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经济伦理中的全面人本质·中篇
一堆衣物平白堆在当地，我们很难看出其中的上衣、裤子、内衣或外套。说不定，褂子拎颠倒，看起来也许像条裤子呢；垃圾，在经济学家眼里被看成“放错位置的资源”；中药橱里的草药倾倒在地杂相混淆，跟方剂无关，跟大夫的判断无关，跟病人的痛苦疾患无关，那么，这些药材就还是一些草根树皮……罗里吧嗦的，互相挨不上，什么意思呢？秩序结构决定了现象片段的整体价值。不光在孔夫子心目中，在任何时空区段内，结构的失序，都很可怕！
人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一定跟哲学人学所寄寓的那个物理结构和价值结构是什么样子密切相关。当哲学人学以及具体人找不到他所寄寓的价值结构时，不但人性恶人性善的说法很扯淡；就连谁善谁恶的指认也很扯淡；当然，人本质的全面发展更扯淡。社会结构的失序，将会使一切价值预期成为不可能。比如说，当今的富豪不可能在文革的动乱中产生；三国群雄不会产生在太平盛世；算命先生也无法在将要失事的飞机上给人批八字，更不可能在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南京街头为某个人预测吉凶。这样说，并不是想证明算命先生有一套，而是说，算命术，以及一切封建的或科学的预测行为总要依赖一种稳态的秩序背景，要不，迷信不迷信都得饿死。人本质的全面发展也一样，离开一种经济和伦理生活统一的共同体体性，我们很难说谁道德谁不道德，甚至什么是道德以及怎么又不道德，实际上很难统一看法。而在体制保障上，不管是结构秩序、价值秩序还是伦理秩序，必须转化为一定的制度生产关系。人类社会毕竟是个价值管理系统，舍大而论小，总是不得要领的。
以往我们将伦理秩序向制度生产关系的机制转化称之为环境条件或历史条件。其实，这都由物理结构、社会结构、和价值结构是否失序密切相关。头年央视在大街上采访“您幸福吗”之所以遭到吐槽，其原因就在于央视领导很混蛋，他忽略了当今中国内陆存在着诸多的不幸福因子。每隔不到两个月中国就会发生一起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不死个30人以上就不算新闻。比如，据今天的头条，昨晚23时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故，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但你又不能说，别扯远，您只回答“您幸福吗”？正可见，这类民意测试很混蛋，就像邻居家正失火的时候提这个问题很荒谬一样。
讨论人性的善恶，或讨论什么事情中的道德问题就要关注人本质所寄寓价值秩序。尤其是制度生产关系。很明显，现在的国家公务员几乎无官不贪，带累到平民百姓也唯利是图，扎堆起哄，循环互害，相互攀缠之间，难有幸免者。那么，问题到底发生在哪个环节呢？答，是大面积的历史之恶和制度结构的不合理带累了整个时代。道理如同文革中的武斗，是从上到下，一波又一波地扩散到社会边缘的。这时，混乱失序的哲学本质就反映为政治伦理即制度伦理的结构混乱，是时代的经济伦理生活找不到自身所寄寓的共同体体性了。
但自《经济伦理共同体》开篇以来，本论的文字在进行中不得不一个劲儿地“生造”概念。作为概念的代表，出现概率最高的关键词是“经济伦理共同体”，跟我们熟悉的学科概念相比，甚至有些“四不像”。这导致了本论既不算以往的经济学、伦理学又不是社会学，更不像我们熟悉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物理学，更甚至，上一篇又扯上的宗教神学和佛学。在主题的演进中，各个概念相互穿插也不怕干扰主旨。作者也觉得，一不留神，总似有话题失控的迹象。
话题险些失控，其实，表现为本论思想的“上下求索”无处寄寓。因为，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预设栖栖遑遑无法稳妥“租住”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学科形态中，本论不能接受任何现成的话语庇护。但每一次话题的险些失控都还能挽救过来，这就要得力于历史问题所呈现出的特殊角度。这个角度，主要跟哲学人学中的全面人本质密切相关。是人本问题，时刻牵念着这一串概念。比如价值秩序、制度伦理、生产关系、虚体实体、战略管理、伦理秩序、契约精神、意识形态，甚至，就连“祖宗规矩”这个扯淡概念也要适时关照，生怕这厮不留神给溜走了。
