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如果企业家见到官员就点头哈腰,一定不是好事

冯鹏程 原创 | 2016-12-11 21:13 | 收藏 | 投票

 张謇推动了企业家阶层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的经济史和企业史上,张先生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中国自从有了企业家精神,一百多年来,张謇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个商业人士。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的历史上,应该说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企业家对这个国家进程的贡献,超过张謇。
 
中国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对商业,特别对商人,采取一种极端蔑视的态度。中国历史上从唐宋明清一直到晚晴,很长时间里有钱人非常多。如康熙、乾隆年间,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在四千万两到七千万两白银之间,但是晋商、徽商他们的资产加在一起大概超过一个亿的白银。这是非常可怕的。就好比,现在马云平台上的交易额相当于我们中央一年的财政收入。但在中国二十四史上面,几乎看不到一个商人的名字。《清史稿》上只有一个山西商人名字,那还是因为他当了个候补道。
 
很多商人希望自己能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费正清曾经讲过一句话,“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就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中国真正开始出现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逐渐开始有价值观萌芽的,是在一百年前,张謇先生他们这一代。而且一直到今天2014年,我们来看这期间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和自我觉醒意识,其实和一百多年前张先生比,客观的讲,我们并没有太大的进步。
 
张謇他们这一代开始做商业,我认为也不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张謇读书,包括去朝鲜处理军务,旅游、考察,帮助张之洞写一些变革的条例等,这些都是儒生的行为。所以他从1894、1895年以后突然开始说要经商,在他的人生中是一个重大的断裂。他曾经讲过,我是一个寒士,不喜欢和富贵人打交道,也没有太多物质上的需求,那我为什么要经商呢?他说了一句话,“捐弃所持,舍身喂虎。”就是说,我是去舍身喂虎,下地狱了。所以从这段可以看出来,这在他人生中是一次重大的转折。他觉得是抱着一种下地狱的心情来从事商业的。
 
在早期他开始经商的,也只是要救国。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原来的道路走不通了,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尝试走各种各样的道路。如康梁开始变法,孙中山搞革命,张元济说变法、革命都没有用,那怎么办呢,只有搞教育。张謇认为,最可靠的还是做实业。张謇的选择是最具有戏剧性的。他是1894年的恩科状元,他作为状元(中国历史上一共才600多个状元),开始从事商业,天子门生去经商,对整个社会思想上形成的激荡,是空前的。现在的人可能都很难想象这个事情。
 
费正清说这批人经商其实不是为了牟利,主要的动机是政治和思想的动机。所以他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有自愿的理想主义特征。其实这个烙印如果回到今天来看的话,仍然存在于中国出生在1940~1960年的企业家身上。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一批企业家,现在还在舞台上的这些人,如柳传志等,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特征。他们早年经商也不是为了挣钱,他们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商业的兴趣。
 
1980年的时候,这批乡镇企业家,经常聚会开会,就讨论中国改革将往哪里走,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识。这一代农民企业家被打掉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992年,禹作敏事件以后。禹作敏事件被剿灭以后,整个乡镇企业家集团彻底沉寂,长达近10年的时间。然后到2001、2002年的时候,中国加入WTO,中国新生代的企业家阶层,即王石他们这些人起来之后,又开始大规模的讨论国家往哪里走。
 
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报业开始纪念它的创刊十周年、十一周年。中国三大经济报纸,它们的诞辰集体都出现在2001~2003年,那个时候是中国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报业,一批中生代的的企业家阶层开始大规模的讨论国家事务,他们提出修宪。这一拨被打掉,是在2007、2008年,次贷以后。中国的老板、企业家开始大规模移民,按胡润的说法,大概中国净资产在一千万以上的企业家24%已经移民。据抽样调查显示,70%的说未来有计划移民。
 
出现大规模的有产阶级移民的情况是在2008、2009年以后,2007、2008年以前,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很少讨论移民的话题,到了这两年,一些老板坐在一起,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移到哪儿去?孩子准备到哪儿去读书?这就是出现了一种强烈的避世倾向。
 
