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创业对身体不好

王维嘉 原创 | 2018-10-16 11:2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硬创业 

  01考上大学,就像是从地狱到了天堂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农村下乡时考上了大学。

  我1976年从高中毕业,那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大学高考招生停止了11年,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被赶到乡下,去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呆了一年半。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既上过学又最没有文化的一代人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刚好是高中毕业,等于最好的学习年纪都给耽误过去了,整天搞运动而没办法上课。看到今天还有人说下乡锻炼人对年轻人有好处,这些人应该逼着自己孩子到农村呆两年再说这话。

  一直到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我们得到可以报名参加高考的消息比在北京的考生晚很多天,只剩40多天就考试了。

  我当时还在村里的砖厂干活,每天六点钟就要上工,光着膀子做泥坯,然后烧好砖还要从烧红的砖窑里取出来,是又辛苦又危险的活儿。

  一开始,我们想考学的分两组干活,一组拼命干, 另一组在地头背公式,但是这个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农村没有学习的条件,不懂的地方也没处去问。但是在城里,到处都有大学办的免费补习班,为什么?因为那些大学老师文革十年都在被批斗,不许教课,现在突然让他们恢复教书了,每个人都特别兴奋。我们找到大队书记,请他给我们放假回城去复习。大队书记拿起《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你看现在是“大干一百天”的关键时间,我不能放你们回去城里。真正的原因是那时一个知青从农村出来都要给大队书记送礼,当时的行情是一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都考出去了谁送礼呵。

  最后反复请求都不答应,没办法我们就只好不辞而别了。我们回城里复习了30多天,最后再回到公社来参加考试。

  我们回来前就知道,我们吃的粮食是大队给发的,擅自离开后,他们肯定会断我们的粮,因此每个人都背了一书包的馒头提前一个礼拜回来,每天啃馒头。到考前最后两天的时候,馒头也吃光了,我们就到老乡家去蹭饭。最后一天没有饭吃,我们就搜刮出一些陈年的苞谷茬子,里面带着鸟屎,放在锅里煮上四五个小时当饭吃。高考当天早上六点起来,还要走五里路到公社去考试,考完第一场下来,真是饿到感觉天都是在转的。

  最终,我还是考上了大学。

  1977年上大学还需要政审,还是要找大队书记来出证明,否则政审不过,上不了大学。大队书记就不想开给我。

  省里的招生办工作人员到我们县城来招生,已经到最后的一个中午,他们下午五点就要走了。我父母好容易托关系才勉强让这个大队书记给我开了政审的证明。

  我借了一辆农民的自行车,跟另外一个考上的知青一起骑了40里路,骑到下午四点钟,好容易才赶到县城,把政审材料交给了招生办的人。

  再晚一个小时,他们走了,我的命运就要彻底改写了。

  我当年考上的是中国科技大学,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等于是一下子从地狱到了天堂。

  这个转折对我人生的意义超过后面的留学。

  02 留学经历,让我们可以平视外国人

  我人生的下一个转折点就是出国。当然,跟考上大学的命运转折相比,出国留学的转折意义其实就没那么大了。

  我们中科大77级学生里,有三分之二后来都出国了。如果我第一年出不了国,第二年也能出去,如果去不了斯坦福,也许能去伯克利或其他美国大学,所以这个人生转折不是那么大。

  如果说考上大学脱离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对前途的绝望,好像是从地狱到了天堂,那么当年出国,就相当于是从一个小镇来到了大城市,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我1985年去的美国。当时我研究生毕业,在国内工资60块人民币。我在美国做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的月收入是800美金,所以肯定是个巨大的变化。

  我第一次去美国,刚下飞机,第一个震撼就是看到有六条车道的高速公路。在当时的中国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那个年代的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别都非常大,这是给我的第一个震撼。

  第二,中美两国的科技水平差别也非常大,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和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完全是质的区别。我们国内讲的很多知识已经过时了,但在美国的大学里,很多给你讲授这门课的人,可能就是这门学科开宗立派的人物,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一点震撼倒是没有引起我认知上的颠覆。因为早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这也是我们当年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出国的重要原因,因为学科最前沿的知识都在国外。

  我出国托福考了570多分,当时算是很高的成绩。但是刚到美国,头一学期听课还是有些困难,因为我们在国内没有用这种语言对话的环境,大约一个学期之后,我才过了语言这一关。

  到了斯坦福后,我发现自己在学习上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中国学生普遍比较会考试,数学基础好,后来在美国的历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比较高。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的体会是:中国人是聪明。但是我的同学里有法国人、以色列人、俄罗斯人,还有美国人,每个人也都特别聪明。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只能说我们和别的民族一样聪明。

