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实践中尤其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无论在企业层面的“伦理”和“文化”还是员工层面的个体行为，都会遇到“利他”这个令人“头大”的问题。人们纠结于这一名词，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什么是利他？利他和利己（自利）的关系是什么？我为了自利而利他行不行？有没有脱离利己的纯粹的利他？
由此看来，利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企业的行为取向和人的行为导向的实践性问题。从学理上看，利他是诸多学科尤其是伦理学和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正好，近期看了不同学科的几本书，都涉及一些“利他”方面的内容，姑且做一个“堆砌”和简要评介。
稻盛和夫先生在《活法》一书中提到利他，是作为“六项精进”的一个部分，即：（1）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2）谦虚戒骄；（3）天天反省；（4）活着就要感谢；（5）积善行，思利他；（6）不要有感性的烦恼。稻盛先生说： “利他”这个词，听起来似乎有点严肃，其实“利他”很平常，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比如，想给小孩好吃的东西，想看到妻子开心的笑容，想让辛苦的父母生活舒适等等。任何行为，只要是出于对周围人的关爱之心，就已经是利他了。
稻盛先生首先是一位实践家，所以他将利他说的很实在、很“实践”，没有在理论上做过多的“纠缠”。当然，如果仔细品读，我们也会产生一些希望进一步“理解”的内容。比如，“出于对周围人的关爱之心”这句话中，依然包含两方面的“出于”，是“出于”自利？还是“出于”纯粹的“关爱”？在《活法》的相关章节中，稻盛先生也对利他做了系统的解释。
第二本书是法经济学方面的，作者是著名法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在《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一书中，熊老师说，“人是自利的”，是经济学者对人的特性所作的描述。但是，很多人会反感这种描述，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人事实上不是自利的，因为人会做很多利他的事；第二，人“不应该”是自利的，人“应该”为他人着想。熊老师怎样面对这两个问题呢？
关于“人不是自利的”的问题，熊老师举出了极端的自私、极端的利他两个行为参考点。前者如开车时下车窗、丢出垃圾，后者如日行多善之外，每个月还把薪水绝大部分捐给慈善事业。他认为，这道光谱上各个点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同，但都可以从“人是自利的”这种角度来解——“摇下车窗丢垃圾”是自私，当然也就是自利；捐钱做善事虽然是利他，可是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慰精满足，这显然也是自利。因此，不论行为表现的外观如何，在本质上总有自利的成分。
关于“人的行为应该利他”的观点，也值得仔细酌。熊老师认为，第一，社会科学是探讨社会现象“是”如何，而不是社会现象“应”如何。论述“应”如何，只是道德上的呼吁，或许可以满足一般人心理上的期望，但显然对分析实际现象毫无帮助。第二，如果人们接受“人应该是利他的”这种原则，那么他如何处理不同关系的交往——和家人相处、和亲戚相处、和好朋友相处、和陌生人相处呢？这些关系的亲疏远近，难道不是已经反映出“自己”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利害）考虑，而决定“利他”的程度！第三，“应该”代表一种束缚，限制了人们行为上自由取舍的空间。
在他的另外一本书《法的经济解释：法律人的倚天屠龙》中，熊秉元老师继续说到这个问题：
关于人是自利的，更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困惑、排斥乃至于贬抑。他认为，首先，自利是指人的行为，“是”对自己有利的。这是一种实际上的描述是“实然的”（a positive description），而不是“应然的”（ a normative prescription）。无关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刻画而已！其次，利益（ Interests）包括很多种：物质精神，狭义广阔。把自己打扮得风光亮丽，固然是自利；把自己的家小照顾得快乐康健，当然也是自利。很少有人是不顾自己、自己的家小，而心一意去照顾别人、別人的家小。当然，这些人的行为，也是自利，只不过“自利”的内容，与众不同罢了。雷锋的行为，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可以当成作业，好好琢磨。最后，熊老师借助说诺思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认为，经过长期的演化，自利已经是人的本性，“利他”，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出现。
经济学上与自利和利他紧密相关的一个话题是成本效益问题。在本书中，熊老师在探讨自利问题之后也对成本效益做了分析：成本效益所涵盖的范围远不止于金钱货币、商品价格等，情感、道德、良知、伦常都隐含利弊得失、好坏高下，当然也是分析的对象。比如，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的人，平日维持“乐于助人”的习惯（规则），一旦面临类似的情境，自然习惯性地出手挺身。英雄豪杰为民的举止，反映出当事人考虑的内容，和一般人不大一样。“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虽千万人，吾往矣”都还是成本效益分析后的取舍。