现在的80后、90后创业,不是为了国家强盛,已经没有人谈这个了,大家现在谈的第一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国企业家阶层自我阶层的复苏和价值观的自我认同意识和一百年前比,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商业回到了商业本身的意义。第二是生产这个商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早在一百多年,张先生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在他们开始经商的时候,中国逐渐出现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阶层。
 
马敏讲过这段话:官商这两个阶级在中国很长时间是对立的,中国很长时间里一个民商去见一个官必须跪在那里,即便会给你赐座,赐座的时候也只有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你是不能全部坐在凳子上的。到了张先生以后,这样的事就不再发生了,官民开始平等。特别是当股份制开始发生的时候,官民就开始平等了。因为股份制在资本意义上我跟你是完全平等的,因为平等所以我们要签约,我们签约所以有了契约,有了契约所以才有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就是法的精神,法的精神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制基础。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制社会的出现,最大的标志是一个商人和一个官员见面的时候,商人不需要跪在那里或者很远很远的时候就伸出手,然后见了官员回去后摸一摸手还觉得幸福。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独立的资产阶级是不成立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思当代中国,我们现在的现代性,并不比张謇当年要好多少,甚至还有大规模的退步。官商一定是在一个平等对立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社会国家。同时知识分子必须要坚决站在政府的对面。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天天为政权在打锣敲鼓,喊好的话,那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不成立的。如果企业家见到官员,就低头哈腰,知识分子天天为政权唱颂歌,这一定不是一个好事,一定是个烂到底的事,一定是个不值得书写的事。
 
张謇对中国商业史做出的四个巨大贡献
 
第一件事,即状元下海,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示范效应,标志着中国一批主流知识分子开始认同商业这件事情。他不但认同,同时还愿意以舍身喂虎的精神,投身于商业本身,这对于整个中国思想界,用现在的话讲,是原子弹式的爆炸,把传统农耕社会对知识的理解,对人才的理解给彻底炸没了。
 
第二件事,在制度上面。张謇提出“绅督商办”。主要原因是张先生早年在大生纱厂募股的时候,没有得到朝廷很大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官商很大的支持,他像乞丐一样跑到上海去一股一股的把民间资本凑起来。他里面也有一点官股在里面,即刘坤一当年的机器设备,折算成官股,但官股从来没有以督办的方式控制过大生纱厂,控制过张謇的商业。基本上是入股的士绅资本、民间资本,控制了大生纱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生和张謇的事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比较纯粹的股份制企业,在这个企业我们已经不太看得到国有资本的印记。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正常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从张先生他们开始的。
 
现在来看张先生经商的三十年时间(1894~1924),我们的中学课本或一般的经济史上说这是一个极度混乱的三十年,实际上从商业史角度来看,这三十年是中国工商业非常繁荣的三十年。
 
张先生所在的三十年,其实也就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开始全面的改革开放。中国在188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整个精英阶层反对修铁路,因为修铁路把家庙除掉了,把地脉给破坏掉了;反对建大烟囱,认为大烟囱修建后,每天要祭童男童女。在当时,几乎全民都抱着这种想法。等张先生开始办大生纱厂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我们开始大规模的修铁路,开始在东南地区建电话,各种各样的像纱厂啊,面粉厂啊,工厂啊大规模的建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为中国不是参战国,中国很长时间内是中立国,所以欧洲战场上的很多军备、军衣和军粮都是中国地区供应的,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经济上最大的获益国。张先生最赚钱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时间段。他倒掉是因为一战结束后,整个欧洲经济崛起,白银开始涨价,外贸出口开始受到冲击,然后国内出现大的经济动荡,和现在人民币的情况是一样的,张先生那个时候实在是太惨了。
 
从1894~1924年这三十年,实际上在经济上是个极度繁荣的时期,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和基本产业格局的形成,基本上是在这三十年。所以张先生在经济意义上来讲,他的经商是处在一个经济盛世时期。这个可能和传统早期,大家在别的历史书上看的图景是不一样的。大家看到这是1895~1898年四年里的数据:企业数的增加,单一企业投资额的增加,平均每年投资额的增加,比甲午战争前要增加到15倍。
 