但在本篇以后，笔者决意把它们一锅煮，正式把它们归纳到哲学人学和全面人本质中，以实现我们在开篇的许诺，战略管理，就是人在自己管自己。在本篇，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人本质的全面发展内在地管力自己了。人本质的全面发展依赖具有经济伦理共同体体性的制度生产关系，在此议题下，价值秩序、制度伦理、生产关系、虚体实体、战略管理、伦理秩序、契约精神、意识形态，甚至，就连“祖宗规矩”都是哲学人学的题中之义了。那么，全面人本质将如何提领这一串概念呢？串连它们的线索是什么？
上篇交代过，无论马哲人学跟孔孟人性论，人性或人本质的全面发展一定跟制度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密切相关。虽则如此，如果不把一定的伦理秩序或价值秩序转化为制度伦理或生产关系，任何纯粹的理念模型都不能作为政治或管理理论并转化为社会实践。就是这个线索，马克思发明的词汇，成了这一连串概念中最重要的关键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像撑起一堆杂乱衣物的衣架，它是本论的价值结构不至于失序的根本保障。而构成生产关系的基本材质就是人，是人本质。
对于人本质全面发展的纯粹模型，上篇我们从⑤个层序关系开列出了他的⑤种独立性：情感独立性、实践独立性、物质独立性、精神独立性、思想独立性，这⑤种独立性，被本论看成人本质全面发展的5种独立内涵。独立内涵的定义，如同人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它们在人本质全面发展的5种功能上既各自独立又具有系统的整体性，是内在联系的。
而全面人本质的5种内涵虽各自独立而整体关联，但却并不自我封闭。在对外联系上，丰富而独立的人本质既不像西方的纯粹的经济理性人，全由单一的物质关系，即由经济资源配置的划算性“端口”输入或输出；又不像中国本土的纯粹的伦理理性人，全由单一的情感关系，即由伦理制度配置的
划算性“端口”输入或输出（此处略），独立的人本质就像各由独立的能量转换“端口”可以输入或输出，如网络连线，原则上是不能相互错位的。意思是，人与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应该是“同质内涵与同质内涵”间的能量交换系统，比如，以物质缺需交换物质缺需；以情感缺需交换情感缺需；以思想缺需交换思想缺需……我们当今所遭遇的这个价值文化列国，道德伦理大混乱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缺需和错位，即全面人本质的5种独立内涵之间要么缺需不满足，要么戏剧性的缺需和满足错位。在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价值都可以从商品缺需的交易角度进行买卖，这样的话，拿钱，就只能去换肉体快感了；在制度伦理上，几乎所有的价值都可以从政治或社会地位的可交易角度随意混搭，买卖出售，东西文化的结合，使地位和钱成了“勾兑”人性的硬通货，人本质的丰富内涵仍旧被地位和钱异化着，近200年以来，马克思人学对人的关切并没有本质的进展。其价值混乱的哲学原因，就是因为对人本质全面发展的功能层序没一个价值结构上的科学认识。
那么，在上篇，价值认识论层面理清了人本质所固有的内在价值秩序，其实，这等于拎清了个体跟个体、个体跟群体之间的能量转换“端口”，以及能量输入或输出的机制原理。亦即，把全面人本质的内在秩序结构和能量的外切端口全部理清，其纯粹的形式描述结构可以这样开列：
①、情感独立性，即由朴素的价值秩序结构相支撑；
②、实践独立性，即由朴素的道德行动诠释相支撑；
③、物质独立性，即由朴素的经济资源配置相支撑；
④、精神独立性，即由朴素的共同体体性即空间结构精神化相支撑；
⑤、思想独立性，即由朴素的管理战略即“互动互证结构”相支撑。
对于人本质的全面发展即本论所开列出的纯粹模型，《共产党宣言》把他描述在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模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马哲对人的定义显然捆绑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孔夫子那里被捆绑成血缘的伦理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被捆绑成了“社会关系总和”。人本质的解放，虽然指向了遥远的社会理想，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恐怕还缺一个内在自觉的纯粹模型。德国的马克思和中国的孔孟不约而同，对人本质（含人性）进行判断的纯形式抽象全都持反对态度。前者，关切人的商品经济和制度关系属性，后者关切人的血缘伦理和制度关系属性。到了毛泽东时代，在人的制度关系属性上大钻空子，一个人，借用国家机器的方便占尽了属于一个民族的人本质的风流。