  在美国,只要是来读博士的,各个都是聪明绝顶;而且跟中国不太一样的是,他们不会为了拿一个学历而来读博,只要是念这个学科的,他们一般是天生就特别热爱这门学科,所以每个人的研究能力都极强。

  另外,美国教育系统里长大的孩子,动手能力都比我们强太多了。我们小时候住在父母单位的宿舍里面,电灯泡坏了,水管漏了这种小事都会找人来修。那时候连房子都不是自己的,所以你也很难动手去维修。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学着修汽车、补房子、通下水道等等,他们都特别能干,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超强。这一点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在数学上比较灵光,但是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比如像硅谷早期的创业者那样在车库里自己攒出个电脑,就不是中国人擅长的事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跟外国人接触太少,中国人有两种极端的心态:要不然就是崇洋媚外,看外国人做的什么事情都很好,都要去学;要么就是仇恨外国人,觉得八国联军欺负我们这事儿没完,我们要向他们的子孙后代报复回去。

  中国人看外国人很难有一种平常心,不太能和他们建立一种平等的,像朋友式的关系,总是把他们当成是另外一个物种来看待。

  因为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了,跟美国人比较多的接触,我才发觉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有七情六欲,我们会犯的错误他们一样会犯,我们有的优点人家一样具备,慢慢地你就有了一种对任何人都要平视的感觉。

  我在斯坦福毕业后曾给Micrcosfot微软创始人Paul Allen保罗艾伦打过两年工,当时他在做一个研究所。那时候,我们中午吃饭见到他,他都是跟大家一样排队吃饭,一样穿着很普通的衬衫。你上去跟他打招呼,跟他聊天,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就像跟其他同事聊天一样。

  我想,这就像是你今天在中国跟马云、李彦宏接触多了,觉得他们也是普通人一样。当然每个人的成功肯定是有他的原因,但是你如果接触得多了,就不再会去神话他们。

  斯坦福有六七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你走在校园里的时候,随时可以看到这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是图灵奖获得者,那边那个又是前美国国务卿之类的。这样的人接触多了,神秘感就没有了,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我也能做成。

  哪天你的一个同班同学去创业成功了,你可能就会想这个人能做成,这件事我也一定能做,其实这就是跟那些优秀的人近距离接触可以带来的认知上的改变。

  再说一下国外大学的课程有什么不同。

  我们当时在中科大,物理数学基础课程都学得非常扎实的,因为这些课程几十年都不会有太大变化。老师们都讲得很好,像微积分这么难的课程,我们也都学得很轻松。

  但是进入专业课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得很吃力,不光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很多前沿的理论,比如用于导弹跟踪的卡曼滤波什么的,我们看了参考书,也死活学不懂。

  后来去问老师,才发现他们很多也是在现学现卖。因为中国的长期封闭,文革又导致了大学教育和研究的中断。最新的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数字信号的处理等等,这些老师们都要自己先去学,还没有完全消化,就要讲给我们。

  到了斯坦福学这些前沿课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门老师都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就是这些课程的开山鼻祖。他们对引出这些学科的问题都非常熟悉,对知识有高屋建瓴的直观, 对这门学科在在整个知识系统里处在什么位置很清楚的,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把很复杂的问题说清楚。所以,我们上这些教授的课,笔记也不用记,下来也不用看任何参考书,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就是清楚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这就是在一个行业里,大师和普通专家在水平上的差异。

  我的第一个博士导师就是人工智能中做神经网络最早的开创者之一,他当时讲的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反馈系统”,课讲的非常清楚。他那门课的教材是他自己写的,整个学科都是他开创的,所以这门课听起来让人感觉到非常享受。

  至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的智力没有问题,我接受的教育也是一个平均的水准,如果我在课堂上听不懂课,那么很大原因是老师教得不行。如果老师自己没有融会贯通,就没办法用最浅显的方式给学生讲出来。很多老师做不到化繁为简,只有大师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也经常讲课,遇到听众不懂的地方,检讨起来其实都是我自己没有达到通透的境界。

  03 硅谷生涯,埋下创业的火种 

  当然,还要提到硅谷对我的影响。在去美国之前,我就看到了一本书《硅谷热》,我是找到同学的书,然后一页一页地复印下来,才装订成了自己的书。正是读了这本书,让我产生了对硅谷的向往。

  到了斯坦福之后,我有机会亲身体会硅谷的气氛。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我就定了一本杂志叫《Venture》,当时也有同学笑话我,刚从中国来,就想着怎么去创业。