第三件事,是他的相关多元化和产业链的思想。在他之前,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或者说一个独立的企业家阶层并没有出现,所以他办大生纱厂所有的《厂约》部分,都是自己学的日本的经验。他开始做上下游,我这里面列举了他的一些企业,比如大生纱厂需要纱,他开始做棉花,因为要把棉纱运到上海去,所以做了轮船公司,因为很多纱厂需要设备,他就办了机器厂,整个产业链。从棉花开始,到运输,因为需要资金,所以他投资做了银行,整个产业链应运而生。这件事情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先进。
 
第二是在他那个时期实际也出现了混业经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提出有混业经营是在2001年以后。2001年以前中国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就是说做实体的人你除了做实业,你又去做金融,你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把资本市场的资金,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融入到你的实业里面,形成实体经济和金融业两轮驱动。这是在2001年以后,中国人才开始有这个意识。当年最早搞的那个企业,后来大败局了,叫做德隆。德隆当年通过上市公司的方式,收购了一些企业,然后资本注进去,进行改造。混业经营的方式,这在2001年以后,中国企业家才有的。到了2004年德隆倒掉以后,又长达大概有10年的时间,没有人敢做这件事情。到最近这段时间,才开始有像上海的复星、均瑶这些又开始做混业经营的企业。
 
如果从商业史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做过的事情,都是张先生当年玩过的东西。
 
第四个重要的商业贡献是,他1904年时推动了中国第一个公司法《商律》的设立。当时是通过了两个法律,第一是《商律法》,第二个是《商会法》。这两个事情,现在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把企业的盈利性组织,以公司的方式定义下来,对它所有的行为进行有限责任化和保护;第二个《商会法》是允许商人组织成立独立于政权以外的组织。
 
第一个,资本层面上认同了这个阶级,第二个是在阶级层面上认同了它的独立性。这个事情都是在1904、1905年在张先生他们的推动下完成的。所以他对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制性建设,在商业史层面上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当年经济独立最大的表现发生在1916年的时候。1916年左右袁世凯去世这段时间发生反对帝制的事情,在经济史上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在这段时间里面,大概长达20年的时间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控制权。当时因为南北对抗,中央财政发行了很多纸币,造成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通货膨胀。当时中国的财政部就说把两个银行合并,重新发行货币。于是向全国发命,说因为银行要合并,所以在某一时间段两行不再兑换货币,而且整个金融体制出现休克,合并后才能恢复。那个时候老百姓对政府的公权力有很大的质疑,他认为你货币这么发行,国家一定会垮掉的。命令发布以后,在整个沿海地区形成动荡。令传到上海的时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宣布不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说这样的话整个上海会发生重大挤兑,整个上海的金融会垮掉。
 
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叫做宋汉章,还有一个叫张公权,就抵抗中央命令。抵抗中央命令要承担两个后果,第一件事即可能被中央政府抓起来枪毙,受到惩罚。第二件事是你在经济能力上能不能抵抗中央政府。这是两件重大的事情。所以宋汉章和张公权两人找的第一个人即张先生。
 
张先生联络了江浙这一带所有的机构,如钱庄、银行等,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申报》上发布公告,说我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不接受新规定,并往委员会内注入了500多万银元,稳定整个上海的金融业。当时任财政总长的是梁启超,在梁启超的推动下,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变民营化。中国银行之前是货币行,但这个货币行在几年后,民营资本占到了百分之九十几,它的总部迁到了南方,交通银行迁到了天津,很多银行迁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就出现了一个公会叫上海银行家公会,银行家公会里全是如张公权等一批年轻的银行家,他们开始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民营资本最为辉煌的时候,即一个政府要发行货币的时候,需要到上海来谈,而现在北京发行货币,是不需要和企业家谈任何事情的,甚至都不告诉你。
 
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知道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新增货币统发量是多少,都不告诉你,这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层面,最核心的金融层面,中国民营资本家是没有一点话语权的。
 