然而，处于宇宙关系的复杂幻象中，人，毕竟是一种会在物化价值上频繁迷路的动物。这就决定了，人在的思想结构和精神空间层面毕竟需要关于人本质的纯粹模型做价值尺度。如果失去了纯粹模型，人本质一不能从内在价值上求证出秩序结构，二不能从内在价值上求证出秩序结构，反映在伦理道德上自然是混乱的。经由人本质全面发展的纯粹模型和⑤个内在层序，个体跟个体之间就可以在能量转换“端口”上获得一个输入输出机制，这样，经济和伦理关系就可能是层序井然的。那么，就在眼下，人们在经济和伦理关系上的缺需和错位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时代所造成的价值混乱，其根源，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概括，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什么叫“下梁歪”？就是价值混乱，文化列国，官民同腐败；什么叫“上梁不正”？简单说，就是老百姓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制度结构没信心，对频繁的历史曲折没信心！概括说，是哲学人学所寄寓的价值结构和伦理秩序出了严重问题；就软价值来说，如果支撑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结构是塌陷的。那么，个人道德、职业道德、群体道德存在着普遍的价值塌陷就不难理解了。就是说，明明整个时代的精神人格模型没立起来，但问题又不在道德现象层面，而发生在价值结构和伦理秩序层。从学术深度追究，原因就在哲学人学层面，在意识形态层面。从学术思想上看，分科教育制度养活了一群精神和思想的奴隶。既是思想的奴隶，自然就做不了自己和国家的主人。从学术以深追究到社会现实，即可以直击要害，那就从硬价值追究到了国家身上，“上梁不正”，就是支撑这个国家的制度生产关系存在着严重问题。再准确，受封建集权意识的影响，中国人的管理思想不具有现代化的生产关系意识。
国家的制度生产关系能存在什么样的（严重）问题，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大家都知道，清末，共和革命前赴后继，清帝逊位，中国人精神上的封建集权意识似乎渐渐消散；继而，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又革命了37年，牺牲那么多革命先烈就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三座大山推翻后，建立起来的国家不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体制在宪法上叫民主集中制了；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当然有很大民主成分，不以民主制度团结民主力量，共产党肯定取得不了中国的统治权；然众所周知的事实是，49年后，所谓的新中国很快成了新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制度的集中独大，制度的民主被一种思想强奸，其结果，盲从式的极端民主造就了愚民式的极端集权；一如封建帝国的现代版，30年之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反而又加固了中国人精神上的封建集权意识，每人头脑中都有个潜在的“帝王梦”，要么做主子，要么当奴才；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末，算是79年吧；接下来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说是要恢复民主集中制，其实，落实到2009年，这一阶段应该叫“权贵集中制”，60年之间，这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封建集权意识的再次出演；在这一历史阶段，说是国富民穷，其实呢，是权贵富，就是掌管国家要害部门的巨贪富，国家和人民并不富，尤其是价值精神上，不“富”，因为，官和民之间的制度伦理关系差点被断送。所以，在整体上，幸福感并不富裕，官和民之间潜在着的紧张感一直持续到十八大胜利闭幕。很幸运，正像本论开篇说的，随着习李政府执政后的反腐举措，种种迹象明显，民主集中制的体制特点有可能越来越典型了。
