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批评宗庆后，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中也包括一片骂声。我大致看了看，觉得有必要再写一文予以回应。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多位商界大佬有接触和交流，深感他们的认知水平极为参差不齐，同样身价百亿的人，世界观和认知水平时有天渊之别。我对宗庆后也有所了解，现在还有朋友在他身边工作。当然，我没必要通过私下的个人化的方式来了解他，而只需要看他公开的行动。
先谈谈我对宗庆后正反两方面的看法。
从正的方面来说，宗庆后可谓人中龙凤，许多方面有古圣贤之风，很令人敬佩。在中国第一批创业的民营企业家阵营中，宗庆后无疑是强大的，他能绕过企业成长中的诸多陷阱，加上时代的机遇，风云际会，娃哈哈得以连续多年演绎企业成长奇迹。在个人品质方面，他意志的力量坚忍不拔，并不醉心享受，一直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没有娱乐活动，有时坐火车还坐二等座。其他的，比如他踏踏实实扑在一线的工作精神和敬业精神，有话直说的朴实风格，等等，都堪称楷模。
我所不赞同的方面，核心在企业治理思路：宗庆后价值取向是专制集权，而我中国未来治理的方向是民主共和（公司治理--国家治理皆然，内在相通）。什么是共和？多数人不能欺压少数人，大股东不能欺压小股东，一切都在法治的框架内，此谓之共和。
宗庆后是一个强人，在企业管理当中，奉行的是强人政治，万事一人独裁。宗庆后认为：“你去看看中国现在成功的大企业，都是一个强势的领导，都是大权独揽，而且是专制的。”媒体报道称，目前宗庆后在娃哈哈仍像是大家长，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而娃哈哈的员工每天都在等着宗庆后的指示，如果突然间等不到会感觉不自然，娃哈哈虽然也有公司制度，只不过这些制度相当于形同虚设，大家习惯了等宗庆后每天晚上传真，然后谁该干吗就去干吗。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宗庆后不信西方的管理理论，不信咨询公司，也不信调研报告，自己每年2/3的时间跑市场，认为这才是最好的调研；宗庆后不信空降兵，不设副职，事无巨细均需宗庆后亲自审批等。内部人对媒体称他“说好听点就是整个集团之长，说难听点就是‘土皇帝’，公司内部高管和员工都是敢怒不敢言。”。
娃哈哈原高管肖竹青对媒体表示，宗庆后对生活要求很俭朴，对公司则很严格，要求必须正增长，甚至会通过地区的人均消费，来考核大区经理的业绩。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导致宗庆后对娃哈哈制定一些不合时宜的错误战略，但在内部却没有人敢做出反对。
强人政治使娃哈哈崛起，但不可能永远奏效。基业长青只能靠法治化治理来保障。近年来，娃哈哈脱离饮料主业的各种多元化尝试，仍由宗庆后一人拍板，但长期经营惨淡，甚至有渐成娃哈哈内伤的势头，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至于娃哈哈为什么不上市？原因也在这里，我当然不认为所有的优秀企业都应该上市，世界上不上市的优秀企业很多。此处只从企业治理角度来谈。
例如，同样是不上市，娃哈哈跟华为天差地别，娃哈哈绝对集权，而华为早已悄然实现了股权分散化和多中心治理。
上市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肤浅的以为，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融资。不可否认，融资是上市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并不是全部的功能，甚至有时候根本不排第一位，优化公司治理有时才是最重要的。国家兴衰靠制度，企业兴衰靠完善的治理结构，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股权比例不能过于集中，对大股东要形成权力制衡。试看万达的思路：万达为什么要上市？王健林的看法是：不是为了钱（融资规模太小，对万达的体量来说杯水车薪），主要是考虑百年基业，怎样成为一家透明的公司，怎样加强监管，怎样让公司更安全更稳健，这些都要通过透明化、通过上市来实现。而万科在这方面更是如同拓荒牛，在茫茫暗夜中为中国的企业治理踏出一条可学习可复制的道路。
娃哈哈不缺钱，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确没必要上市。但是从企业治理的角度来说，这绝非上计。表面看，都是非上市公司，娃哈哈跟华为似乎是同类，实质上，华为跟万科才是真正的同类。
因此，外表上，娃哈哈好像是一个现代企业，内里头，它却无法完成真正的现代化。娃哈哈只代表过去，万科式的企业治理才代表未来。宗庆后的霸术，如果只在娃哈哈集团内部师心自用，我们作为外人无可指摘；但宗庆后是全国人大代表，一言一行有巨大影响力，对于他的理念及其后果，必须得有清晰的认知。
人都有时代的局限。如果考虑到宗庆后是跨越知情、“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好几个时代的过来人，那么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他身上的尴尬和不协调，理解他为什么落在互联网和现代社会后面。
例如他对契约的认知。当年达能要以大股东身份参与公司业务时，作为小股东的宗庆后方面与之爆发冲突，宗庆后这才发现契约原来很重要，他回顾说：“（当时跟达能）谈了一个多月，我们也没对达能进行考察，甚至没有请律师的概念，100多本的合同，谈好主要条款就签了。”“由于本人的无知与失职，给娃哈哈的品牌发展带来了麻烦与障碍，现在再不亡羊补牢进行补救，将会有罪于企业和国家！”——本文无意评论达娃之争（战况很复杂），但需要从这里看出宗庆后的成长经历和思维框架：一份出售51%控股权的合同，居然连律师都不聘请。——当然，这只是当年的他，现在他也许已经大进步了。
同样由于时代的局限，很多东西他不能理解，例如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理论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名观点，大意是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拖拉机淘汰耕牛，汽车淘汰马车，滴滴淘汰出租车公司，都是技术和商业进步的自然趋势。
宗庆后批评电商和互联网搞乱经济，居然在网上获得了很多共鸣，不少网民留言指责马云导致更多的人失业。试想，如果从人大代表、著名企业家，到普通网民都站在创造性破坏的对立面，那国家靠什么进步？靠什么在世界上竞争、立足？
企业治理到国家治理，原理相通。翻阅历史，在看到中央集权秩序稳定作用的同时，勿忘中央集权导致社会癌变的后果。如果目光深邃，更宜看到多中心治理之意义。权力分散、天下为公的唐虞之际、三代之治，是中国古老黄金时代的记忆，而郭嵩焘等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出国以后不约而同的发现，欧美分权治理模式与上古的古老记忆正相契合。假如他们有机会深入研究美国通用等工业巨头的治理，可能也会像彼得•德鲁克一样，发现分权治理模式是巨型企业永葆青春的秘诀，发现工商企业治理中也闪耀着“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的光辉。
最后说一说交接班问题。宗庆后留给女儿宗馥莉的，固然是巨额的财富，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甚至难以承受的负荷。宗庆后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打造了一艘巨无霸的战舰，这艘战舰复杂到只有他自己的霸术能够驾驭。宗馥莉继承巨额的财富的同时，也继承了巨额的压力。这种压力，也许只有像少数宗庆后这样的人中俊杰才能够承受。
对宗馥莉来说，如果不从企业治理结构入手，而是冲在业务前线以求证明自己的能力，将是一个人生痛苦的历程的开始。强人的接班人难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