总的来说,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三十年是一个非常混乱和非常没有成就的政治历史,所以张先生晚年曾经讲过一句话:“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尺得寸,尽可能的心而已。”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生活在一个经济极度繁荣,但是政治让人非常失望的时期。
 
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他是生活在一个政治让人非常失望的年代。当一个国家的政治进步非常的缓慢,缓慢到超出了你的生命力长度和忍耐力长度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当代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前面讲为什么中国很多的有钱人,70%决定要离开这个国家。
 
在各国的经济历史上,一个国家的有产阶级70%要集体的离开这个国家,一般来讲只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这个国家爆发了战争。商人一拍胸脯,说商人无国界,兄弟先走了。他有钱,可以买到第一张船票;第二种状态是这个国家或某一区域发生宗教冲突或种族冲突,这个地方的商业变得非常动荡和不安全,商人也会选择离开。
 
中国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大繁荣之际,这个国家70%的有钱人要离开这个国家,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政策很让人失望,经济很让人失望。
 
我们很多朋友移民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他们到了那边后发觉说,其实那个国家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曾经有一次坐车从诺曼底海峡到南部去看薰衣草,穿越了整个法国,感觉在整个西欧的阳光下,历史已经完全终结了,每一块草坪都被修剪的非常好,30岁以下的年轻人30%多是失业的,也没有发展的机会了,穿越了整个法国找不到一块空地。然后接着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到那我才看到一块空地,是市中心旁边的古城堡,下面在挖一个地下的商场。我就问那不勒斯人挖了多久了,回答说挖了十年了,那是那不勒斯最大的地下商场。那我又问挖完了还要多久才能盖成,他们说还需要十年。我开完笑说刚刚成都抓了个市委书记叫李春城,你把他放出来,两年就可以修好。欧洲大学里的年轻人,都读了一个博士、两个博士、三个博士,我很好奇,想怎么这么好学,那么多博士。
 
我们这边,很多大学生问我:“吴老师,我现在有个项目,我大学现在四年级,我能不能不要读了去创业啊?”。欧洲为何有如此多博士?仔细一问你才知道,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读第二个博士。他大学毕业拿到的工资基本上和领到的救济金额差不多,那他宁可去读书。当然,读到第三个博士的时候,你已经不敢走出校园了,叫社会恐惧症,那他终身都在大学里读书。这就是一个历史停滞的时期。
 
中国现在是另外一个时期,我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里,一定会有大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从经济史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大概等于欧洲人的200年,我们非常浓缩的经历了一个国家由前工业革命时期,进入到一个非常旺盛的工业革命时期。现在大家又经历了信息化革命对整个制造业的冲击,我们经历了前工业革命时期,整个完整的工业革命时期,再加上信息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大改造时期,这就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经济史上的时期。
 
张先生所在的三十年,在经济史上也是蓬勃发展的三十年,是中国由一个农耕文明时期进入到一个工业革命时期转折中的三十年。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上,完成了整个中国的基本建设,基本的城市建设,基本的工业基础建设。虽然用胡适的话讲他是个“伟大的失败者”,他个人的事业可能是出现了倒闭,但是到他去世的时候,整个阶级已经出现,而且应该说他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民营资本集团最为强盛的时候。他个人失败的时候,却是他所代表的阶级最为强盛的时候。
 