  其实在斯坦福,创业的氛围是无处不在的。你每天都可能听说,某个人又去创业了,高年级的谁又创立了一家什么公司,包括大学教授,我的导师也有自己的公司,我还在他的公司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学生也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很多我都去参观过。

  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斯坦福电气工程系,大概有一百个左右的教授,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公司,所以创业是整个斯坦福的传统,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教授创业会不会跟教学有利益冲突?当然有,所以需要好的机制来规范。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在课堂上所讲的知识,很多都来自于工业界实际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们讲述的知识绝对都是日后可以用得上的。所以教授创业,会让他们带研究生的时间少了一些,但是教学的质量也提高了。如果教授照本宣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样教出来的学生也会很成问题。

  教授们开公司,也不会每个都做成了伟大公司,很多公司也是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的规模,可能开一段时间也就关掉了,然后有新的机会,就又创办一家新的公司。

  这其中当然也有特别成功的案例,比如斯坦福前校长John Hennessy约翰·轩尼诗,他现在的职位是Google谷歌母公司Alphabet集团主席,最近又刚刚获得了计算机科学最高的图灵奖。他80年代曾创业做过一家芯片公司,产品就是最早的简化指令芯片,我记得后来公司以2亿美金卖掉,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还有一位教过我计算机网络的老师David Cheriton大卫·谢瑞登,讲课经常非常感性。他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赚到了一些小钱。有一天,两个计算机系的博士生找到他说,我们想要创办一家搜索公司,但是很难找到钱。因为当时做这个方向的很多公司已经有五六年了,都死得非常难看,大家都不太看好这个领域。但是这个老师就给他们写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这两个学生创办的公司就是Google谷歌,他当年在公司投进去的10万美金现在至少相当于100亿美金的市值。大卫·谢瑞登如今已经60多岁了,仍然在斯坦福上课,他除了新买了一条船,生活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变化。这说明什么?说明教学是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他当然不会为了一份工资去教课。在斯坦福确实可以见识到各种各样奇迹一样的事情,这些潜移默化对我都会有影响。

  我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创业。后来我跟同学在一起就会讨论,比如我们一开始想做一款电子表,那时候电子表还没有出现,以我们对技术的了解,电子表主要的就是一块芯片加上一个显示器,做出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因为学习太忙,这个想法就扔掉了。我们不断有各种主意,大家来讨论,但是也像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讨论一下,热情散发出来,也就没有了下文,最后只剩下一颗创业的种子埋在心里。

  我把博士读完之后,就开始工作。先后在硅谷的大公司、中等公司和小公司都有过经验,当我觉得条件成熟的时候,已经毕业七年了。

  04别为发财硬去创业,这辈子做点儿真正喜欢的事

  一直到今天,在很多创业论坛,我也会跟年轻人说:创业要顺其自然。我个人也很反对鼓励大学生创业,因为创业确实需要环境和自身条件等很多因素都具备。不能因为今天这个人赚钱了,明天那家公司上市了,我就也去创业。创业需要很多的尝试和失败,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多预设和“目标“,比如我要在35岁之前创业等等,你就是在50岁、60岁也一样有创业的机会。关键的是:第一,你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这件事情我真的想了很久,要把它做成否则受不了;第二,你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你跟别人相比有什么优势:有什么技术优势吗?行业资源优势吗?经验上的优势吗?需要跟别人比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最开始做创业的时候,就是典型的一个技术型思维。1994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互联网已经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下一代应该是移动互联网。实际上,我这个判断比市场早了十年都不止。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移动的互联网终端,可以在上面看邮件、写东西,那时候还浏览不了图片,只能显示文字。

  我们1996年就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可以放在手上的移动终端,可以在上面收发电子邮件,可以浏览网页,这样的设备卖给谁?当时我们的思路有点像手里已经有了把锤子,到处在找钉子在哪。

  我们当时来考察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全中国有多少人有电子邮件?100万人。这当中有多少人有移动收发邮件的需求?可能不到5万人。这些需求构不成一个市场。后来我们想,做移动刷卡设备怎么样?结果发现全中国有信用卡的人都非常少,更不要说有移动刷卡需求的了。那做无线报警器好不好?可是商家连装安全监控的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添置无线报警设备了。

  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服务于股民。当时中国股民已经有几千万,但是很多人的工作场合不固定,没办法守在电脑前随时了解股票行情。于是我们做了中国的第一款炒股机,也是全世界的第一款无线的股票机,就这样开始了创业之路。