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封建文化土壤的古老国度，没有一个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时期，实行全面民主等于擅动极端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对习李政府，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希望历史是这样的走势。那么，在这个并不那么民主的过渡时期，国家的政治问题，往大里说，将主要表现为制度生产关系上的基本问题，即中国人的管理思想有没有现代化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意识。逐渐往小里说，既有关整个国家的政治自觉水平，也有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自觉管理水平，即自己管理自己的水平。因为，现代化的制度生产关系，首先是时代价值秩序的制度化。而价值秩序的制度化，即在人们的经济伦理生活上，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制度实现。而自己管理自己的水平，实际上是全面人本质意义上的自我管理，就是人本质对⑤个层序关系的内在管理。
从以上对人本质的⑤层期待看，当前的哲学人学状况主要表现在第⑤层，中国人在作为管理人时在思想上缺少思想独立性，时代思想多数都不是自己想出来的，都是打有或东方或西方的“祖宗规矩”戳记的思想。而本论期待的人本质的思想独立性，表现在生产关系意识上是不应该如此单薄的。当然，本土的生产关系意识因为有自己的文化土壤，于是就有划算性思维的儒家版即“祖宗规矩”撑着，而且还都没觉出有什么问题。但儒家文化能不能现代化，儒家的“祖宗规矩”能不能撑起现代化的生产关系意识当然是成问题的。对于这个问题，从中国式管理的“人才观”中可以大致分析出个梗概来。
中国式管理的“人才观”即中国意识形态对“精神之道和现实之路”的人才尺度。就像本论开篇在《中国管理思想的嬗变时代》说的那样，是“儒家和法家的明暗互动，权谋手段和政治思想的内外媾和”，对 中国式“人才”发现和管理，离不开儒家的“道统”和法家的“术统”。“道统”眼光看一个人才的思想性，“术统”眼光看一个人才是不是“识时务的俊杰”，有没有用，极言之，懂不懂时势。“道统与术统”辩证结合是聚焦人才的合金眼光，这种眼光在《韩非子·八经》里表现得很充分，韩非转述法家前辈商鞅的话，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意思是:劣等的管理者只凭借独个的能力治国；普通管理者用一群人的气力治国，而贤明的圣君是用众人的智力治国。
用本论的观点，就是把人本质中的⑤个层序关系串联起来，系统管理，尤其要特别重视一群人的思想和精神。管理一群人的思想和精神要比管理活蹦乱跳的具体人更方便，这就决定了“人才”不能是思想上的奴隶。理想而论，“道统与术统”的结合才能聚焦到这样的人才，人才济济，“精神之道和现实之路”才能在时代前沿延伸开来。但尽管这样，最要害的问题仍是隐蔽的，那就是，作为所谓的“上君”，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机制结构来保障和使用这样的人才？是用制度生产关系，还是用“祖宗规矩”呢？
搁古代，当然没生产关系这一说，“上君尽人之智”，主要看碰上了什么样的国君，就是看主子如何调整陈旧的“祖宗规矩”；搁现代，也没见谁把生产关系当回事，在眼下，在这个文化列国时代，主要还是看碰上了什么样的老板，两千多年了，还是看主子如何调整“祖宗规矩”。非要看他（老板）那个管理结构（制度）怎么样，恐怕还没几个人有这样的人学觉悟。
公元前362年，21岁秦孝公的继位。这时候，年轻的“上君”嬴渠梁大脑清晰，商鞅碰见了秦孝公终于可以“尽人之智”了。用现代语言说，商鞅碰见了秦孝公，其实是碰见了当时秦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转折点，当时的秦国，需要以经济规律去转动伦理秩序。经济眼光，在今人理解中，即资源配置意识，是资源混搭思路。但在先秦，“资源配置意识”恰恰是法家思想的要术，“资源配置”首重利害分析。所以，政治上务实的秦孝公在二人见面的一开始自然听不惯商鞅的试探，商鞅给他讲“帝道和王道”孝公不反对也不感兴趣。霸道，才是当时秦国中兴的“经济利害”重点。商鞅之于秦孝公，并不是智慧者找到了他的主子，本质上是“经济利害”本身找到了它所依附的共同体体性。共同体体性，跟商鞅的个人命运并不是直接关系。
