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朱元璋:两种创业的风格

许倬云 原创 | 2015-04-05 19:3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企业管理是重要的强项。过去,投资与经营都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直接处理。一个自然人可以全凭自己的意愿,驰骋于市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并不需要管理理论。但是,今日的市场是许多「法人」角逐的竞技场。如何组织高效率的团队?如何筹募最佳的策略?都是这些企业群体盈绌成败之所寄。而不论组织,抑是经营,这一群体的决策中枢,亦即领袖的领导功能,尤是举足轻重的因素。

  本刊改版,主编托人邀稿,指定的题目从历史前例,讨论领袖的领导功能。其选题的着眼点,毋宁即是出于上述的考虑。商学院与管理学院的管理学教材,一向是从企业群体的「企业文化」撷取经验,这次问道于历史学的工作者,当是由于借鉴于他山之石。

  本文作者曾在这一方面,与企业界人士有所讨论,并且出了几本演讲纪录,则是因为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又何尝不是在处理群体组织和资源运用的方式?近代以前,资本主义市场的企业还未出现,然而一个皇朝、一个国家其开创与守成,又何尝不是经营与管理两个领域的操作?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仅见于台北洪建全基金会的「从历史看XX」系列 ,并且在改版前的本刊,曾由柯恩先生浓缩为文,刊登于哈佛商务评论(中文)2004年二月分的本刊。为此,我不须再从头追叙曾经刊布的拙见。

  本文仅由本刊主编列出的若干问题,于领导功能,尝试有所申论。拙论取材,大多是从历史中引述,或为典章制度,或为人物传记,却不拟涉及今日管理理论。这种作法,别出蹊径,只能算是一番尝试,提供管理学专家们参考。

  管理一词,应当包含经营与组织两个项目:经营部份,既有开拓的宏规,也有风险的处理;组织部份,也兼具结构与运作两个方向。领导者在经营与组织双方,都必须注意,方能成事。

  中国历史上,皇朝起伏递嬗。以皇朝兴衰为基本数据,则开国时的创业,当然是经营的现象,其领袖(开国君主)必须有所筹措;开国以后,继之垂统的君主,也时时必须面对种种问题,例如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是经营。凡此均可与现代企业的创业人及后续董事长的功能相似。兹将凡此经营简约为一个方程式R(h‧m)=E。此处的R是资源,其中包括人力资源(h)及物质资源(m),经过h将m运用,转化为能量(E),而能量既是能力(C),也可转化为权力(P),而在市场机制下的企业,P只可部份转化为金钱(M)。但在皇朝的经营形态下,P是权力,已足够表示资源转化的力量。

  人力资源比较复杂,既指涉可以运用的人力,包括劳力及智力;也可以表示领袖及其所有依其驱策的人士(或人群)的诸项因素(例如性格),及其可能呈现的制约限度(例如因个别人士的性格及彼此关系引起的正面或负面后果)。这一方程式是示意的,其中诸点较不易量化测度,是以也不能进行精确计算。

  此处将考察领袖的性格与作风,以觇见其应具备的质量。事实上,在人间不可能有完美的人物,足以代表上述应予具备的质量。我只能从中国皇帝中挑选比较成功的个例,以讨论他们在历史上呈现的特质。同时,为了逆证,我也将挑选若干失败亡国之君,作个比较。

  中国开创皇期的君主,全无凭借、白手起家的例子,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二人。李世民的表现也不恶,但是他有北国世家大族的身份,又有李渊在太原的资源,因此不能算是白手起家。至于失败亡国之君,刘邦的对手项羽与明代的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是可为领袖品质的逆证。

