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及为了生产生态产品所必需的投入。生态产品的生产是一种专业性的社会生产活动，通过投入人类劳动和相应的社会物质资源来推动生态系统的恢复，增强生态的生产能力，增加生态产品的产出，增殖生态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依据生态产品概念，生态产品来自于自然生态系统，无论是健康的生态系统，还是经过投入人类劳动和相应的社会物质资源后恢复了服务功能的生态系统，人们最终享受到的生态产品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系统服务。一般来说，生态产品具有以下特征：空间差异性、动态性、整体性、范围有限性、用途多样性、持续有效性、正负效应、公共物品性和外部性等。另外，生态产品通常具有公共产品的两种本质属性，即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对生态产品进行明确分类是研究其供给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前提。依据公共产品理论，生态产品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其一，生态产品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且由于它与经济发展和当地的资源禀赋相关联，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差异较为明显。这些生态产品的供给应该列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并应将其纳入均等化的范畴，由政府来供给。
其二，生态产品跨越了单个主体的管辖范围，其生产和供给涉及多个行政主体的参与。这种生态产品具有非常显著的公共资源性，尤其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如上下游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这种跨区生态产品的供给，无法由单个地方政府单独有效的解决，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是解决跨区生态产品供给的重要途径。
其三，社区作为由居住在一个特定地域内的人口及家庭建立的一种社会与文化体系，由于居住地域的共同性，其居民往往对生态产品具有共同的需求。这种生态产品在社区层次上具有公共性，然而对于社区之外的其他居民来说，其具有排他性或私人性。为了满足社区成员对生态产品的需要，社区可以采取社区自治的方式，实现社区生态产品的共享与共同受益。
其四，根据产权理论，所谓的外部性不过是没有界定清楚稀缺资源的产权而已。对于产权能够界定的生态产品，可以将其转变成私人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供给。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现状，让我们意识到不能再把生态环境看成一种生存条件，而必须看成资源，作为生态产品来开发，进行市场交换，实现生态资本化经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许多非市场价值在市场上也有了自己的价值，如排污权、碳汇等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如我国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生态环境建设等，政府收购由市场生产的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品），促使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针对“市场失灵”而言的，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现实中政府就能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生态产品的供给也是如此。
虽然政府在供给生态产品上存在各种优势，一是利用自身优势解决“搭便车”行为和正外部性问题。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搭便车”行为往往会使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低于有效水平。萨缪尔森利用灯塔这一典型的公共产品，论证了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原因。他认为对灯塔进行收费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如果说可行但也缺乏经济效率。庇古从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差异的角度分析了“灯塔问题”，他同样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讲很难对使用灯塔的船进行收费，如果灯塔交由私人经营，私人收益在边际上必然小于灯塔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很多生态产品具有正外部性，在技术上无法将“搭便车”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导致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供给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并取得收益；并且，由于消费者的理性行为等原因造成信息不对称问题，私人部门无法确定有效率的生态产品产量。
二是节约交易成本。生态产品供给中的交易成本包括决策和违约成本等。政府可以采取决策效率较高的规则，并以强制力作为实施保障，虽不是最优选择，但使人们的福利得到提高，达到帕累托改进，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决策成本。另外，如果生态产品由私人部门生产会存在监督成本，并且存在监督检测困难和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因此，政府通过一体化方式提供可节约生产环节的成本。③生态产品的供给除了要实现效率标准，还要体现公平性。博弈论的纳什均衡也说明如果没有政府供给，人们的共同需求就可能无法得到满足，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均衡也是低效的，市场机制虽能提供生态产品，但是其本身也不能实现消费的公平。而实现公平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并且政府是后代人利益的代表，政府介入生态产品的供给是实现代际公平的保障。
但政府本身也存在可以导致生态产品低效供给的内在缺陷。导致政府供给生态产品的低效率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主要原因有：
一，对于生态产品，如果通过政府供给，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生态产品本身的特征总会造成各种供给方式的低效。由于多数生态产品的共同消费性质，一旦提供出来即使不付费也可以享受到，出现“搭便车”行为。因此，理性的人们倾向于隐瞒自己的真实偏好，政府也无法获得真实信息，即使掌握了真实信息，也难以确定生态产品的最优供给数量。另外，由于生态产品具有难以测量性，不存在市场交易价格，这也成为政府低效供给的客观因素之一。
二，政府对生态产品的供给一般采取垄断方式，部门之间缺乏竞争，没有提高供给效率的激励机制。而且，由于信息不公开，政府的垄断行为会隐瞒其活动的真实成本信息，因此，无法对政府供给的行为和运行效率进行评估，也难以进行充分监督和制约。
三，政府官员“经济人”的行为模式致使他们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占用过多的预算资源，导致生态产品的过度供给。某些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源，与其说是经济制度，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会通过政治程序进行寻租，以增加其净效益，但与此同时却会降低社会整体的净效益。
总之，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渐突出，优质的生态产品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迫切需求的集中反映。因此，我国应将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大力推进和加强生态建设，重点解决未来生态产品十分短缺的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