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和明治天皇的“文化建设”

王学秀 原创 | 2018-07-27 15:18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文化建设 张宏杰 马国川 

  东方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自古以来有“教化”的传统。不管皇帝大人是一个怎样的人,都希望利用儒家的所谓“礼”来谆谆教导治下的百姓,让他们谨言慎行、恪守道德,全心全意为皇家和国家效忠。读书时,时不时地发现类似故事,兹摘录近期的两则如下:

  张宏杰先生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记载,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发布了一个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也,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够狠的!自姜太公时代就在这么做,流氓皇帝朱元璋自然有样学样。当然,为了让这样的叛逆分子少一些,皇上也不忘教化,煞费苦心地做了一些“文化建设”和理念宣贯的工作: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令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作“申明亭”,一个叫作“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全村百姓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类似于今天的光荣榜,用于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凡民间有孝子、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教化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宣谕。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里选派一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清晨时分走在接到上,大声诵读“六谕”,即朱元璋苦心想出来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个流动宣传员的作用,是让百姓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启发和教育,以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

  另一则故事是说日本的,来自马国川先生的新书《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书中的“德育论战:到底培养怎样的人”一篇中说:

  1878年夏天,明治皇帝发给内阁一个《教育大旨》,指责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认为“追逐文化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所以,应该以儒家伦理来纠正流弊,教育要以仁义忠孝之道为主。这个“大旨”尽管遭到了在朝的伊藤博文等和在野的福泽谕吉等的反对,但保守派力量更大,最终愣是于1890年整出了一个可“流芳千古”的《教育敕语》,成为臣民的精神指引,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且看看这个“敕语”:

  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遗风。

  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朕庶几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教育敕语》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里,规定在学校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都要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

  马国川先生认为,《教育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培育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他认为,1868年《五条誓文》标志着日本的文明开化,而《教育敕语》则意味着文化开化的终结。

  同书的另一篇文章中,马先生还记载了一个不向《教育敕语》低头的故事:1891年1月9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举行奉读《教育敕语》的仪式。奉读仪式结束后,教师和学生五人一队在《教育敕语》前行鞠躬九十度的最敬礼。可是信奉天主教的(教师)内村鉴三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因此他没有向《教育敕语》行最敬礼,便退下讲坛。此举为视为“大不敬”,遭到了在场教师和学生的强烈职责。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不敬事件”。一直到1945年,《教育敕语》才被麦克阿瑟废止。

个人简介
历史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师”核心主讲教授,劳动部“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制订组成员、核心主讲教授,主持与参与多家企业企业文化咨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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