  汉高祖出身为农家,为诸子中的老么,在年轻时无所作为,父亲太公曾经指斥他不治生业。他曾担任亭长,地方上的基层管理人员;在押送戍卒时,戍卒逃亡,他干脆释放所有戍卒,自己也逃亡大泽中,后来则据沛县起兵,参加了推翻秦代政权的活动。天下各路人马在项羽领导下,与秦军作战,刘邦偏师疾驰于关中,秦孺子婴投降。项羽进入关中,据说违背了「先入关为王」的誓言,只封刘邦于汉中,刘邦在汉中休养生息,渡陈仓出谷据有关中。在这一战刘项对决中,刘邦遣韩信取得齐地,北联张耳、陈余,南结彭越、英布,诸军会合,大败项羽于垓下。刘邦的开创汉朝,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史称刘邦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从他微时作为看来,他是从江湖上混出来的人物。这种人物,善于结交朋友,对朋友也有一定的义气,有时为了充阔气,有时也由于自信,会大言不惭,更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刘邦以地方小混混,混到亭长职位,逐一结识了县中的小吏(如萧何、曹参),在学会招待故人吕公时,刘邦不名一文,却敢于冒称赠送厚礼,居上座狎侮宾客,居然虏获吕公欣赏,将女儿下嫁刘邦。刘邦以武力据沛,则是由于获得萧何曹参诸人的支持。──凡此早年事迹,足以说明刘邦敢于一搏胜负的勇气,而他可以凭借的资源,仅是自己的人脉,得到朋友的支持。当时秦人暴政,已到人民难以忍受的地步,刘邦并不是唯一站起来反抗的人物;因此,刘邦起兵是有胆,但未必是由于其见识过人。

  在反秦与对抗项羽的过程中,刘邦几次关键性的决定却不能说是凭血气之勇。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时,刘邦接纳了不少人才:张良与韩信是其中最称佼佼者。他听取伙伴的建议,信任他们的能力。在诸军忙于战争时,刘邦疾驰入关;又听取萧何建议,获得当时全国的户籍、赋税档案与舆图。这一大批数据,使刘邦对全国形势及资源,有了全面的信息,为当时其他武装集团所未有。

  刘邦从汉中潜出陈仓,掌握了秦国故地,关中表里山河,易守难攻。毗邻的巴蜀,陇右,属北方边郡,据有盐、铁、战士与马匹等重要资源,是其能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天下既定,刘邦又听取娄敬的建议,定都关中,也是为了继续掌握这些资源,高屋建瓴,控御东方。──这些计算就不能说是偶然的幸运,而是由于他能接纳他人的建议。

  刘邦也能处逆境,父亲被项羽劫持,刘邦回答,烹了我的父亲,愿「分我一杯羹」。妻女失去联络,他也忍了。鸿门宴上,冒死赴宴,对项羽低声下气,他也忍了,韩信收齐地,自立为王,等于背叛,他生气之余,听张良劝谏,忍住气,封韩信为齐王。至于说第一个攻进关中的大功,却被贬汉中,刘邦更是以此时机经营,卷土重来。

  综合上面的叙述,刘邦的领袖气质在于能与人相处,知人善用,更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以提升自己的识见。有胆子,却又能忍受挫折。有了这些气质,他在重要关口的决定,都是准确,而且及时。他紧守关中为基地,不仅在群雄之中能脱颖而出,而且汉家二百年的统治,也因中枢居形胜之地,帝业因此不坠。──以刘邦创业的经营言,一个领袖必须气量宽宏,有胆有识,胜不骄,败不馁,知人善任,听信谏臣,收集信息,集众人的智能,以成自己的智慧。一位企业的创业者,也是如此,方能成功。

  相对而言,项羽勇力过人,将门世家的训练,楚人「三户亡秦」的气概,曾经统率群雄,固一世之雄也。但是,项羽终于自刎乌江!他的失败,在于有了谋士而不能听谏;胜利之后不愿如衣锦夜行,只想回乡炫耀乡里,其志也浅;分封群雄,不够慷慨大方,其气量太狭窄;自负材勇,不能与人合作,则四面树敌;失败之后,只认为「天亡我也」,不能反省,更不想卷土重来,于是自刎身亡,则是能胜不能败。项羽的气质,恰是成大事业者最不应有者。

  明太祖是另一个创业成功的开国皇帝。他是一无凭借的贫苦孤儿,依附佛寺为僧,然后投入红巾,以其勇力,由郭子兴的卫士,逐渐独当一面,逐鹿中原,荡平群雄,高举抗元民族主义的旗帜,驱逐蒙古政权,建立汉人的明皇朝。朱元璋能如此作为,当然有其雄鸷过人之处。论其用人,他以淮西功臣为将领,以浙东儒生为谋士,缺少宏大的气魄。他的谋略「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是在厚植实力的阶段,保持低姿态,这是稳札稳打的策略。先灭陈友谅,后打张士诚,是由于后者恃富自保,不足为患;也由于前者占有的长江流域,腹地广大,进可攻,退可守,而张士诚的江南,虽然殷富,却偏居东南,不在要冲。削平群雄后,朱元璋才全力驱逐蒙元,一则当时蒙元已衰乱不堪一击,二则还是采取稳札稳打的基本战略。凡此都是从保守中求进取的策略。朱元璋的开创弘业,其作法,与刘邦「豁出去」的作风相比,当是谨慎有余,进取不足。