不幸的是，前338年秦孝公嬴渠梁病亡；同年，商鞅身死，尸身处以车裂。但商鞅变法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格局对秦国的影响一直持续着。生产关系的格局改变才是真正的战略利害，生产关系跟“祖宗规矩”哪个殊胜，这才算管理体系中信息不对称的焦点，拿品牌营销技巧跟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相比，后者自然发生在大象无形的思想视域中。随感而发，小生意的窍门跟大企业的秘密，二者之间，肯定有品质的不同。大企业，肯定也会讲信息不对称和商业秘密，但一定会是光天化日下的阳谋，不应该是鸡零狗碎的商业阴谋。所以，虽然当时的商鞅四处营销自己的战略思想，一派阳光灿烂，但对战略利害麻木的魏惠王是没影响的，人家有自己的“家法规矩”，根本瞧不上他那些变法思路。
当然，经济利害，并不是所有的管理系统在所有时段的重点。如果一个管理系统真要讲可持续发展战略，那就得考虑如何拿伦理（价值）秩序去转动经济结构，这时，制度生产关系（即团队智慧）的重心就要调整。差不多，此时商鞅和韩非们的见识假如还那么单一肯定要闲置。比如，在国力回复的汉武帝时代，作为“上君”，人家肯定会用董仲舒。
管理制度跟生产关系的相互转动依赖经济规律和伦理秩序的相互转动。用现代的眼光看，人才观，其实是管理制度即制度生产关系的反映。不管政治制度还是企业制度，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伦理及其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管理制度。比如，在邓小平时代，恢复高考制度其实就是恢复“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有了第一生产力这个大活力，才有本钱重构新型的制度生产关系。根据制度伦理和生产力水平，建立相应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制度生产关系决定了管理体系会使用什么样的人才，这是战略管理的人学真相。管理制度，或者以经济规律转动伦理秩序，或者以伦理秩序转动经济结构。所以，脱离了经济伦理意识形态、机制保障结构、即相应的制度生产关系，孤立的“人才观”是不存在的。
正如跟商鞅的个人命运实际由列国的某个集团的制度生产关系来决定。所以，脱离了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价值走向去讨论“人才”的话题一般很扯淡。在管理战略和广泛的社科实践上，如果所有的人才结论都在已有的“祖宗规矩”中转圈圈，那就是在技术人才的“相对论”中讨论人才的技术品质，其“精神之道”还是“祖宗规矩”，并解决不了“现实之路”上遇到的阻力。是“祖宗规矩”之外的刻舟求剑和缘木求鱼。现实的发力点如果在制度生产关系的时代任务以外，那就自然找不到当下的管理要领。一种管理体系，在顾此失彼丢三落四的发展道路上，走到了什么样的历史时段就会遭遇什么样的时代难题，于是，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时势；同时，就会在制度生产关系上促成相应的机制调整要求。
从问题意识上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意识决定了一个时代的哲学人学走向，决定了对人本质中的哪个元素产生了强烈的缺需；这才决定了有什么样的“老板”才去搜求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哲学人学观念，人才，才能在相应的制度生产关系中自然生成并得到保障。归根结底，对人本质持有什么样的基本态度，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人本质将会如何地全面发展。
那么，人本质的全面发展是有房有车有情人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暴发户？还是语文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的人肉书库？本论认为，人本质的全面发展是追求内在的⑤种独立性。追求暴发户和人肉书库，这样的全面性，既是哲学人学的迷误，也是人本身的迷误。然而，没有一个制度保障机制，不管是哲学人学的迷误还是人本身的迷误，都难以从迷误中顺利走出。所以最后还要看，中国人的管理思想是否具有现代化的制度生产关系意识。那么，究竟什么算现代化的制度生产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