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海外并购市场走向何方?

巴曙松 原创 | 2017-07-18 13:44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中资企业 海外并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金融国际化带来的投资环境改善,中资企业国际化的需求与日俱增。中资企业开始活跃于全球并购市场,2016年更是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交易跨越式增长的一年,根据易界研究院的数据,中国企业已经宣布且有资料可查的海外投资并购投资交易达到438笔,较2015年的363笔交易增长了20.94%;而累计宣布的交易金额为2,157.94亿美元,是2016年境外企业在华收购额的6倍,较2015年交易金额大幅增长了147.75%。

  2016年跨境并购热潮背后,也带来了不少监管隐患,跨境并购中可能存在的资产转移现象受到监管层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2016年三季度资本账户录得创纪录的2075亿美元逆差后,2016年底监管层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加大。因此从2016年12月起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当月同比连续6个月为负增长率。

  一、中资企业海外并购十年回顾(2007-2016)

  12年前,联想完成收购IBM全球PC业务,这是中资企业第一宗大型海外并购案,也拉开了此后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序幕。2007年至2016年年均跨境交易额增长率为24.98%,年均跨境交易数增长率为17.41%。截止2016年底,中国已累计达成650多宗1亿美元以上的并购交易。中国的投资人在海外并购市场从蹒跚学步的初学者,如今已成为海外并购市场上活跃的常客。 

  十年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也出现了转变:

  (1)并购主体转变:民营上市公司并购海外资产的交易数量占比提升迅速。

  (2)并购标的地域转变:从主要集中于新兴市场家的标的转变为主要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具有优质品牌、领先技术的交易标的。

  (3)并购标的行业转变:从侧重于能源领域,转变为集中于信息科技、高端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

  中国买家虽然活跃于市场,但是纵览并购十年,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评价收购成功与否主观因素为主,这里就依据是否按照是否达成交易双方定下的目标这一标准,评判项目表现。根据披露信息充分的500多宗交易来看,60%左右的交易均未达成当初的目标。

  有一部分观点认为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效果不佳是因为买的“太贵”,但是从麦肯锡的报告显示中国买家支付的平均溢价是25%,而全球跨境交易的平均溢价则是32%,低于全球交易溢价均值。并购失败的原因大概率还是因为时机选择错误以及欠缺并购整合能力,择时是很难准确把握的,但是并购交易达成之后投后管理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仅仅是简单的并购融合,更要认识到积极管理、文化交融和运营模式调整的重要性。

  二、中资企业海外并购驱动因素

  (1)开拓海外市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很多的行业龙头企业遭遇发展瓶颈,不再满足于中国市场,希望进军海外。此时收购国外企业,利用品牌效应和海外公司的渠道打入海外市场是快速打开海外市场的方法。包括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以及吉利收购沃尔沃等收购案都有这样考虑。

  (2) 外企的优质品牌和技术引进的需求

  面对消费升级的趋势,企业通过收购海外企业获得更高品质的产品,更好的服务,让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先拔头筹。

  (3) 国家政策支持

  十多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的迅速增长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会支持企业走出去。

  (4) 市值增长

  企业增长的模式有两种:内生性增长和外生性增长。海外并购作为外生性增长的一种方式,对股东和投资人都会对优质标的收购之后,企业收入增长和市场份额提升抱有巨大的期望。

  (5) 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的完善

  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融资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包括私募可交换债(EB),海外并购贷款,跨境换股等众多方式。这些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大大提升了中资企业的收购实力,也降低了企业自身现金流的压力。

  三、中资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挑战

  不过,中资企业国际化目前仍处于以获取资源和市场为目的的半全球化,和以获取全球化综合竞争力为目标的完全全球化共存的过渡期,面对的挑战亦不小。

  挑战之一,与欧美企业全球化初期相同,中资企业的全球化扩张还是机会驱动型。这种机会主义的全球化会对企业自身的机会鉴别能力和机会价值的体现造成挑战,企业缺乏科学系统的全球化战略的引领与前瞻性准备;目前仍难找到合适的并购目标,主因是战略缺失及严重的海外投资资讯服务不健全,尤其是中小企业。