  创业之后发现创办和管理企业确实是太辛苦了,当然做投资也有很辛苦的一面。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第一,创业除了要能沉下心来把一件事做好、做深,每天还要处理大量的细节问题。比如客户不满意你的服务,员工提出要涨工资等等,公司大了之后每天都会有更多的麻烦事需要处理,创业者会非常忙碌。

  第二,在中国做生意,大单子还是需要一把手亲自去跑才行。比如我们需要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种大型国企打交道,如果是和一个大省中移动的老总谈生意,你派了一个副总过去,他们就会觉得你一个小公司还跟我们摆架子。

  对我来说,技术是真正让我会兴奋起来的东西,也是我的长项,而做销售,去陪着人家喝酒、洗澡、打球,这些东西不是我的长项。如果我去做这些事情,肯定比不上那些从小在商场混的浙江、广东一带的老板们,他们搞定人的能力比我更强。

  今天我做投资,就完全可以用到我的长处了。比如说我们投资人工智能,这个方向跟互联网很不一样,互联网做内容,做电商,其实懂不懂技术都可以。马云也不懂技术,照样可以做出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人工智能更需要有一点技术含量。如果你不懂技术,你很难判断某项技术有没有前景,团队是不是靠谱,东西做出来到底需要多少成本等等。我读斯坦福的时候,念的就是人工智能,只不过那时候出来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业很科幻,所以我才转到了移动互联网方向。

  我最近刚刚杀青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中信出版社不久就会出版。我把人工智能从技术原理到产业生态,再到投资中的机会与陷阱,包括对未来社会冲击的预测等,所有重要的问题梳理了一遍。在这些技术问题的研究上,那些善于搞定人的老板们就没办法跟我相比了,这就是我做技术领域投资的优势。

  我们基金主投的方向是人工智能,当然也会去看区块链和生命健康等领域的项目。人工智能是因为我有技术的底子,我可以做到跟一家公司的CTO聊算法,聊技术,聊到他们的CEO都听不懂的地步,但是对于这个专业领域之外的领域呢?当面临一个全新的知识门类,怎么能最快地把这个科目的基本概念搞通?我想这就要靠我在中科大、在斯坦福训练出的快速学习的能力,深度研究的能力。要有在大师身边的经历,你才能领悟到其中的诀窍。

  比如,我曾经做过一个讲座,讲的是人类的DNA的迁徙。我做了一个祖源DNA的测试,显示我的祖先是从非洲沿哪条路线进入的中国。这篇文章后来在公众号《知识分子》的前身《赛先生》上发表,变成了一篇10万+的文章。

  文章出来之后,有些行业内的人都在打听这个作者是谁,他们都以为我是行内专家。其实这篇文章,是我在很短时间内,前后大概不超过半年,对DNA技术进行的钻研和了解。我的知识和真正的行业专家相比肯定会有差距,但是用在投资上已经足够了,再遇到这个领域的公司,他们肯定没办法忽悠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应该早点做投资。原来我做企业的时候,每天在运营上都有很多的琐事占用精力。现在,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习,当然也要看项目、投资、开会,但是最主要的精力用在学习上,我的教育背景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背景,加上我在中科大和斯坦福训练出来的快速学习能力,如果还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可以利用自己在学术领域的人脉资源,有什么问题,跟斯坦福的朋友或者中科大的同学,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找到这个领域世界级的专家,向他们讨教一下,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我非常喜欢做投资,每天接触到的都是新的东西,永远都在烧脑,求知欲处在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

  前一阵子我回母校去给中学生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对于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我的人生建议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就要把心沉下来,把周围的浮躁都屏蔽掉,就像打坐一样。如果你每天都在焦虑,我要赚钱,我要赚钱,心里的这个信号就被压制下去了。

  另外,很多年轻人由于人生经验有限,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对各行业多一些接触,多问自己哪方面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对于想要创业的人来说,我的建议是不要硬去创业,更不要为了发财而创业,还是应该为了喜欢才去全身心地投入做这件事情。不要去追逐热点,因为你一旦形成了追逐热点的习惯定势,人生会一直处在很辛苦的永远感觉追不上的状态。

  真正最好的创业者,往往是在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不会觉得累,不会向后退缩;如果逼着自己去做,并没有深沉的热爱,时间长了不仅精神状态会很糟糕,我觉得对人的身体健康也不好。

  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这是我给年轻人的唯一建议。

个人简介
1991年至1994年,在微软创始人保罗.阿伦的尖端性公司主持无线多媒体的研究开发,并拥有多项基础性专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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