张謇的三个重要思想
 
第一是“父教育母实业”。在实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投身于教育行业,这个对大家很有意义,即当我们有了钱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把这些钱,以教育的方式,投资我们的下一代和社会,这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中国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他到了四五十岁了,他的商业思想已经跟不上80后、90后了,他的商业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停滞段,而且现在我们的商业发展和早年不同,不是我做钢铁厂的,我一辈子就只做钢铁厂,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逻辑了。钢铁厂要转型升级,或者说把钢铁厂变成一个金融产品去直接上市,或者并购,然后资金就可以从钢铁厂剥离出来。剥离出来干什么?剥离出来后有几种办法。第一种是再去做另外一种工厂;第二种方法是继续做原行业;第三种方法是把钱离开实业,进入教育、慈善等领域,把商业资本变成社会资本,你这个人出现转型,由商业型的企业家变成社会型的企业家。由business变成social,这是一个大的转型。张先生当年是一身兼两职,但他的很多悲剧可能也发生在一身兼两职。今天我们要比他稍稍进步一点的话,我们要把两者分开,商业资本是商业资本,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社会资本是资本,是我们回报社会的东西。这是张先生给我们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二个重要的启示是张先生的“微生物精神”。卢作孚当年到南通来拜访张先生,他后来写回忆录,说我来拜访张先生的时候,我其实是个革命者,我来南通前我当时的心里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炸弹,把国民炸醒。但我到了南通以后,发觉我不应该变成一个炸弹,我应该变成这个社会的微生物。通过微生物繁衍的生物学的方式,来逐渐的改造这个国家。我觉得微生物的精神到今天还是有用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有产阶级依然面临这两种选择,你选择革命还是改良,选择入世还是避世,我在想张先生的微生物的精神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启示。
 
第三个,我觉得张先生身上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讨论的。中国从1870年到今年,开始搞现代化运动我们搞了150年,当年和我们同时搞现代化的一些国家,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现在全球的前30大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不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果从国民性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是不是现代人呢?我们这一代是不是具有很大的现代性,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仍然不相信自由,不相信平等,不相信契约精神,不相信民主,不相信法制,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现代性的问题。我在想至少在张先生这个一百多年前的人物身上,一方面他所有的产业都和现代化有重要的关系,从公司治理角度开始,到他的产业结构等,同时他作为一个人来讲,虽然他很长时间里留着辫子,但他是个改良主义者,他相信契约精神,他有很大的现代性。故从现代性角度来讲,这个120年前的人物,跟我们现在很多西装革履的人相比,他的现代性可能还要更高一点。所以我们看这个国家到底未来怎样,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物质层面上看到我们国家现代化进展的地步,第二从国民经济角度看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的现代性进步到什么地步。只有这两个东西同时进步了以后,这个国家才会是一个现代国家,否则这个国家就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野蛮国家。这是张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当代企业家阶层存在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家阶层,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庞大的企业家阶层,而且我们拥有非常大的财富量。所以从量的层面上,确实我们今天和张謇当年是不能比的,他们当年是萌芽,全中国企业家加在一起都不到100个,我们现在有近5000万个。但是我们的重大缺失是,我们有5000万的企业家阶层,但现在并没有非常重要的领袖群体。
 
第二个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庞大的财富,但是我们现在在商业文明的建设上有重大的缺失,契约精神并没有变成被普遍接受的精神,我们对很多商业价值观的认识,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在商业意义上来讲,中国仍然是以财富多少来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国家。以一个国家的收入、GDP来评价这个国家成不成功,这个国家所有人的成不成功,以现在的财富拥有数和每年的收入来评价,所以我们的商业价值观非常的缺失。而且更糟糕的是,这种缺失不但出现在整个商业阶级,而且蔓延到整个社会里。我们还是用金钱的方式来衡量社会各个阶层,这说明中国还是野蛮的一个商业文明体系,我们对人的价值观评判仍然从金钱的角度。
 
第三个问题是,整个企业家阶层与社会各个阶级的融合和沟通。现在和当年不好比。张先生70岁的时候,当时全国曾经评过一个全国最受敬仰人物,张先生当年是排全国第一位的。他这个人和中国的政界、文学界、民间知识分子、官员、企业家有很大的通融性。整个企业家阶层并没有被剥离出来,并没有剥离为一个社会的对立面,但在今天我们看到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是屁股对屁股的,企业家那里讲的话,知识分子是听不懂的,知识分子那里讲的话,企业家也是听不懂的,官员讲的话,企业家是不要听的,其实企业家讲的话,政府根本就不要听。
 
今天我们看张先生给我们的很多启发,那一代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随着企业家阶层的不断完善,他在当代的意义是越来越凸显出来的,我们一方面看到历史上他对我们的贡献,同时我们看到他所没有完成的很多任务,是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要去共同完成的任务(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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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后 北京大学总裁班授课教授 清华大学emba班授课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emba授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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