  明皇朝统一了中国,朱元璋满足于自保家当,沿北边筑长城守塞,既未如汉代边郡有万骑巡边的机动,也未如唐代设都护驻防,甚至没有建立中国与蒙元残余之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他诛杀功臣,广封皇子,全是「家天下」的作风,其气度不如刘汉远甚!终有明一代,中国始终是自保的格局,缺少了开张的气魄。虽今日颇有人以永乐朝郑和下西洋之事,以为这是中国人对外开拓的盛事。其实郑和在海上的大举,并没有在海外建立据点,正如明朝未在蒙古驻守,是同一保守的作风。

  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其所作所为,十足代表领袖特质的负面。崇祯自信太深,刚愎自用,以其辅政大臣而言,即更迭频繁。他用人不专,自信而又猜忌,举棋不定,以致不断改易将帅,于平定内乱及防御外敌两方面,都不能成功。在全局糜烂,自缢媒山时,还自以为不是亡国之君,责怪举朝都是亡国之臣!他的一生作为,没有一处不是违背了领袖应有的特质:既无见识,又不能用人,缺少自知之明,更不知反省,一味盲目自信,刚愎任性!

  上述是汉明两朝开国君主的个性及行事风格,一个是开展型,一个是保守型,这两种作风,也影响了汉明二代的组织,亦即管理的另一面相。本文的重点是领导者的特质,因此不拟在本文评述两朝的典章制度,只在刘邦、朱元璋二人的行事风格,稍论其发展的趋向。

  刘邦开国以后,杀害了彭越、英布、韩信三人,因为这三人虽是他围攻项羽的盟友,却也是必须消灭的对手。对于功臣,刘邦却是广为封赏。在天下初定时,功臣们猜疑,刘邦听取张良的建议,封雍齿为列侯。刘邦与雍齿一向不和,雍齿封侯,众心始定。此后功臣们都得封爵,汉初天下,遂是刘氏子弟为诸侯王,功臣为列侯,这是一个家族与功臣安天下的局面。汉初经过吕氏及七国之乱两次家族的内乱,都是功臣集团出力,保住了刘姓政权。功臣集团的实力,反映于丞相由列侯出任,中朝及郡国二千名大吏,历高祖至武帝初,习惯上都由功臣集团掌握。汉初政权的实力,不在皇室子弟,而在那二三百家列侯的家族。武帝时,察举发展为制度,方由儒生及地方势力,构成专业文官的集团。是以汉代初,若用今日企业组织为比喻,那是一个创业董事长及其老伙计群结合的共同体。武帝以后,老伙计们逐渐隐去,才转化为专业人员(文官)管理企业的形态。汉代丞相的权力极大,也俨然有企业CEO(总经理)抗衡董事会之势。

  明初则不然。朱元璋规划的结构是皇子们各自有封地,这些宗藩分布边境及内地的冲要地区,握有相当财富与武力,以捍卫皇室。明初尽杀功臣,于是内外都是文吏,从来没有尺寸凭借,都只能仰皇权的鼻息。是以明初格局是一个家族企业,由创业董事长的子弟分别掌握权力,专业管理人员不过是雇员而已。永乐以大藩夺位,将朱元璋原来的布局打乱了,从永乐以后宗藩惟享厚禄,不再分享帝国的权力,方出现了文官系统「专业经理人」。但是,明代没有决策的CEO,而是承命皇帝的秘书班子。这一朱姓家族企业集团,受制于其原来规划的结构,遂始终不能发展为专业经理人掌权的经营方式。

  总结言之,不论是历史上的皇朝,抑是今日市场经济的企业组织,其领导人的行事风格,在开创阶段,即不仅决定了企业能否成功,并且也会影响其日后发展的格局与形态。本文由刘邦与朱元璋二人的性格及其规划为例,不过是借历史引喻譬解而已。历史并不全是过去的陈事,若是活学活用,历史仍有可以作为借鉴的作用。不过,历史到底是过去的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历史可以为参考,却不能将历史当作规律。如何从历史汲取智慧,终究还是靠各人的体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千万不能胶柱鼓瑟!

  

个人简介
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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