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的分界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近代的产物。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科学面临着跨学科趋势。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主张破除社会科学之间的界线，以开放的视野构建社会科学。
而创新是更加综合的工程，不仅打破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线、打破了不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线，也打破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线。在此背景下，以技术为主导的现代企业研发模式必然面临被终结的命运。
“极端合作”是创新的关键
IDEO提出的“极端合作”理念，是企业跨界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在设计思维主导的企业创新模式中，创新需要设计、市场、技术、工程、材料、人体工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共同组建团队。这种大幅度的跨界合作，是创造性思想和突破性技术产生的沃土。
管理学本是跨度最大的学科，但现代MBA教育体系却很狭窄。MBA教育所设置的学科，是按照现代经济和商业目标设立的纯商科体系。在跨学科、跨行业日益突出的互联网时代，高层经理在管理实践中所需要的跨学科和跨行业素养，是MBA教育所难以达到的。
德鲁克甚至宣称,对于管理学本身而言,大学商学院的课程中,只有两种知识来源最为有效：短篇小说和传统诗歌鉴赏。在德鲁克看来,诗歌鉴赏可以帮助学生练习用感性、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去影响别人，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则培养学生对人际关系的入微观察。
一个创新领导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科技狂，而应该是一个深谙人性者。乔布斯既不是艺术天才，也不是技术天才，但他兼具人文与科技的特质，并且十分重视人文精神。因此，跨学科极端合作的目的，不仅是产生创新，而且要产生更伟大的创新。
拒绝高级平庸
常春藤名校并不是产生杰出人物的摇篮，从那里出来的大多数人都是高级平庸者。常春藤名校出来的佼佼者，并非因为他们是从常春藤名校毕业。企业家不是因为读了商业院才成为企业家，作家和艺术家也不是因为读了相应的专业而成名。从大公司出来而缔造另外一家伟大公司者，也不是因为他出自大公司，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杰出的人物都不是常规人种，待过知名机构也好，没待过也好，总之他们成就一番大业的原因都与他们在哪里受过教育没有必然的联系。杰出的人才是创造环境者，他们为着一个目标可以百折不挠，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不断改变环境，直到改变历史。杰出人物的共同品质是强大的信心、执着的信念、藐视一切困境的坚韧、博大的心胸、持之以恒的自学能力，以及伟大的使命。这一切都与他曾经在哪里无关。
废弃僵化的人才模板
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说：撼动这个世界的绝不是博古通今的学者，而是那些无知无畏的人！同样，伟大的创新往往不是出自受过正规教育者，最佳的解决方案和最具创造性的实践通常都来自那些“门外汉”。
不仅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世界级企业家都没有大学文凭。爱迪生、华罗庚，计算机横断扫描的发明者，诺贝尔奖得主戈弗雷·豪斯菲尔德等科学家也从来没有获得大学学位。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大师级学者，和齐白石、莫言等文学艺术大家，也都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各领域杰出人物不胜枚举，他们没受过正规教育，不等于没受过教育。相反，他们自我教育的过程，由于打破了学科的限制，加上更多的实践磨砺，不如说他们受到了更加高级的教育。
构筑内部营销体系
德鲁克之所以主张从小说和诗歌鉴赏中学习管理，是因为在真正的文学中蕴藏着真正的人性。对人性细腻的感知，是一切管理的开始和最终归宿。特别是对于创新人才的管理而言，感知人性是管理中的管理。
互联网时代，内部营销式管理应该是管理的基本起点，而不应是大肆宣扬的伟大创举。随着开放式创新而来的组织平台化浪潮，未来，内部营销体系的建立对企业越来越重要。象海尔这样的创业创新型平台企业，面对的员工本质上是数千家独立的公司，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被突破，内部营销体系的建设就更加重要。内部营销将是协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张羿，后现代管理开创者，著名管理学家，企业家。现为上海信约管理创新咨询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曾受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在职研究生班和政商精英班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系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和中国式管理批判代表。多次应邀在世界顶级管理论坛、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等发表后现代管理主题演讲，均引起强烈反响。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新浪财经等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治理结构的隐患，间接预警了“宝万之争”。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系张羿第三部划时代管理学力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丰富从业过程，同时身兼思想家、管理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学术背景。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思想独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是具有世界级高度的中国管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