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参与私企民主管理,中国官方意图是什么?

邓聿文 原创 | 2018-10-17 15:0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私企 民主管理 

  前段时间,中国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一番“推动职工参与民企民主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讲话,让被“私营经济退场论”弄得神经衰弱的市场再成惊弓之鸟。邱小平的讲话被舆论解读为官方要对民企搞新的“公私合营”,其背景是中美贸易战,也就是说,为了打赢和美国的贸易战,中国政府需要集中全国资源,因此“收割”民企就成为必然之选。

  似乎是为印证此种看法,人社部官网日前发布消息,全国有400万民企推行民主管理制度。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建立工会的企事业单位中,单独建立厂务公开制度的非公有制企业398.7万家,建制率为89.4%;单独建立职代会制度的非公有制企业409.1万家,建制率为91.8%。而不久前发布的2018中国民企500强分析报告也显示,有435家企业推行了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制度。另外,青岛市总工会近日也召开“选派工会干部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挂职第一主席动员大会”,计划安排92名工会干部到民企挂职第一主席。所有这些信息,都会强化市场的这种观念和印象,引发对中国政府要吞并私企的忧虑。

  严格讲,人社部推动的职工参与民企管理并不是一种新现象,正如全国总工会官媒指出的,《宪法》《工会法》《劳动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文件对此都有规定。从上述人社部的消息看,400万民企建立民主管理制度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做到的,有一个推进过程。但青岛市选派工会干部到民企挂职第一主席的做法可能是一个新的东西,它会不会在全国推广开我不做预测。按照青岛总工会的解释,其目的在于建立和规范工会组织、建设新时代职工之家、规范职工(代表)大会建设,推动公司制企业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建设等。

  我的看法是,人社部的做法其实是常规动作,但在目前这个微妙时期,该做法——尤其是青岛的做法——引发市场联想,乃至于人们担心出现新的公私合营,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打消市场的担心不是一件容易事,尽管前不久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一北一南强调中国政府对私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态度和方针没有变,然而,在政府信用陷入“塔西托陷阱”后,市场总是倾向于从坏的角度去揣测政府。虽如此,我还是认为,在民营经济占据中国经济2/3的情况下,任何将私人企业化私为公作为一项公开政策推行的做法,都无异于在给自己掘墓,官方不会蠢到这种地步,但不排除在某些地方、部门甚至官员个人会出于地方、部门和个人私利,去收割民企。

  不过,事情也不是到此就完了。虽然职工参与民企管理是常规做法,也不是不要私营经济,但在引发市场忧虑后,人社部和全国总工会并不去缓解这种情绪,反而似乎有加快推进趋势,这就不能仅仅把它看作部门政绩,而是可能有背后打算。

  换言之,在目前阶段在私企加速推进职工的民主管理,官方的“意图”是,通过加强企业职代会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制度建设,让所谓的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落地,成为企业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从而在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上,纠正过去资本得大头、劳动得小头的分配关系,提高职工收入;同时,通过加强工会的建设,在劳资关系和矛盾上,有效维护工人权益,减少劳资矛盾,尤其是由劳资矛盾所引发的群体事件和劳工运动对社会稳定和中共统治的冲击。

  必须承认,在中国现阶段的劳资关系和矛盾中,资方是强势的一方,劳方是较弱的一方,这里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相对于企业职工,资本是稀缺的,稀缺的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总是要获利更多的,此乃在劳资分配中,资本占大头的市场因素。但是,劳资关系的高度失衡,不仅表现在分配关系上,也表现在职工的权益未能得到企业主的“善待”上。许多私企老板对职工的剥削和压榨,也是突破底线的。这同样有目共睹。

  对于这种畸形的劳资关系和矛盾,其中一个助推因素,就是中国各级政府。中共需要经济增长来维持合法性,所以改革以来其实实行的政策是亲商政策,和资本紧密勾结,当职工和企业主发生矛盾时,严重偏向后者,甚至动用警察打压。此乃中国“低人权”和“低福利”的发展模式。表面上,中国政府从上到下,有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工会,然而,与其说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不如说是企业主的附庸更恰当。由于政府对工会有诸多限制,所以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有心无力,甚至“心”都没有,自然工人也不把它看作自己的组织,在工人维护自身权益时,工会不从中作梗,工人就烧高香了,以致长期以来,工会和工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张的。

  过去,工人和企业主的矛盾和冲突,更多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反抗,但现在,随着经验的积累、视野的扩大,以及外部力量的加入,工人已经明确形成了组建独立工会的意识和行动。深圳佳士企业职工的维权以及北京高校左派学生的介入就是一个明显趋势。一波全国性的工运潮可能正在酝酿。这给官方敲了警钟。相比资本家对官府欺压表达的不满,中国政府其实更担心工人反抗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建立独立工会的行动和联合起来的意图。官方也意识到,官方工会长期的不作为是造成工人对工会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原因。鉴于中共自己是搞工运起家的,深知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同时,中共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不肯放弃自己的阶级基础,这就导致工人运动天然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须权衡和调整自己在劳资关系和矛盾中所持立场。

  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也随着增速下滑和百姓收益下降而递减。这使得中共对资本家的依赖也跟着下降,要维持统治合法性,就必须再打工人的主意,为此需要改善工会和工人的关系,强化工人的地位,并通过扶持工人去抑制资本。

  概括起来,贸易战让中国经济承压,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要求经济不能有大的下降,这就是中国政府仍然需要私营经济、不会让民企离场的原因。但为防止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和冲突演变成劳工运动,特别是防止工人和左派知识分子的结合导致在中国出现类似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工人组织,稳固统治的阶级基础,中国政府不得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和权利保护,如此,才能合理解释官方在这个时候加快推进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以及加强工会建设。

个人简介
法学硕士,资深记者,副编审,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 主要从事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研究,出版著作三部,发表时政、财经和社会评论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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