  挑战之二,如何整合团队及人才资源,是中资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中资企业缺乏专业的跨国投资与并购团队,全球性品牌与公关运作能力尚显不足。并购后,中资企业应加强现有团队与海外子公司团队的融合,更好地吸收人才资源的同时,也扩大自身品牌和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挑战之三是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首先是法律和政治风险,其次是金融风险,中资企业跨境并购中出现的财务风险主要源自并购的财务风险、跨境投资或并购导致的环境不确定性和目标企业估值中的资讯不对称风险,此外,融资难、融资贵的整体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中国银行业目前国际化程度不高,难以满足出海民企的融资需求。

  挑战之四是跨境监管16年末海外投资监管的力度加大,《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等文件,提出对境外项目的投资审批、真实性审核、审查时间等严格把关。重点监管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等行业的海外并购交易,对“母小子大”、“快进快出”、资产负债率过高或者拟购买境外企业少数股权的项目从严审批。《关于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以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将大额现金交易由20万元调整为5万元,对并购贷款、内保外贷、内存外贷、银行贷款等都提高了风险评估标准。

  四、中资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路径规划

       首先,发挥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地位。

  一直以来,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优势和自由化、国际化的投资环境成为中国内地与国外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包括法律和政治方面、税务、金融及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风险,而香港正是中资企业管理这些风险的风险管理中心。

  以对外投资中的并购活动为例,在参与交易金额较大的并购项目时,许多中资企业资金实力有限,必须通过多渠道融资来完成并购工作。香港市场上的融资渠道充分多元化,如果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则更可以便捷地利用上市平台来支持并购活动。

  其次,以金融全球化推动企业国际化。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引进外资,办理外币的存贷款业务以及国际结算业务;第二阶段是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融通资金、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参与国际银团贷款等方式,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提高外币资产在其总资产中所占比重;最后一个阶段是跨国银行阶段,其显著标志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分支机构、庞大的客户群以及广泛的营销网络。

  近年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国际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与企业国际化提出的金融服务需求相比,中资银行在本土化经营能力、金融产品线、全球竞争力方面仍具有一定差距。首先,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海外业务占比较低,且海外业务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于港澳等亚太地区。其次,与国际大型跨国银行相比,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种类较为有限;境外分支机构仍然以存贷款业务、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清算等业务为主要经营业务,较少涉及投资银行业务以及创新型业务。根据蒋海曦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的国际比较》一文中的测算,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大幅落后于外国商业银行,但国际化水平总体呈现出逐步走高的趋势,且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在逐渐加快。

  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银行业在本土市场业务竞争加剧,海外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近年来,一些中资银行海外市场的盈利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快于在岸市场的盈利增长。另外,国有银行积极推进其业务的国际化,可以更便捷地学习外资银行的先进技术手段和先进管理经验,从而提高综合竞争力。

  全球化的商业银行一方面能够增强银行金融机构对“走出去”企业的信贷支持,扩大“走出去”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市场化的保险体系,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风险保障;另一方面,还可以充分利用其遍布世界各地分支机构的网络信息优势,为国际化企业提供信誉咨询、投资风险与收益分析、市场行情等多方面的金融服务,降低企业信息成本,解决企业信息不灵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应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海外战略,稳妥实施并积极推进。首先,在不断满足中资企业客户的国际化需求的同时,逐步将服务对象拓展至大型跨国公司和境外优质客户。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可以利用客户资源拓展国际业务,同时通过全球化的资产配置规避系统性风险,从整体上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其次,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长期以来积累的资金实力、国内客户关系及品牌影响力等资源,发挥境内外业务联动优势,加强境内外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进一步增强海外业务的竞争实力。

  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国际化,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跨境信贷及投资的支付清算,灵活运行成熟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更好地帮助进出口企业和跨境投资机构管理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巴曙松. 中资企业国际化趋势及其金融路径[N]. 中国时报,2016-06-06.

       [2]巴曙松. 中资企业国际化状况与金融支持路径规划[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6-10-25.

       [3]易界. 2017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别报道[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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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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