在此基础上熊老师认为，人是能思索、会思索的生物，思索的性质就是希望趋利避害——只是每个人对利害得失，有不同的评价而已！试问，如果面对环境里的各种情境，不是考虑好歹得失，那么，人们依恃的是什么——批评（质疑）成本效益分析的人，不妨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不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是什么？
由上述可见，熊老师坚持经济学的“自利”基石，但也并未完全否定利他，比如前述——利他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出现——只是没有说明什么是“特殊条件”。
那么，经济学之外的学者如何看待利他问题？先看看文化人类学者的观点：
彼得·里克森和罗伯特·博伊德在《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一书中提到了“利他主义与同情心”的问题。他们认为，“大量详尽的证据表明人们容易被利他的情绪所感染，这驱使着他们对陌生人伸出援助之手，即使在没有奖惩的时候也是如此。人们常常会做好事不留名，或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于危难之中。自杀式袭击者宁死也要伸张他们的诉求。人们愿意付出鲜血的代价。”当然，两位作者也马上注意到了人们对此类行为的困惑乃至质疑，这些质疑者认为，这样的例子仍不足以说服很多对利他动机抱有怀疑的人，因为他们认为例子中所有的利他行为实际上都是由自私行为所装的，比如生物经济学家 Michael Ghiselin的话——“刺穿利他主义者的身体，你会看到伪君子的血”。
尽管如此，两位作者倾向于肯定利他主义行为，他们认为，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实验研究，使得对善行动机的怀疑变得越来越难。因为这些实验都仔细地排除了自身获得好处的可能，但实验结果证明，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做出利他的行为。关于利他的驱动因素，心理学家 Daniel Batson认为，同情心是解释利他主义的关键，一旦同情心被激发，人们天生的无私动机就会驱使他们努力帮助受害者减轻痛苦。
我国哲学家陈嘉映老师在《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中，也就利他问题进行了讨论。
陈老师说，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各方各面的支持造就了人性自私论的强势。他引用了达尔文和道金斯的理论说明。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尝试从“完全从自然史的角度”来解释利他行为：虽然人像其他生物个体一样从自利开始，然而，“当部落成员的推理能力和料事能力逐渐有所增进之际，每一个人都会认识到，如果他帮助别人，他一般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这样一个不太崇高的动机出发，他有可能养成帮助旁人的习惯”。道金斯在其《自私的基因》这一书中探讨“自私与利他的生物学本质”，认为成功的基因都是自私的，“有些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滋生出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
在介绍了上述观点后陈老师评价说，按照互惠利已的说法，我们的道德其实根源于我们的自私。但是，生活中依然有许多用自私论来无法解释的事情，比如善良和友爱、急公好义甚至杀身成仁等，尤其像“一个巴勒斯坦青年身上绑了炸药去施行自杀性袭击”这样的事情，“要把它解释成自私可不容易。基因理论帮不上什么忙，这个青年没留下也不会再留下任何基因。博弈论也用不到这里一一他从此再没有重复博弈的机会了。”
基于此陈老师提出了一个疑问：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宗教信仰，这些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视做派生的东西而不是原始现象？同时，即便证明了“侧隐之心、仁爱、友爱都对我们自己更加有利”，但反过来，我们又需要解释为什么存在着那么多“过度的自私”、邪恶甚至残暴。
可见，与里克森和博伊德两位人类学家一样，陈嘉映老师也不赞同利他源于利己的说法，他可能更加倾向于，同情心、仁爱心和恻隐心，更多是一种“原始现象”和利他行为产生的原始动力，而不是人类出于利己“精明计算”的结果。
总体看，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理出发对利他的研究，有交集，也有差异。尽管也承认“利他”会出现，但经济学者更加倾向于自利人的假设。且如果将“自利”和“理性”的内涵扩展到精神层面，即自杀袭击者的行为也是“精神自利”的，那“利他”就完全是出于“利己”了。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讨论利他、利己这一类的问题，除了在学理上得到一些知识和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之外，更希望在企业管理尤其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正确地看待利己、利他这些理论在管理中和员工个体行为中的体现，以便找到更为合宜的解决方法。比如，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更加强调人的同情心、仁爱心等，不愿意承认“自利霸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文化建设中强调道德的作用，正如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提到的：
人之自利也，循物竞争存之运会而发展，其势力之盛，无与敌者。同情诚道德之根本，而人群进化，未臻至善，欲恃道德以为成立社会之要素，辄不免为自利之风潮所摧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